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夏陵墓

1.武威郊区西夏墓

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西夏墓。两座墓均为单室砖墓，规模较小。墓室四壁均为平砖叠砌，底部一层平砖，为人字形铺法。墓门为单层砖拱形券顶，以较大卵石封门。墓顶呈圆锥形。两座墓后壁底部均设二层台，宽度与墓室相等，台上用石灰抹面。

两墓形制基本相同，随葬品以木器为主。M2出土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木缘塔、木板画和瓷碗。板画29块，放在墓门内两侧、左右两壁和后壁的墙角下，从画面内容、脸部方向和板画大小推测原先皆对称排列；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和鸡、狗、猪等；个别板画的背面或侧面还有墨书题榜，如“蒿里老人”“童子”“二童子”“大六”“天关”“太阳”“金鸡”等。一号墓男墓主为刘仲达，死于大夏天庆八年（1201年）；二号墓男墓主为刘德仁，死于大夏天庆五年（1198年）。他们的祖籍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是汉人，都在西夏政权任职。

两墓均为火葬墓。题记中的“灵匣”，很可能就是木缘塔，作存放骨灰之用。据文献记载，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武威二墓主依据党项羌人的葬俗埋葬。火葬主要是受佛教的影响，武威西夏墓使用火葬，这与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史实正相吻合。两墓随葬大量木质随葬品，是其葬俗的一个特点。由于墓室太小，画工难以进入墓室里面去彩绘壁画。但墓室壁画是讲排场、盼望死后仍能过着寄生生活和祈祷灵魂升天的一种精神寄托，必不可少，于是出现一些相适应的变体。武威西夏墓采用小巧精细的木板画，能起到代替壁画的作用。^[30]

1981年，武威西郊又发现一座西夏墓。墓葬为单室砖墓，四壁以单砖叠砌，条形砖铺底。随葬品不多，有白瓷碗、黑釉瓷瓶、木板画等。板画内容为站立男女像二尊，均着斜襟长袍；绘画技术娴熟、线条流畅，形态生动，色泽鲜明。墓中未见人骨，应是舍利塔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物看，与武威西郊林场的西夏墓基本相同，属西夏晚期。^[31]

2.西夏陵

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约3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陵区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随着地势的起伏，大小陵墓，如塔林立，星罗棋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夏陵区进行了四次调查，已逐步基本摸清了陵区的范围以及帝陵和陪葬墓的大致分布。按陵墓的自然分布，自南而北可分4个区域：第一区帝陵2座，即L1、L2，陪葬墓34座；第二区帝陵2座，即L3、L4，陪葬墓56座；第三区帝陵2座，即L5、L6，陪葬墓98座；第四区帝陵3座，即L7、L8、L9，陪葬墓20座。总计帝陵9座，陪葬墓208座。贺兰山东麓被择为陵园之地，一方面有与都城及离宫相联系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地势的优越。陵园所具地望特点是高亢开阔、背风向阳、年降水量少、山洪频率低。

西夏陵区九陵园的形制、布局、坐向等基本相同，是仿照唐宋陵园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布置。1号陵自南向北分别有双阙、台基遗址、兆域和外神垣、月城、内城、献殿和陵台。陵园的双阙、月城及内城神墙、陵台、兆域阙台等，皆为夯筑，夯土中施以木构骨架，十分坚固。8号陵是一座经过发掘的帝陵，位于陵区中部偏西处，西部紧靠贺兰山。整个陵园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单体建筑组成。8号陵墓主人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李遵顼；另有学者认为8号陵的墓主人是西夏第四代皇帝李乾顺。(www.daowen.com)

西夏帝陵“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宋陵继承唐代制度。

西夏陵区2号陵平面图

（引自《西夏美术史》）

但西夏帝陵与唐宋陵也有一些差别。西夏帝陵规模比唐宋陵小，这是因为西夏经济力量远不能和唐宋相比。西夏陵将阙从南神门两侧陈放的石像生群安排到月城城内御道的两侧，缩小了陵园的范围，平面布局显得比唐宋陵更为紧凑。和唐宋陵相比，改外城包围内城的布局成为月城在内城南面的纵向安排，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西夏陵的陵台，台基平面为八角形或圆形，和唐宋陵陵台成方形的情形不同，立体如同楼阁式的塔和唐宋陵如覆斗的制度也有明显区别。唐宋陵的陵台下面是墓室，西夏陵陵台却在墓室后部十余米处，不具陵台封土作用，也是很特殊的。西夏贵族的葬俗，除其基本方面依照汉族风俗外，还保留着党项民族的某些固有特点及受到其他民族如契丹族葬俗的某些影响。

1975年，宁夏博物馆发掘了108号陪葬墓。陪葬墓四周筑有宽约1米的夯土墙，初建时设有门楼。南墙外靠东一侧有正方形的碑亭残基。墓道在墓冢之南，发掘前墓道填土隆起，成鱼脊状。108号陪葬墓是一座阶梯墓道土洞墓。出土的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碑首有“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字样，从而推断108号陪葬墓是西夏梁国正献王之墓。1977年，宁夏博物馆主持发掘了101号陪葬墓。101号陪葬墓位于西夏陵区的中部，是一座斜坡墓道土洞墓，甬道内出土了两件大型随葬品——重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和重355公斤的石马；墓主人应是一位身份非常显赫的贵族。

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3号陵（原编13号）东碑亭遗址。东碑亭遗址由台基、圆形基址、踏道等部分组成，另有碑亭被破坏后形成的灶坑5座。亭室中心从东向西一字排列四个人像石座，现存三毁一。发掘的出土物大量为建筑材料，还有石刻以及零星的铜铁器、陶瓷片、钱币等。石刻人像石座3件，质地皆青灰色砂岩，略呈方形，正面雕出裸体、跪坐人像，面部浑圆，部位突出；竖眉咬齿，鼓目圆睁，獠牙外龇，表情奇特；双乳下垂，形体很大，与鼓起的圆腹，伏跪的双膝，成为五个圆球；双臂佩环，肌肉凸起，伸屈有力，整个形体似身负重物。碑刻残块360余块，皆西夏文。制作精美、种类较多的莲花纹、菱格纹、卷草纹花砖，说明碑亭是一座精心构筑、造型美观、具有特色的建筑。石座的人物造形粗犷、豪放、夸张、变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32]

西夏陵园北端的建筑遗址，是1972年调查中发现的，位于陵园北端，西南距2号陵约1500米。遗址为一平面布局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坐北朝南，现存各类建筑遗迹十多处。地表散布大量砖、瓦、滴水、瓦当、脊兽等建筑材料及碗、盘、瓶、钵等瓷器残片。墙垣内建筑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南端，由两个东西对称的四合院建筑组成。第二部分在中部，约占遗址总面积的一半，由三座四合院建筑组成。三座院落均呈长方形，相互连接，平面呈凸字形。第三部分在北端，是一个殿堂遗迹。这一遗址很可能是“孛王庙”——西夏祖庙的遗址。^[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