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墓葬

1.甘肃境内隋唐墓

1982年，平凉四十里铺庙底下村发现一座唐墓，为长方形砖券墓，由甬道和墓室组成，平面呈“凸”字形。随葬品多出自墓室北侧，计有塔式魂罐、瓷钵、墓志、铁券函、铜镜、银钗等物。铁券函1合，灰黄色细砂岩制成，盖为盝顶式，雕牡丹纹，中刻“铁券函”3字，函内有浅槽，内装铁券残片和黄棕色粉末，可能为包裹铁券的材料。所出铁券函可能是作地契券或祈祷亡灵的冥券。墓志1合，灰黄色细砂岩制成，正方形，盖为盝顶式，四刹雕牡丹纹，中间篆书“大唐故刘府尹之圣记”。墓主刘自政，字通之，彭城（今徐州）人。据卒年推算，当出生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死于大中五年（851年）。唐代墓葬等级制度比较严格，中级官吏才能使用方形砖室墓，该墓的形制和墓主人的身份是相称的。平凉一带为唐代边陲，战火不断，所以此墓埋葬比较简单。^[1]

1965年，秦安县杨家沟发现古墓葬，共清理6座唐墓。墓葬都被盗掘，1号墓遗存较多。1号墓为方形砖室墓，由墓室、甬道、墓道、耳室等几部分组成。甬道后段用砖砌，墓门用土坯封闭。墓室平面呈方形，盝顶，西、南二壁中部距地面1.22米处开明窗，窗以3砖侧立作为窗格。靠东壁设须弥座棺床，棺床周围用砖磨成7个束腰座柱形饰。棺板已朽，仅留残棺钉数枚。耳室位于甬道外右侧，顶部已塌毁，平面呈方形，四边略有弧度。出土残余的随葬品180多件，主要是三彩俑。其中武士俑、文吏俑、侍俑和镇墓兽，均放在墓室内；而骑马俑、牵马俑、牵驼俑以及马、牛、羊、骆驼、猪、狗、鸡等则置于耳室内，由于耳室顶部塌陷，俑多被砸碎，发现5枚“开元通宝”。出土的三彩俑具有明显的盛唐作风，特别是武士俑、文吏俑、牵马俑、骑马俑以及镇墓兽等与章怀太子墓所出的同类俑形象、造型几乎完全一样；推断该墓与章怀太子墓是同一时期的。^[2]

武威青嘴喇嘛湾是吐谷浑慕容氏的茔地，慕容氏这一族有地位的人物死后，大都归葬于此。清代，武威南营青嘴喇嘛湾发现唐弘化公主墓，同时出土弘化公主墓志。民国时期，地震震塌几处墓室，又发现慕容明、慕容神威、慕容忠等墓志。1945年，夏鼐、阎文儒到此考古，发掘金城县主墓和慕容曦光墓，又得墓志二方，夏鼐作了考证。同年阎文儒于武威文庙抄录弘化公主墓志，并加以考释。金城县主墓因盗掘和地震破坏，墓坑已较凌乱，墓志书“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9字。慕容曦光墓也被盗掘，墓门南向，以砖堵门。随葬品有彩画陶壶、漆碗、皮马具、陶盘、小马镫、木俑等。墓志一方，志盖篆书“大唐慕容府君墓志铭”9字。1958年，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故夫人李氏墓志”一合。1978年，青嘴湾一处被破坏的单室砖墓中，出土“大唐故武氏墓志”一合。根据墓志序文，“大唐故武氏”系武则天皇后的侄孙女，与燕王成婚，死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开元二十四年迁葬于青嘴湾。1980年，“武氏”墓葬中出土两把琵琶，与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中唐代琵琶图像颇为相似；同年武威文管会清理弘化公主墓，出土纱、罗、绮、绢等丝织品，色泽鲜艳，纹饰复杂，薄细透明；各种图案的织锦，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地牢固。另据夏鼐所记，1949年后武威天梯山出土慕容宣昌墓志一方。

1982年，天水市石马坪出土墓葬一座，墓向正北。墓葬为竖井单室砖墓，墓道平行砖砌，上呈拱形券顶。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墓室用长方形绳纹砖错缝平砌。在壁高二米处开始向内斗合叠砌为穹隆顶。发现屏风式石棺床，棺床上有残存木棺痕迹和人骨痕迹。棺床为沙页岩，较酥软，由大小不等的17方画像石和8方素面石条组成床座、床板和屏风。正面床座由2方画像石拼成。凹雕六组壶门，分上下两层。上层壶门为圜底莲瓣形，内有六个男性乐伎，均头戴束发冠，身着圆领紧袖左衽绯衣，两肩垂带交叉飘起，从左到右为执笙俑、执铜钹俑、弹半梨形曲项琵琶俑、吹洞箫俑、手击腰鼓俑，另一乐伎双手弹奏竖箜篌。下层壶门内与乐伎上下对称雕刻六个神兽，两臂生翼，反掌托举。这一组床下须弥座以减地凹刻手法饰以蓝底，乐伎和神兽饰以红、黄两彩，浮表贴金，整个场面生动活泼。

床板由四块石条拼成，各拼缝间均有子母扣相接。正面床沿镌刻连珠忍冬纹，并饰以金彩。其余三面距床沿边4厘米处镌刻成凹槽。屏风由11方高均87厘米、宽30～46厘米的彩绘画像石组成，床左右首各3方，正面5方。11方画像石的底部镶嵌在床板边沿的凹槽内。屏内背面各画像石相互拼缝之间上下各有凹槽一个。凹槽内有木钉铆接痕迹。屏风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有反映主人狩猎、宴饮、出行、泛舟等生活的画面和亭台楼阁、水榭花园等建筑。部分画像石饰以红彩，外施贴金，十分华丽。床上及床下附近遗存器物有乐伎俑、鸡首瓶、烛台、金钗、石枕、铜镜等物。墓志1件，志文不清，隐约可见朱砂痕迹。该墓具有初唐墓葬的普遍特征，尤其是石棺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3]

1995年，在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汉唐墓群发掘唐代模印砖墓6座。模印砖墓均为长斜坡墓道的方形砖室墓。甬道以条砖券砌，照墙多为裸露的戈壁剖面，也有个别墓葬以条砖和模印砖叠砌装饰照墙。墓室以条砖封堵墓门，墓道回填后略凸起呈沙砾隆埂。出土各种题材的模印塑像砖212块、辅助花纹砖478.5块。一砖即一完整图案。就画幅位置而言，有正面图案、侧面图案、立面图案和特制的异形图案砖四类。

模印塑像砖的图案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人物；其次是四神、怪兽；第三是植物花纹；第四是辅助性的陪衬花纹。其分布也有一定规律，如人物模印砖用于甬道和墓室四壁的主要部位，四神砖则主要见于照墙，植物花纹模印砖用于棺床和铺地，而辅助性的花纹模印砖则主要用于分隔衬托作为壁面装饰主体的人物活动模印砖。人物图案有骑士巡行、胡商牵驼；四神图案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怪兽为龙首犬身；植物花纹为缠枝葡萄、忍冬纹、宝相花纹；陪衬花纹有乳钉半环纹、乳钉莲房纹、水波纹等。

墓葬的年代大致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前期。模印砖墓坐北朝南的墓向与西安地区同时期墓葬是一致的，表明墓葬的文化性质与西安地区有深刻联系。但其依后壁设棺床和依后壁安葬墓主的习俗则是敦煌地区的地域特点之一，与西安一带流行依西侧壁设棺床的习俗不同。^[4]

2001年，庆城县城关镇封家洞村发现唐代砖室墓。墓道、墓门偏于墓室一侧，墓室为圆角方形，西壁砌有棺床，出土陶俑、陶器、墓志、铜镜、钱币等。陶俑是烧制成型的泥质灰陶，陶质坚硬，表面有彩绘，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有天王俑、镇墓兽、袒胸胡人俑、文官俑、武官俑、戏俑、骆驼、马等，部分陶俑是胡人形象。陶塔、塔式罐盖、莲瓣纹花蕾等体现出鲜明的佛教影响。铜镜是菱花纹镜。钱币为“开元通宝”。墓志一合，灰陶质，正方形。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游击将军穆泰，卒于公元730年。^[5]

2.宁夏境内隋唐墓葬

固原南郊隋唐墓葬群位于南郊乡羊坊村。墓葬坐北朝南，为长墓道多天井，每座墓葬之间距离数百米不等。1982—1987年发掘的8座墓中有隋墓1座、唐墓7座。隋代史射勿墓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9米。封土为馒头形，夯筑。墓道全长约22米，有两个过洞，两个天井。甬道券顶，用土坯封门。墓室略呈方形，前窄后宽。墓壁似在高2米处起券。墓室靠后壁有一近似梯形的生土棺床，棺床壁涂白色，上画红色波状线。在墓道、过洞、天井、墓室等处均绘制壁画，内容有人物、建筑物、莲花等。墓志青石制成，志盖盝顶，上阳刻篆书“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6]。

庆城县穆泰墓出土陶俑

（引自《文物》2008年3期）

另外，唐代史道德墓出土墓志一合。志盖为黄色砂岩，盝顶，上刻“大唐故人史府君之铭”九个隶书大字，四面斜杀，阴刻卷草纹饰。墓志为青石质，是利用旧碑石加工制作的。墓志表明，它是唐仪凤三年（678年）的墓葬。^[7]1986年，固原博物馆的唐代梁元珍墓壁画较多，主要分布在天井、过洞、甬道及墓室。天井东西两壁共绘制人物牧马图6幅。甬道东西两壁各画一幅牵马图，在牵马图前各立一人物。墓室四壁及顶部均有壁画，东壁绘有枯树、女子、男装女侍等；南壁绘有侍者；北壁为相连的五扇屏风画；西壁屏风画紧接北壁屏风壁画，尺寸形式相同，共5幅，绘有枯树、老者等。墓室顶部壁画为星象图。出土墓志一合，志文中有武则天造人、年、月、日等字。^[8]

固原南塬唐墓群发现于2003年，靠近隋唐史氏和梁氏墓群。南塬唐墓除了两座单室砖墓外，均是洞室墓。斜坡墓道为主，个别是阶梯墓道。1号墓是穹隆顶单室土洞墓，平面呈刀把形，坐北朝南，由斜坡式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组成。出土陶俑（武士俑、镇墓兽、跪拜俑、骆驼、马）、陶罐、铜钱、漆器等。9号墓与1号墓结构相似，出土铜镜、铜合页、铜钱。36号墓与1号墓结构相似，墓道西壁掏挖壁龛，龛内殉葬羊一只；墓室西壁下有长方形生土棺床，出土陶罐、天王俑。15号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出土铜钱、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29号墓发现的两具人骨架，经鉴定具有白种人的因素，可能与粟特人有关系。当然，墓葬也反映出粟特人汉化程度较深。^[9]

1976年，宁夏博物馆在青铜峡县玉泉营清理11座唐墓。1号墓是方形砖室墓，墓室平砖错砌，似为四角攒尖顶；棺床横陈室中。出土遗物有陶俑、男立俑、女骑俑、陶驼和陶牛等。8号墓平面近梯形，墓室平砖错砌，向上内收，似为四角攒尖顶。墓门已毁。封门砖残留二层。棺床上横陈尸骨二具，是夫妇合葬墓。出土牵驼胡俑、陶驼、陶马各一件。棺床上有“开元通宝”、“大泉五十”、铜带饰和陶片等。这批墓葬与中原地区唐代墓葬是一致的。^[10]

2003年，吴忠西郊发现唐墓，共清理唐代砖室墓120座。除破坏严重者外，墓葬均为砖室墓，西、南是主要朝向；除竖穴墓外，都有短斜坡墓道，大多数有短甬道，墓室内砌棺床或挖掘棺床；流行合葬。三室墓、双室墓很少，单室墓较多。倒凸字形墓是主要形制，其次是刀把形墓。据推测，墓顶有穹隆顶和尖顶两种。使用棺木等葬具的较少，约占总数的20%，并且棺板较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瓷器、铜镜、钱币、玉器、铁剪、骨梳、漆器等。陶器以塔形罐为主，与其组合随葬的器形有双耳罐、壶、矮领卷沿罐，这是随葬陶器的主要组合；铜镜有宝相花镜、瑞兽纹镜、“卍”字纹镜、瑞鸟纹镜、双凤纹镜等。墓葬从盛唐开始，延续到中晚唐，甚至可能到五代时期。研究者认为，吴忠西郊墓应为唐灵州墓地的组成部分；唐灵州的大致位置在墓地的西部，即今吴忠城区西部的古城乡一带。^[11]

宁夏盐池苏步井唐墓群，共清理唐墓6座。6座墓皆为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墓。墓道起于山丘的缓坡处，墓室门开凿于山丘的横切断面上，上部无封土。M1墓道长26米，门道方形，以石块堆砌封门。墓室平面方形，平顶略有弧度，直壁稍向外突。壁面用竖凿、横凿和斜凿等方法，雕刻三角形、梯形等几何图形。墓室北部为石棺床，墓室东西两壁各有一长方形小龛，两龛内未见遗物。除M1外，墓葬均经盗扰，随葬品损失严重，残留的木制品有武士俑、文吏俑、侍女俑、镇墓兽、马、骆驼等；石质品有鼎、枕、画像石、石刻门、墓志等。

苏步井M3出有墓志一合，志文记载墓主人卒于唐武周久视元年（700年），并使用了不少武周所造新字。M3出土的天王俑衣纹线条流畅，女俑面颊饱满，马俑体态丰腴、比例匀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M3墓主人为月氏人，何姓。何姓为西域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北史》《隋书》《旧唐书》中多有记载。6座墓的形制、墓室结构都很相似，排列有序，显然是同一族属的墓葬。M6石门扇上线刻的舞蹈形象，应是文献记载中康国的胡旋舞，为证明这处墓葬为昭武九姓中何氏家族墓提供了佐证^[12]。

3.青海境内隋唐时期墓葬

青海省都兰县分布大批吐蕃墓群，比较集中在热水乡、夏日哈乡、香日德、沟里乡等地。本地属于海拔3400多米的高原地带，墓葬一般分布在山脚下。1982—1985年，在热水乡发掘大墓封堆遗迹1处、中小型墓葬20多座，出土大量丝织品，有锦、绫、罗、缂丝等，图案精美，技艺精湛。(www.daowen.com)

1994年起，考古工作者继续发掘和研究工作，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1999年，发掘了热水乡血渭草场热水沟南岸4座墓葬。墓葬均为吐蕃贵族墓，形制特殊。封土是覆斗形，墓室上叠压着1～3层柏木，柏木长约6米。4座墓的墓室结构各不相同，分别是长方形的前后室砖石柏木混筑结构、长方形的左中右三室柏木结构、“凹”字形的左中右三室石室墓、前中后左右五室的砖石柏木混筑结构。在墓葬的东面还有一个墓葬区，位于山脚下，分布若干小墓。这两个墓区可能是两大家族墓地。

4座墓葬多次被盗，但是残留的随葬品仍然很丰富，有丝织品、木器、金银饰件、陶器和皮革制品等。丝织品绝大多数是中原输入的，有锦、绫、罗、绢、纱等，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丝绸品种。木器有包金彩绘木棍、墨绘胡人侧面像木板、彩绘马匹像木板、马鞍等，以彩绘木板最具特色。金银饰件有镀金银质三狮纹嵌绿松石牌饰、珍珠地卷草纹银管等。此外，出土的桦树皮、核桃等反映了吐蕃人与邻近地区甚至新疆阿尔泰地区的往来；出土的藏文资料包括古藏文木简、碑铭、织物等有助于推断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

从墓葬和随葬品中可以看到当地苯教和中原道教的影响。M1、M2的封土中发现有殉狗、祭祀的现象，与苯教经典的记载相吻合。有关道教的影响就是发现了3个符箓，它们可能是道书中所说的使用者随身携带的“佩符”；写在织物上的道符在我国西部还是首次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唐墓中也是第一次。符箓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道教流传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另外，墓葬中见不到佛教的痕迹，大概与吐蕃贵族信仰苯教有关系。^[13]

青海大南湾吐谷浑遗址位于乌兰县东部铜普乡察汗诺村，周围群山环绕，形成一个盆地。2000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6座、祭祀遗址2处、房址2座。6座墓葬均被盗扰，墓葬形制已被破坏殆尽。M1封土堆呈圆形，封土堆上表土层内含较多杂草根茎，其下用土坯垒三层，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土坯下为厚10厘米的灰烬，内含少量牛骨、马骨等。另外，还出土灰黑色陶片，陶质酥软，有烟炱痕迹。灰烬层之下为夯土，土质坚硬，含细小炭粒。M2封土堆呈圆形；出土遗物有泥质擦擦，呈塔状，内含刻有梵文的泥饼。

祭祀遗址2处，一号遗址平面近方形，长10米、宽9.4米，边框明显，有高0.4米、直径4米的椭圆形封土堆，土质较硬，内含少量炭粒、牛羊骨骼及卜骨。卜骨为牛头盖骨，正面有烟炱痕迹，背面划有黑色交叉十字符号。封土堆下有一木棺，位于整个遗迹中部，无底，棺盖凿有两个正方形孔。棺内用一木板将木棺一分为二，两格内放有羊肋骨、肩胛骨及谷物。木棺周围分布有15个柱洞，排列规律，形状多为方形，遍布整个遗址边角。

一号房址呈方形，由土坯垒砌而成，三面有土坯墙，东侧无墙。墙体内外两侧均用红胶泥抹平墙面。房内东侧放有两个莲花瓣柱石，活动面之下为夯土，夯土之下有鹅卵石块呈“土”字形排列，可能为地基，房内无任何遗物，房外墙底发现有泥质擦擦。出土遗物有擦擦、陶环、铜带钩、铁铠甲、皮带扣、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石础、卜骨等。南北朝到公元11世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是吐谷浑人，推断大南湾遗址是吐谷浑的遗存。^[14]

4.新疆境内隋唐时期墓葬

（1）阿斯塔那墓群

阿斯塔那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俄国人科兹洛夫、德国人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到此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黄文弼曾到此地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西晋至唐大历年间的墓葬近400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其中，纪年文物自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止于唐建中三年（782年），前后跨越5个世纪。

古墓群散布在戈壁上，有单个墓葬，也有聚族而葬形成坟院。坟院周边有界沟和压砌砾石的土垣，前面留出通道，内有墓葬几座、十几座或几十座不等，依死者辈分高低自后向前排列。每墓大致埋葬一组配偶，在与墓室相对应的地表起坟。坟堆及墓道填土上均以砾石压护，形成明显的标志。

阿斯塔那的墓葬都是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其他民族。墓葬与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3期：第一期是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用破毡、柴草裹尸的，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葬品；墓志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第二期为麴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做成的。从这期开始在地面建造家族坟院。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有的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它的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相似。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烧。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年）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越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随葬品中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有很多发展。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就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年）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缂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绞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出土的绞缬绢、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等，都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

阿斯塔那墓群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从用以制作纸棺、死者的鞋帽、腰带、枕及部分俑构件的故纸中，清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汉文文书。文书大多残损，其种类有契约（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账（户籍、手实、计账、受田账、欠田账、退田账、差科簿、定户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的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账历等），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和经籍写本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除汉文外，还有粟特文契约以及用粟特字母拼写的汉语、突厥语木牌。此外，还出土百余方砖、石墓志，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墓群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塑及其他手工艺品，如建筑模型、彩绘泥俑、纸臂绢衣木俑、绢花等。泥塑木雕俑像，或稚拙古朴别有情趣，或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一座唐墓中出土的一组泥俑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唐时流行的喜剧“踏谣娘”，是同类俑像中时代最早的珍品。出土的日用器皿中，麴氏高昌时期的彩绘陶质明器极具地方特色。此外还有制作精美的食品（饺子、花色糕点等）、各式剪纸、绢花之类，虽然为数不多，也是罕见珍品。^[15]

（2）石人石棺墓

石人石棺墓广泛存在于北疆草原地带。阿勒泰地区、温泉县较为集中，伊犁地区也有分布，巴里坤县、伊吾县也有发现。天山以南也有石人石棺墓遗迹。

石人形象以发现于温泉县阿尔卡特草原的一具最富有典型性：脸型宽圆，蓄八字胡，身着翻领大衣，腰束带，佩剑及短刀，并且垂饰小囊、砾石等物件；左手扶持剑柄，右手举杯至胸前；整个形象完整、威严。昭苏县小洪那海石人像以花岗岩雕成，高191厘米，着冠辫发，发辫多至10根，长垂至背腰；胸前自腰至腿，满刻文字（可能是卢尼文）；石人身后有一坑，应是墓葬。但是大部分石人形象比较简单，往往只是在脸部刻出轮廓；也有的仅立条石，无任何刻画。所有石人像，除后人移动者外，大多朝向东方。有关石人像的作用，初步推测应是死者的形象，与唐陵的石“翁仲”有根本区别。

墓葬从地面形制、结构来看比较复杂，但就葬式看初步分为土葬和火葬两大类。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的32座石人石棺墓均为土葬。墓葬形制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单个石棺，棺前或立石人像，面向东；另一类是坟院制石棺，即在片石围砌成的矩形石垣坟院内有多座石棺，俨然是一个家族茔区，围垣前也有石人像或立石。石棺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葬式有屈肢葬、仰身直肢、俯身直肢等；少数墓葬有明显的杀殉。出土遗物比较复杂，有细石镞、小铜刀、铜镜、陶器、石质容器、骨带扣、羊拐骨、金饰片、铁犁、铁钉等，不同风格和类型的随葬品表明墓葬具有不同的时代和民族特征。阿尔卡特墓区有石人石堆、石人石棺和单一石棺墓三种，大多数墓葬不见人骨和任何遗物，似为火葬。

石人石棺墓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最早可能到汉代及其以前，晚期可能到隋唐。新疆境内发现的石人石棺墓都在文献记载的突厥人活动范围之内，文献记载突厥人有土葬和火葬两种葬俗，人们往往将这类墓葬与突厥民族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墓葬可能与活动在北疆的匈奴、柔然、铁勒、突厥等民族都有密切关系；并不代表单一的时代和民族文化。

另外，1970年发现于乌鲁木齐盐湖南山的唐墓，是利用天然洞穴埋葬的。墓葬大部分已毁坏，不见葬具。人骨东侧有马坑，殉马一匹，骨架保存完好，鞍具配饰齐全；马坑底部铺一层芦苇，芦苇上盖一层红柳，马身上也盖芦苇和红柳。随葬品有马具、铜饰腰带、丝织物等。马鞍、丝织品等表现出唐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