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物品的最初目的，并非单纯为了供人审美地欣赏，而是为了满足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正如俄国唯物主义美学家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论证的：“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21]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物质产品的制作远远早于精神产品的创造，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的生成并不是同步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从最初使用木棍、石块等自然工具起步，逐步发展到打制简单的石器工具，占据了一大半的时间，只有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才首次出现了人类创造的艺术产品。显然，人类最早的美感和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是受到工具加工制作活动推动的，“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型，丁村人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橄榄形，等等。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空、刻纹的骨器和许多所谓‘装饰品’”[22]。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生产和生活，是人类的意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劳动使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得到完善，从而奠定了形成人类思维和审美意识的基础，人类的灵魂观念、审美意识、图腾崇拜、埋葬习俗等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历史过程。

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界的生存环境，首先创造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工具。它不仅使人与动物相区别，而且人类史前历史的划分也是依据生产工具在外形和制作方法的不同而划分成以打制石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原始先民的劳动生产率，丰富了生活资料，促进了人口繁衍，使人类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靠近水域的地方聚族而居，从事农业和渔猎，把打制的石器生产工具进行磨光处理，以便使用时更加顺手，外形上更加美观；或在烧造陶质生活用具的同时，对器具表面施以彩绘或雕塑；或把动物的遗骨雕磨成工具或装饰品，甚至找到某些稀有的自然物质（如玉、贝壳），加工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器具。人类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也使审美意识的花朵盛开。新石器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功利性目的与审美艺术追求无法分界，实用性与审美艺术性长期共存。

史前时期，人类创造的彩陶艺术是制陶技术和绘画艺术的有机结合。在陶器表面彩绘各种装饰图案，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对日用陶器的艺术加工，并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彩陶艺术品依然在原始人的生活里，扮演着盛水器、炊煮器、瓮棺葬具等角色。著名书画家吴作人先生在观摩了当年轰动全国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后，感慨万分，浮想联翩：“史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彩陶花纹，如果只研究它画得如何笔驰线引、设色纯简，如何布局均衡、疏密得宜等抽象概念，这就违背了艺术创造源于社会生活的伟大理论了。因为生活是唯一的源泉，没有第二个源泉。彩陶花纹所表现的离不开古代原始社会人们从事渔、猎的对象和相应的生产工具。我们从奇僪的线形运动中看出：网、鱼、兽，以及劳动的手，间或也画人的形象。古代劳动者在实际运用中，务使花纹随器形而变化，创造了既生动而又有规律的装饰绘画。他们不是为装饰而装饰他们的日用器皿，而是通过装饰性花纹以反映生活现实的。”[23]它们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正如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中指出的：“小型社会（指原始社会）中的艺术品，常常也是那些具有工艺用途并饰以艺术图案的日用物品。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往往将真正的艺术视为普通民众不敢问津的珍品，而在小型社会中，艺术品却存在于家庭生活的范围内。因此这种社会中的艺术家首先就是手艺人。总的说来，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用途；虽然这些东西可资赏玩，但它们往往也在家庭或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实际的功效。”[24]可以说，艺术如果不是为了实用，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存在意义。

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玉镯、玉瑗、玉璜、玉管、玉坠、玉珠、玉环、玉玦等都是史前人类的首饰、佩饰，而琮、璧、钺等造型和刻饰的神人兽面纹，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图119）。以玉琮为例，根据张光直先生在《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的意义》一文中对玉琮的考释：“（1）它们是外圆内方的；（2）它们是从中贯通的；（3）它们表面常常饰以动物面纹，也有鸟纹的　；（4）它们多用玉制，也有石制的；（5）它们出土在墓葬里面”，得出了琮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雕刻的动物面纹或鸟纹是“巫师借以贯通天地的助手”的结论[25]。与彩陶等史前工艺美术品相比，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艺术品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要隐晦得多，艺术性也相应地强一些，但不能否认，这些艺术品的创作仍然是原始人类为了达到某种更高层次的，即天地神人之间“沟通”的功利性目的。

图119　浙江余杭长命乡雉山村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玉琮

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印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便是围绕着祭祀和战争，即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发展起来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是祭祀祖先或天地神灵的必备之物，一方面，王室贵族等级地位的高低，通过所使用的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的不同得到象征；另一方面，商周青铜礼器又是“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而使用它们的是巫觋”[26]。商周青铜器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点是普遍铸饰有动物纹样。动物的种类异常丰富，有自然界存在的犀牛、鹰鸮、虎、蝉、兔、蚕、龟、鱼、鸟、象、鹿、蛙、牛、羊、熊、马、猪等，更有远古人类头脑中臆想出来的神异动物如饕餮、夔、龙、凤等，它们都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27]。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创作与玉礼器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功利性（图120）。

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礼记·檀弓》记载：“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孟子·梁惠王》也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赵岐注云：“俑，偶人也，用之送死。”[28]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死后往往用奴隶殉葬。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兴起，铁器时代的到来，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统治者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用奴隶殉葬被认为是对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为此，有些贵族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让奴隶活着继续为主人的后代干活劳动，却把按奴隶形象做成的陶、玉、石、木、铅等质地的人俑，放入死去主人的墓中陪葬，取代了人殉奴隶的野蛮习俗。从人俑在墓葬中担当的角色来看，一般有武士俑、奴仆俑、乐舞俑、文吏俑、仪仗俑等，都分属于为墓主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各级阶层，所体现的依然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秦汉时期，在陪葬人俑的基础上，更是增加了各种动物俑及各类建筑模型。人物俑、动物俑和建筑模型等古代艺术品，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图121）。在古人的信念中，人死后还存在着另一个幽冥的灵魂世界，因此，为了地下来世的生活，皇室贵族竭尽全力建造模拟现世建筑的陵墓，塑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生活用具、生活资料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杂役人众的艺术造型，以寄托在来世继续过生前奢华富足生活的愿望。从此，以造型各异、种类多样的模型明器俑作为大、中型墓葬的必备之物延续了将近2　000年。

图120　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鸮尊(www.daowen.com)

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29]。三国魏国曹植的《画赞序》曾记载：“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妬妇，漠不侧目；见令妃顺后，漠不嘉贵。是存乎鉴戒者图画也。”[30]绘画采用各种不同的艺术题材、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达到统治阶级扬善惩恶、教化民众的目的。佛教继承了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壁画艺术传统，使之大放异彩。佛教传入中土后，最先在社会上层阶级中流传。为吸引广大民众，佛教借助了壁画艺术的表现方式，通过生动的画面，让识字不多的佛教徒，了解佛教的宗教含义、佛祖的伟大。敦煌壁画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经变画等内容和题材，无不折射着壁画成为宣播、图释佛教经典的重要工具的深远意义（图122）。

图121　四川成都出土东汉陶狗

在陵墓壁画方面，墓室壁画的题材、内容在艺术思想性上显然要比建筑壁画弱得多，虽然陵墓壁画有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古代圣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等题材，但由于它不是用来昭示人间，未能以表现的艺术题材感化人、教育人，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陵墓壁画的内容主要以表现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为主（图123），如汉墓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所表现的农耕、桑田、放牧、射猎等庄园经济形式，汉唐墓室壁画流行的出行仪仗、乐舞百戏等日常生活画面，其目的是把墓主人奢华的人间现实生活搬到地下，让死者继续享用生前的荣华富贵。以河南荥阳苌村出土的汉墓壁画内容为例，甬道内“侧壁绘皂衣和赤衣人物，并多有隶体墨书题榜，可以大致辨认的有：‘□君解艺’‘门下贼曹’‘门下□’‘功曹’‘骑吏’‘郡官□’‘主薄’等”，前室侧壁的车骑出行图，“车骑队伍排列整齐，气势宏大，一些车辆有隶体墨书题榜，如‘郎中时车’‘供北陵令时车’‘长水校尉时车’‘巴郡太守时车’‘济阴太守时车’‘齐相时车’等。”[31]　这些带官职的人物和车辆，是墓主人生前部属的缩影，他们在墓中担当的角色一如两汉墓葬流行的陪葬明器人物俑和车马模型，只不过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不同而已，壁画采用的是绘画形式，模型明器运用的是雕塑形式，其目的都是围绕着让死者的来世生活更加美满。

图122　甘肃敦煌375窟西壁龛北侧唐壁画乘象入胎故事

图123　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出土壁画君车出行

总之，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考古调查发现的艺术遗迹，还是从古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艺术遗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功利性实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