第五节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古代科技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制造工具就需要技术，在漫长的以打制石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做成适合于各种功能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等生产工具和骨针等生活用具，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已渐现雏形。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穿孔兽牙、穿孔贝壳，带有刻画的鸟骨管等装饰品的出现，则反映了先进的骨器工艺水平和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54]。新石器时代，由于制陶业和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兴起，技术性的物质生产与艺术性的精神生产紧密结合，人们把这种审美感受糅合到物质产品的创作中，使创造出来的成果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审美愉悦性，这些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工艺美术品，一般具有形体小、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的特征。工艺美术品除了符合生产、生活的实用功能需要外，还具有符合审美要求的外在形式，表现在用材上玉、石、铜、金、银、木、漆、陶、瓷、锦帛等无所不为，彩绘、雕刻、捏塑等艺术形式无所不包。它既是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又是造型美观、装饰丰富多样、色彩绚丽、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意识形态观念的精神产品，带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特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开始从“一元向多元发展”[55]，即人类社会的文化形式，由单一的物质文化演进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造物传统历经了近万年的起伏，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辉，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六朝青瓷、唐代金银器、宋元瓷器等都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完美结合体。

工艺美术品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包括功能、材料、技术、结构、经济等属于物质方面的内容以及风格、个性、民族性、时代性等属于精神方面的内容[56]。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一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原则，也就是说，由于艺术是情感和审美等心灵因素的产物，因此，“物质生产水平落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未必就不能有艺术的繁荣，与它的较高级阶段相比较，未必就不能产生比较重要的艺术形式”[57]，但由于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当属于古代的陶瓷艺术品。一方面由于陶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或墓葬明器有源远流长的使用历史，自新石器时代创造成功后，直到今天仍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经过火炉锻炼的陶瓷器，质地坚硬、防酸防腐，虽然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土壤深埋、兵火劫难，却依然能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被大规模地揭示出来。陶瓷器作为大量留存下来的中国古代遗物，是衡量考古学文化性质和内涵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陶器，曾被考古学家戏称为“文化面貌的‘照片’，文化年代的‘日历’，对解决考古文化关系问题有重大意义”[58]，成为再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相比其他工艺美术品的制作对技术的依赖性要强得多。陶瓷器制作的工艺流程比较复杂，其原料需要经过拣选、炼制，成型方法有手捏、轮制、灌浆等，彩料和釉料经过选择，更重要的是必须经过窑炉的火烧，通过化学变化把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陶瓷的制作工艺、窑炉结构等技术方面的变化，对陶瓷器的产品种类、质量、艺术成就产生很大影响。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制作多采用手工捏制，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例，器壁厚薄不匀，烧成温度较低，器表多素面，少数饰划纹、篦点纹、指甲纹和乳丁纹等，器形并不规整，仅见碗、钵、壶、罐和鼎等几种　[59]。章建刚先生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和裴李岗文化陶器造型的分析，得出了这时的陶器尚未具备“美”属性的三条原因，其中之一是“陶器制作工艺还不允许人们过多注意‘外形’问题，仅仅靠手制，器形只能是一个大概规范。由于泥质不好，火候把握不住，出窑时有的陶器已严重变形，甚至可能变成粉末[60]。仰韶文化的陶器虽然大部分依然是手工捏制，但已经使用了简单的陶轮，因转动速度较慢，称为慢轮。轮制使陶器成型更加规整，也给陶器的彩绘装饰创造了条件，假如没有慢轮技术的发明，在陶器表面画出如此匀称、流畅的装饰图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制作陶器的原料有的经过精细的淘洗，烧成细泥红陶，装饰彩绘。仰韶文化彩陶的烧制，又是当时的工匠掌握了彩料和烧造技术的必然结果。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已采用轮制技术生产大件陶器，并生产胎薄、质硬、色泽明丽的白陶器[61]。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器形仅见高柄杯一种，器壁薄如蛋壳，最薄处仅0.3毫米，造型规整，质地坚密，器壁厚薄均匀，色泽光亮漆黑，从器身留下的细密施纹，可以看出这是制陶成型工艺中采用快速轮制技术的结果。这种造型复杂的高级奢侈品，仅为少数社会权贵所拥有，用来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因此，往往只能在龙山文化的大中型墓葬中找到[62]。

瓷器是建立在陶器成型和烧造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中采用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多种成型方法，生产出扁壶、方壶、槅、俑，动物形的水盂、烛台、尊，以及谷仓罐等器形。在釉彩的运用中，创造出釉下彩装饰新工艺，或彩绘人物、动物形象，或点彩图案，为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工艺技术上的基础，并一直影响到宋元磁州窑、吉州窑的白地黑花彩绘瓷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对瓷器艺术的追求除了在造型和装饰上下工夫外，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还通过对釉料化学成分与烧成温度和气氛的经验总结，创造出真正的火与泥的艺术结晶，唐代的越窑瓷器被诗人陆龟蒙誉为“千峰翠色”；宋元的钧窑瓷器呈色海棠红、玫瑰紫、天青、天蓝、月白，色调之美，难以言辞表达，“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63]；明清时期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等瓷器，都是钧窑窑变工艺成就的继承和发扬。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开辟出新的生产资料的领域。人类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便对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综观艺术所走过的漫长的发展道路，无论是艺术种类从单一的元始状态，发展到今天令人目不暇接的缤纷格局，还是艺术表现的题材从最初对自然界的简单摹绘，发展到如今艺术家以竭力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为己任，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作为艺术载体的物质材料的丰富，这是促进艺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以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为例，古代绘画的种类，按照载体不同有岩画、彩陶、帛画、漆画、壁画、彩瓷、绢画、纸画等数种，虽然对彩陶、漆画、彩瓷等图案内容，是否是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颇有争议，但它们对中国美术发展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这些绘画艺术品种的产生，都得益于当时的新技术成果。图画于山崖峭壁上的岩画，其创作前提必须有尖锐工具的运用和对某些矿物呈色的认识；彩陶、彩瓷和漆画艺术显然是以手工艺技术的提高为基础；汉代画像石艺术的盛行，与汉代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是分不开的。中国是最早养蚕抽丝、织成锦帛的国家，古人不但在丝织品上织出图案，制成衣物装扮身体，甚至还在锦帛丝绢上写字作画，创作出帛书、帛画、绢画等艺术品种。西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语言文字的传播方式，竹简、木简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开启了中国古代成熟的书画艺术的先河。可以说，没有西汉时期发明的造纸术，成熟的书画艺术就缺少了作为艺术载体的基本物质材料，就不会有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的繁荣局面，以及流播至今的中国画艺术。中国古代的陶塑艺术，假如没有模制技术的出现，在秦始皇陵随葬如此大规模的陶俑军阵也是难以做到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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