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甘肃河西地区
魏晋至十六国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高台、民乐、武威、崇信等地，共发掘墓葬近1200座。酒泉、嘉峪关和敦煌一带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多分布在戈壁滩上，墓冢多由砾石堆成，排列有序的墓冢的四周还保留有砾石堆砌的方形茔域围墙的遗迹。茔域内的墓葬多在砾岩中挖凿洞室，大中型墓还在洞室内砌砖室。酒泉、嘉峪关多大中型墓，敦煌多中小型墓，两地魏晋墓和西晋末十六国墓区别较大。
嘉峪关壁画墓M3门楼
（引自《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
（1）嘉峪关壁画墓
1972—1973年发掘8座墓。墓葬封土用黄沙土堆成，未经夯筑，形状有截尖方锥状和圆形两种。墓葬都有长而深的斜坡形墓道，多用各式花纹方砖铺地。墓门上有5至7层砖砌拱券，都用双层条砖封门。墓门拱券上端都有砖建门楼；墓室有壁画的，其门楼原先大概都有壁画和彩色纹饰。门楼结构基本相同，有的雕有鸡首人身、牛首人身像以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蜚廉、麒麟等图像的壁画等。门楼下端的阙门结构，是阙门建筑的象征物。这些墓主人生前都是世家豪族或兼为官吏，大概生前住所建有楼橹或阙。在他们死后，又将它们模拟砌筑在墓门拱券上端，形成这种形式的门楼建筑。
墓室用砖砌成。结构基本相同，都有2～3室。前、中室作盝顶，墓室平面接近方形；后室一般为普通弧券，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地面多用双层砖铺成，下为条砖，上为花纹方砖。墓室模拟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倾向十分明显。3号墓前室四壁挑出3层半块砖，砖底用颜色绘成条状，象征楼阁建筑的屋檐和屋椽。墓室东、西壁建有“壁龛”。“壁龛”门嵌有对缝立砖作的门扉，门扉上绘衔环铺首；东壁“壁龛”旁题有“各内”2字。前室南部砌有二层台，有4个耳室，耳室旁边也有朱书题榜“臧内”“炊内”“牛马
”“车庑”等字。在前室至中室过道门旁，开有小洞，也嵌有对缝立砖作的门扉，门扉上绘有建筑装饰图案衔环铺首，旁边书有“中合”2字。
有壁画的墓室绘有建筑性装饰图案，除上述门扉上的朱雀衔环铺首外，还有虎头纹、彩绘鸟、云气纹、连续三角纹等。木棺多置于后室、中室，全为黑漆木棺，有的墓棺盖面浅刻连璧纹、人物图像。有的棺盖内面朱绘人首蛇身、手捧圆物，应为伏羲、女娲的图像。木棺用铁棺钉拼合，没有起砌棺床，有的还有垫棺陶龟。随葬品按质地有陶、铜、铁、玉石、金银、木、漆、骨、丝绸和货币等类。
墓葬中有6座为壁画墓，现存壁画600多幅。壁画有大、小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作画，数量很少。最多的是小幅壁画，是在1块（少量在半块）砖面上作画。这些壁画大都一幅只表现一个内容；但也有一部分是在一排砖面上连续作画，组成一个完整的内容。
墓室壁画从总体看画幅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位置也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由于壁画墓有双室、三室之分，所以壁画安排也稍有不同，依墓室的多寡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双室墓，前室壁画遍布四壁，若以墓门至后室的过道门为界分为两边，大致一边画表现墓主人宴居生活内容为主的壁画（如宴饮、庖厨、汲水、奏乐图等），另一边画有关墓主人庄园经济生活为主的壁画（如农桑、牧畜、酿造图等）。对墓门的南壁两侧（或一侧）画男女墓主人筵宾待客的宴饮图。这说明壁画以正对墓门的南壁为中心，向其余三壁展开。后室只在后壁（即南壁）作画，内容为绢帛、丝束以及一些生活用具、婢女像等。
第二类是三室墓，前室主要绘表现墓主人庄园经济生活的壁画，也有表现兵屯活动的壁画、出行图以及侍女像和宴饮图等。中室壁画以反映墓主人宴居生活内容为主。后室壁画仅绘于后壁，有绢帛、丝束、生活用具、婢女像等。可见，前室壁画是用来象征墓主人的庄园（或兵屯），中室象征墓主人宴居生活的宅院，后室象征墓主人的寝室。壁画题材通俗易懂，数量虽多但内容大都雷同。
1号墓壁画中墓主人坐于榻上，右旁题榜“段清”，左旁题榜“幼絜”。“段清”应为墓主人的姓名，“幼絜”则为墓主人的字。河西段氏“世为西土著姓”。因此墓主人是河西地区的豪门世族；据其他因素分析，段清还是地方官吏。其他7座墓墓主人也都是世家豪族，有的还兼为官吏。墓葬的年代上限应是曹魏时期，下限应当在四世纪初，属魏晋时期。[46]
（2）酒泉墓葬
在甘肃酒泉丰乐乡三坝湾共发掘10座墓。其中2003JFSM10墓室保存较好。该墓早期被盗，为三人合葬，中为男性，左右为妻妾。随葬的三件碗均放置在三位墓主小腿中央。南侧女墓主头部发现铜簪。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判断，属魏晋时期。[47]
孙家石滩墓群位于酒泉东洞乡西7公里，清理墓葬3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台阶墓道的砖室墓和土洞墓，有单室和双室。均用青灰色条砖干砖叠砌而成。除M1为土洞单室外，M2、M3为双室砖墓。随葬器物中木器的品种、数量较多，和武威磨嘴子东汉墓葬中所出木马、木牛的组合规律非常相似。墓葬年代很可能在西晋早期。[48]
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是一座具有前、后两室的砖室墓，在砖壁上薄施一层草泥，再粉刷一层极细的黄土色泥皮，然后彩绘壁画，壁画上仍沿袭着魏晋画砖的风格。前室的壁画较为复杂，墓室盝顶中心，绘一朵正视的大莲花，在圆莲房周围伸出两重十八瓣莲瓣。以下用土红色宽带自上而下区分成五层，宽带内以树丛纹作装饰。第一层无彩画。第二层四壁中央各绘一倒垂的龙首，东壁还绘有内立三足乌的红日和东王公，西壁绘有内有蟾蜍的满月和西王母，西王母前有九尾狐和三足乌，她身旁还有持华盖的女侍。这些画面下部绘有重重山峦，其间奔驰着白鹿、神马、神兽、青鸟和飞腾的羽人。第三、第四两层画面，以后壁第三层所绘墓主人宴乐图为中心，描绘了墓主人家居宴乐、出行车马、厨房炊事等等，另外还有坞堡、耕作、畜牧等题材的画像。最下部的第五层，在东壁左右两角和南北两壁二层台下各绘一龟。后室壁画较简单，共分三层，第一层绘卷云纹，第二层画有一些装财物的箧、奁和弓箭、方扇等器物，第三层画有成束的丝和成捆的绢帛，似表示着主人屋室以内的财物。墓室壁画中有一较突出的现象，即从事劳动的人物服饰和面相，都像是少数民族的模样，或许是反映着北凉时期民族关系方面的变化。[49]
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
（引自《酒泉十六国墓壁画》）
（3）敦煌墓葬
①祁家湾墓地
1985年，在敦煌祁家湾发掘墓葬117座，墓葬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家族聚葬在墓区周围一定范围内，以沙砾在地面堆成方形茔圈；茔圈门前用砾石堆砌出“神道”。茔圈大小不等，一般约40米见方。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可分为前后双室墓、单室附耳室或龛、单墓室不带耳室及龛、刀形墓四种类型。
葬具分为两部分：一为尸床，一为尸罩。尸床构筑材料不一，最常见的是以砂、泥构筑而成，有些尸床还以小木条或植物秆茎将尸床表面隔成菱形、三角形格。部分尸床两端还置有与尸床质料相同的头枕和脚垫，头枕多为条形，脚垫有条形、波浪形和“山”字形。
尸罩为木质，以侧板、两端挡板和盖板组合而成；多以榫卯拼装，也使用棺钉钉合。此外，还有以草席裹尸入葬的现象。但是，未见一座用棺的墓。墓葬方向以东向为主，西向次之，少见南向，未见北向墓。家族墓群的墓葬朝向一致。墓主头向一般与墓向同。除个别小墓墓室极狭仅容1人外，其他均为合葬墓。在形式上最流行的是依死亡的早晚分别入葬的夫妻“祔葬”墓，也有合葬者中一为一次葬，另一死者为二次迁葬。还有较特殊的在一墓室内分上下两层且每层均两两合葬的现象。无论大墓小墓，均流行随葬斗瓶；斗瓶均罐形，多陶质，个别泥质，自名“斗瓶”；瓶内一般装有粟粒、面粉、云母片等，个别的还装有“铅人”；瓶腹多朱书“镇墓文”，少量为墨书，也有一部分素面无文。此外，还流行将盆或钵有意识地敲成碎片散置于死者身下；陶钵残片上有的还有墨书佛教内容的语句文字。出土随葬器物有铜钱、泥饼、编织物残片等。
敦煌祁家湾斗瓶及摹文
（引自《敦煌祁家湾》）
通过分析，得知纪年属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最早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276年），最晚的为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420年），前后历有西晋、东晋的张氏前凉、前秦苻坚、北凉段业、西凉李嵩、北凉沮渠蒙逊等几个历史阶段。另外，墓群定穴遵循着以南为上、以右为尊的原则。
虽然没有发现关于墓主有官品记录的任何遗物，但可以认为使用双室墓制的墓主当为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势力的豪族地主；单室附耳室或龛的墓约为一般中、小地主，其余为经济状况不佳的平民和贫民。
祁家湾西晋墓与洛阳西晋墓在文化性质方面基本一致，可以说祁家湾晋墓仍以中原文化传统为主线。但中原地区墓葬制度对敦煌的影响存在一个时间差。西晋时，单室墓已成为中原墓葬的主要形制，而祁家湾则多汉魏以来流行的双室墓或单室附耳室墓。祁家湾墓葬由“汉制”向“晋制”的转化，基本是在前凉中期完成的。而与墓葬形制相联系的等级制度，由于在敦煌地区较为松弛，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上两者也很难完全对应。祁家湾盛行的尸罩、斗瓶、祔葬、族葬及双室墓中前后室的功用等均为中原地区所不见、少见或明显有别，从而成为敦煌地区鲜明的文化特点。[50]
②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
1992年，对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的部分墓葬进行发掘。其中有6座西晋画像砖墓。墓葬由茔圈、封土、墓道、墓门与照壁、甬道、墓室组成，均带长斜坡墓道。墓室顶部地面堆垒成覆斗形封土，有些封土因自然侵蚀现呈丘状，墓上标志于是呈“甲”字形或倒钟摆状。
墓室平面基本为方形；双室墓中前室方形，后室作长方形。一般在墓室两侧壁前部对应设耳室和壁龛。个别土洞墓的后室从其使用功能看应是耳室的变异。砖室墓后壁下部往往设供台，供台与后壁正中下部象征帷幔的壁画相对应。也有的墓在墓室北侧前部壁龛及龛内彩绘帷幔，壁龛作供台使用。
葬具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墓室内承载棺具的棺床，一为盛殓尸体的棺或棺罩。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墓向均朝西，头向均与墓向相同。保存完好的4座画像砖墓均为夫妻合葬墓。家族成员流行聚族而葬，并以沙砾堆培的方形茔圈围绕。家族墓群中祖墓多位于墓群北部。家族成员墓葬则依严格的长幼宗法关系循序排列，排列形式分为向左前方排穴和向左后方排穴两种。茔圈山门多朝南，这种情况当是墓主姓氏五音相墓卜穴的观念使然。
随葬品中多为明器，且以陶器为主。实用器主要为铜钱、金属餐具、漆器和装饰品等。随葬品的陈放具有一定规律和定制。带耳室的墓葬一般在耳室内用青砖搭摆出象征性的厨案，案上及耳室地面摆放罐、樽、釜、甑以及铜质餐刀、餐叉等炊厨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碗、钵等食具置于盘上摆放于墓室中部或偏靠于某一墓主。壶、灯多成对搭配置于墓室中部或墓主附近。木俑等特殊随葬品则多见于与耳室相对的壁龛内或龛前。铜钱撒于墓主葬具内尸体胸部或手部。漆器多置于葬具内墓主头侧。
画像砖是以小型单幅画像砖为主，也有在墓室砖壁的某一部分壁面上作画的。画像砖一般为一砖一画，一画一个独立内容。也有些画像砖在表现同一内容的同时作对称或对应排列，还有一些画像砖由两幅连续的画砖构成一完整内容。
敦煌佛爷庙湾M37仿木斗拱砖雕及画像砖分布
（引自《敦煌佛爷庙湾》）
画像砖主要分布在照墙部位，墓室内虽有少量画像砖，但主要安排于墓室西壁甬道两侧的壁面。也有的墓在墓室四壁正中镶嵌一块有某种特殊含意的画像砖。画像砖的分布往往还与一定的内容相联系。如表现墓主庄园生活的画像砖均安排于墓室西壁甬道两侧。照墙上的画像砖内容最为丰富，装饰也较为复杂。内容以神禽异兽为主，可考的往往还与特定的传说相联系。这些画像砖和仿木构彩绘砖雕以及其他图案砖、造型砖雕相结合，构成灿烂多姿的照墙壁面。照墙的装饰从工艺上可分为三类：最普遍、数量最多的为画像砖；其次是根据照墙构图的需要斫削出的仿木构件异形砖；第三是在一些特殊部位分别以圆雕、浮雕手法雕凿。其中后两种还根据不同的造型内容施以彩绘。现存彩绘动物造型砖14幅、画像砖227幅。画像砖包括彩绘画像砖215幅、墨绘画像砖12幅。
画像砖内容丰富，除分隔主题画像砖的几何形、花点形辅助纹饰外主要有四神、与一定传说相联系的神禽灵兽、不明涵义的奇禽异兽、带有佛教色彩的瑞兽与花卉、传奇历史英雄和名士、墓主庄园世俗生活以及半人半兽的方相、羽人和力士和陪衬性的兽面和兽雕等。
佛爷庙湾画像砖墓具有突出的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同时，不能不看到其自身鲜明的文化特点。
西晋时期河西走廊中西部为画像砖墓的主要分布区域。其中永昌为其东限，敦煌为其西界。敦煌地区画像砖墓中画像砖的分布，与以嘉峪关、酒泉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部地区画像砖墓中画像砖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前者以墓葬照墙为主要施画区域，兼及墓室内壁；后者与之相反，以墓室四壁为主要施画区域，兼及墓葬照墙。两者最突出的共同点是均饰以复杂的仿木彩绘砖雕，以象征高坞深堡的庄园门阙。
画像砖的题材内容，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的酒泉、敦煌两绿洲之间相互联系而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敦煌地区以神禽灵兽等祥瑞为主，并流行表现历史名人与故事，世俗的庄园生活量少而简单，因而总体上充满浓郁的仙幻色彩和典雅的文化气息。以嘉峪关、酒泉地区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部则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和庄园生产等社会生活场景为主，神怪灵异占有极小的比例。
由此可以看出，以嘉峪关、酒泉为代表的河西走廊中部和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地区尽管画像砖内容、分布区域均有较大差异，但都流行使用画像砖，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地区同时期墓葬文化的具有特定分布地域的画像砖墓文化区。[51]
（4）玉门墓葬
官庄墓群位于玉门镇西北16.5公里的柳河乡官庄村南，2003年发掘清理5座墓葬。墓葬为西北地区较常见的墓葬类型，同类型的墓葬在敦煌、酒泉等地都有发现。这批墓葬的年代是西晋晚期至十六国时期的4世纪中叶。
5座墓内均未发现有关于墓主官品记录的资料，应属无官品的平民墓。从墓葬规模与结构看，墓室进深一般在3米左右，皆于墓室前端两侧壁下各开一龛。其中Ml、M2出土的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多，墓主人可能为一般的中、小地主。Ml的随葬品围绕女性放置，葬具以女性为上，在同时期的墓葬中不多见。另一明显特征为，凡是罐形器中皆储放粮食。这些丧葬习俗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有待更多的发掘资料充实，以便作进一步研究。
2003GYGM1出土的棺板纸画是甘肃省境内迄今发掘的墓葬中出土年代最早的纸画。就绘画技法而言仍然承袭了秦汉绘画的传统，以毛笔勾勒出轮廓线条，再根据绘画对象的不同，分别以黑、黄两种颜料予以渲染。与敦煌佛爷庙湾画像砖中仙灵飘逸之感的人物相比更具生活气息，且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画面中人物表情呆板，比例略显失调，技法稚拙，应是一般工匠所绘。[52]
金鸡梁墓群位于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村金鸡梁以北，其西约2公里即为著名的火烧沟遗址。2009年对其进行发掘，清理墓葬24座，可分为砖室墓、砾石洞室墓、砖石混合墓等类型，以单室墓为主。墓葬由封土、墓道、墓门、照墙、甬道、墓室组成。砖室墓扰乱严重，个别木棺盖板内绘制伏羲、女娲图像。少数墓中见灰枕。M5棺板上见“升平六年九月五日大男赵□”字样。砾石洞室墓多半未发现葬具。砖石混合墓中，M10见残棺木，挡板上绘制星象图，并书写文字。
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器、钱币、丝织品、刻画砖等。陶器组合为罐、壶、仓、灶、井、甑、盘、钵等；木质器物也有一定数量；同时随葬衣物疏等。金鸡梁墓葬中出土了铭文砖。东晋十六国墓中的铭文砖继承了西晋随葬铭文砖的传统，这些铭文砖具有墓志的作用，体现了这时期墓葬的传统。
墓葬从排列到墓葬结构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墓葬的排列呈一定规律，墓道均朝西，3～5个墓葬为一组，似为家族墓。它与咸阳十六国墓葬、南京地区东晋世家大族墓相似。另外，金鸡梁墓群成排墓葬中，靠南边的墓葬多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位于中间，北边的多为砾石洞室墓，且南边墓葬随葬品多于北边。这表明南边墓葬的规模大于北边，其墓主的身份也高于北边。
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墓门上砌照墙，且照墙较短。砖室墓平面以方形为主，墓室四壁外弧，耳室消失。洞室墓墓室前部两侧存在盲龛，内放置随葬品。盲龛具有耳室的作用，只是形式更为简略，蜕化趋势明显，这与祁家湾等地的十六国墓葬结构相近。这种结构在洛阳、关中地区晋墓中常见，说明河西地区保留有大量的中原遗风。墓葬符合河西十六国墓葬特点，其年代在前凉中期到晚期。从M5所出封检“酒泉国相章”及“赵清行”字样来看，墓主身份较为尊贵。不过河西地区远离王都之所，是否存在僭越礼制，也不能排除，但不可否认的是赵氏家族在当地应是相当显赫的。
金鸡梁墓地承袭了酒泉地区墓葬的特点，既体现出酒泉、嘉峪关地区的共性，又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中“前堂后室”结构的影响。以草木灰作头枕的做法与武威西晋十六国墓相似。木棺前挡上墨绘星象图，与张掖、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的做法相近。随葬器物中的陶井、陶仓在武威、敦煌地区不见，而在酒泉、嘉峪关地区较为常见。敦煌地区常见的镇墓瓶在此处墓群中不见。金鸡梁墓葬结构、葬具、随葬品均表现出一定的特性，又与周边地区同时期墓葬有密切联系。[53]
（5）高台墓葬
墓葬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西南的戈壁台地上，2007年清理墓葬5座。M1为双室土洞墓，由封土、墓道、照壁、墓门、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等组成；现存2具棺，棺木分别为松木、柏木。个别棺木上残留绘制的女娲头像。随葬品破坏严重，有陶器、金器、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M2与M1结构类似，M6为双室墓。墓葬时代属于西晋。
上、左、右分别为玄武、蟾蜍青龙、朱雀
高台地埂坡M1壁画（引自《文物》2008年9期）(www.daowen.com)
墓葬均为前后双室，部分墓葬前室还附有耳室，墓葬形制延续了汉墓的特征，与嘉峪关魏晋墓葬相同。陶器多壶、罐、钵、盆等，且壶、罐等类器物下腹部刮削出瓜棱纹，这些均是魏晋墓中器物的典型特征。
高台地埂坡墓葬是近年来在河西地区发现的较为重要的一批魏晋墓葬，从建筑结构到墓葬壁画都与以往发现的魏晋墓葬不同。M1、M2中的仿木构建筑的墓葬形制，尤其是M1中的仿木结构梁架及屋顶，形成了面阔一间进深三架椽的结构，是河西魏晋墓的一次新发现。对认识魏晋时期建筑形式及墓葬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再次显示了中原传统文化对河西的影响。墓葬壁画整壁绘制，与河西常见的一砖一画的形式不同。墓葬为研究河西地区历史、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54]
2001年对高台骆驼城墓葬进行发掘，清理了墓葬4座。M1为双室砖室墓。M2是四室砖墓。地表有长方形封土，夯筑，南北残长1.93米、东西残宽1.88米、残高8米。画像砖均出自二号墓室且均为一砖一画，个别砖因绘画时布局欠妥，出现一砖未能绘出全部内容而占用邻砖的现象。画像砖的绘制有两种形式，一种直接在青砖上绘制，另一种是在砖上先涂一层白垩打底，再在其上作画。东壁南北两侧分别绘伏羲、女娲、坞堡。北壁内容主要表现放牧场景。南壁表现的是扬场图、出行场面、二牛犁地图等。西壁北侧绘一人双手拢于胸前，人前有一只狗，人神态悠然。南侧绘一坐姿人物，双手拢于腹前。
4座墓葬位于骆驼城遗址周围，其年代应与城址年代相当，为魏晋至十六国时期。M1、M2为大型砖室墓，时代为曹魏至西晋时期。M4、M5是单室洞室墓，也是敦煌、酒泉等地十六国墓葬结构的主要形制，时代为十六国时期。M5出土的衣物疏上“升平十三年”的题记，更明确了其年代。[55]
2.宁夏地区
（1）固原西郊古墓
此墓位于固原县城东清水河东岸的雷祖庙村附近，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道正西向；甬道用条砖砌筑，券顶，部分砖侧面有水涡纹。墓室方形，是叠涩穹隆顶。随葬品有铜器、透雕铜饰件、透雕铜铺首、铁剑、铁镜、陶器、银耳环、金耳环、波斯银币等。
男性墓主人的木棺外原有漆画，但漆片已脱落破碎。清理出大小不等的残片上百块。经整理拼对，棺盖、前挡及左右两侧漆画的原貌大致可以恢复，后挡漆画已残毁。漆画以红色为底色，以铁朱（赭色）、石青、石绿、黄色等调漆绘制，部分黄色及蓝色之下开金；白色（蛤粉）则似未调漆，以彩色或墨线勾描。绘画内容丰富，装饰精美华丽，是少见的北魏艺术珍品。墓葬虽然没有记载年代的文字，但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棺板漆画分析，应属于北魏时期。[56]
（2）彭阳县石洼古墓
石洼村墓地坐落在北山上。墓葬地处山坡中央，坐北朝南，两墓封土东西间距约为8米。一号墓全长44.76米，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6部分组成。二号墓位于一号墓东侧。
一号墓的随葬品主要分布在墓室前部，以墓门为中心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紧靠墓室南壁的是一排武士俑，接近东壁的是文吏俑、女侍俑等；前有一排风帽俑，风帽俑前是骑俑；后有两辆陶牛车。西边的陶俑与东边的组合大致相同，仍为武士俑、风帽俑、骑俑等，但在靠近南壁处及其前部有陶牲畜、陶模型（仓、灶、磨、井）、陶盆、陶罐等。墓室前部中央放置乐俑及陶乐器模型。两座墓中未见墓志，但墓葬规模宏大，随葬陶俑众多，墓主或为当地军事首领。
一号墓封土下发现土筑房屋模型，在同期考古发现中比较少见。汉魏隋唐的墓葬多模仿墓主生前的居所，并随葬种种生活用具的模型，意在使墓葬成为死者灵魂饮食起居之所。土筑房屋模型，无疑具有相同性质。陶俑群的组合除没有镇墓俑外，基本上具备了北朝早期墓葬陶俑群的一般特征。陶俑群中大部分应是模拟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即所谓的“胡俑”，这显然与当时活动在固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57]
（3）北周宇文猛墓葬
北周大将军大都督宇文猛墓位于固原县南郊乡王涝坝村，葬于北周保定五年（565年）。墓葬有斜坡状墓道，有5个天井，墓室为土洞式，墓室靠西北壁用长条单砖错缝平铺成长方形棺床。从葬具朽木遗留痕迹分析，葬具为一棺一椁。
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处均绘制壁画，隐约可见零星线条和白、黑、红色块。在第5号天井东壁留有一幅站立的武士壁画，人物高90厘米，侧身站立，面部严肃，双手紧握一长刀，刀鞘涂黑色。随葬品有铁剑、镞、陶罐、彩绘陶俑、陶模型等100余件。陶俑均为青灰色陶，质地坚硬，俑体实心，背部扁平，整体多施白、红、黑等色彩绘。出土一合墓志。
宇文猛墓出土俑80余件，可分为四类：镇墓俑、仪仗俑、家内俑及动物俑等。造型、组合等与北周李贤墓及陕西咸阳底张湾北周墓出土的俑接近，尤其是出土的人物俑面部饱满，体态丰腴，服饰、神情丰富多彩。此类俑和李贤墓出土的俑除色彩有些不同外，形体普遍比李贤墓的大。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出土的执箕俑、持盾武士俑，从风格、造型等特点看，在西北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中属首例。
从墓葬残留的壁画痕迹看，从布局到画法都与李贤墓壁画的风格接近。从人物穿戴看确有它自身的特点，如武士头戴的圆顶直脚幞头虽在唐墓壁画中有见，但在北周时期的墓中以宇文猛墓为初见，为探讨北周和隋唐墓壁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58]
（4）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
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葬于北周天和四年（569年），位于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圪垯梁地，这里是六盘山东北麓坡地。墓葬由封土堆、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
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处都绘有壁画。有些壁画因塌方受到破坏，画面已残缺不全。从残迹看原有壁画44幅以上，现存较好的有23幅。其内容可分为门楼图、武士图和侍从伎乐图。门楼图共有4幅。武士图原来至少有20幅，现存18幅，分别绘在墓道、过洞、天井东西两壁，位置左右对称，每幅均绘一直立的武士。侍从伎乐图原有20幅，现存3幅，均绘在墓室四壁，画面多被毁坏；根据现存情况看，壁画也是个体人物形象。
陶俑均为青灰色陶，质地坚硬。俑头部和身体用半模一次制成，俑体实心，背部扁平，面部表情较呆板。身体多施白色，服装甲胄等用红、紫、黑、白等色彩绘。有镇墓武士俑、骑俑、骑马女官俑、吹奏骑俑、胡俑、风帽俑、镇墓兽、骆驼等。陶模型有灶、磨、井、碓、屋、鸡舍等。陶器青灰色，质地坚硬，有罐、盆、钵和圆饼状物等。金银器有鎏金银壶、金戒指、银提梁小壶、银剪刀、银筷子等。另有鎏金铜带扣、玉璜、玉佩、玻璃碗等。
墓内出土墓志两合，一为李贤墓志，一为其妻吴辉墓志。李贤，字贤和，其家族为陇西望族，兄弟子侄多为西魏、北周统治集团中的显赫人物。其事迹《北史·李贤传》《周书·李贤传》有记载。
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都有着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厚葬遗风仍然存在，并未按北周明帝和武帝提倡的那样“丧事所须，务从俭约”。从残存遗迹看，当时墓葬封土高大，墓道比前代加长加宽，封土及墓道内填土遍经夯打。随葬器物中有金银玉石等。另一方面在墓葬形制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在墓道上开有多个天井，甬道内出现壁龛，墓室一反汉魏以来用砖拱券而改为土洞式，不设石门。这为研究隋唐时期多天井土洞墓的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随葬陶俑多数色彩鲜艳，塑工精细，形态各异。一部分陶俑的少数民族特征很突出，反映出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壁画填补了我国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探讨隋唐墓葬壁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为研究古代建筑史、古代服饰、北周府兵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壁画、陶俑中一些人物体态丰腴，面相饱满，为隋唐的陶俑、人物画开了先河。墓葬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与西域的往来，是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59]
高寨墓群M2出土墓砖
（引自《考古》2002年12期）
3.青海互助高寨墓群
高寨墓群位于互助县高寨乡东庄村，1990年对两座墓葬进行了清理。一号墓为单室砖砌穹隆顶墓，墓道位于墓室东北部。墓门为拱状券顶，券顶上方有长方形门墙（照壁）；门墙下部用灰砖错缝平铺，上部为灰砖砌成的仿单面坡屋顶盖顶，正面墙上有两组砖雕裸体男女人像。墓室呈长方形，墓壁略有弧度。墓底用砖斜向错缝平铺。随葬陶器有双耳罐、壶、仓、灶、井、甑、灯等；铜器有斗、刀、锥、镜等；另有部分铜钱。
二号墓位于一号墓西南约40米处，尚存高约8米的封土堆，未经夯打。墓道位于墓室北部，为斜坡状。墓门为拱形券顶，门上方有砖砌仿木结构门墙；门墙用灰砖砌成，门券上部为两个斗拱形雕砖；墙上的建筑构件皆用红、黑彩描绘，墙面也用此二彩绘成网纹图案。甬道为券顶，灰砖铺地。前室呈穹隆顶，顶上墨绘人字和个字形图样；室内西部的砖台上铺苇席，应为棺床。前后室间有甬道相连，甬道为双层券顶。后室为穹隆顶，略呈梯形。前室有4具木棺，其中3具为长方形榫卯结构，1具为小独木舟形，均用红色颜料彩绘。后室置3具木棺。随葬陶器有瓮、双耳罐、仓、井、灶、耳杯、尊、灯、案等；木器有生活用具、车马器、房屋建筑模型、马等；另有釉陶壶、铜镜、铜钱等。
互助高寨墓群地处湟水谷地中游，汉至魏晋时期为安夷县辖区。墓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埋葬制度，特别是在二号墓中清理出了较多的车马器，意味着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从门墙所书“高陵尉”字样中也可得到佐证。高寨墓葬继承了汉代文化的整体风格，但时代相对要晚得多，应为魏晋时期。[60]
4.新疆地区
（1）库车友谊路墓葬
墓葬位于库车县友谊路南端,西距龟兹古城东墙约500米。2007年发掘砖室墓7座，小型竖穴墓3座。竖穴墓为椭圆形，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龟兹小五铢、银耳环等物。
砖室墓可分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双室穹隆顶砖室墓。长方形单室砖墓四壁由红砖垒砌，墓门位于南壁正中，下部用土坯封闭，墓底铺砖；随葬单耳小罐、双耳罐、壶和龟兹小五铢等。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平面呈“甲”字形，由斜坡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等部分组成，方向不一。部分墓门的照墙上有砖雕的成排椽头、斗升、承兽等建筑雕饰和天禄(鹿)、四神、菱格纹、穿璧纹等图案雕砖。墓室内葬8～10人，为多人多次合葬，部分墓有砖砌的棺床，墓内多撒有五铢钱；出土单耳罐、双耳罐、贴塑莲花纹罐、灯盏、骨博具、龟兹小钱等，还有一些贴金髹漆木棺的漆皮和贴金残片痕迹。双室穹隆顶砖室墓发掘1座，为多人多次合葬，残存遗物有陶罐、灯盏、五铢和龟兹小钱等，还发现有少量髹漆贴金木棺残迹。
友谊路墓地以砖室墓为主，分布较为集中，面积较大，墓葬规格较高。部分墓葬呈密集分布，墓向又多为西向或南向，可能存在茔区的区划。砖室墓的形制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发现的西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非常相似，丧葬文化特点受到了中原汉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墓主人可能是深受汉晋文化影响的龟兹国贵族，抑或就是居住在龟兹地区的汉地吏民、屯戍军吏或河西豪族移民。[61]
（2）阿斯塔那魏晋南北朝墓葬
墓群位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附近。晋至南北朝阶段的墓葬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平面多为正方形，四壁较直，墓顶呈方锥攒尖式。主室一般较小，有的在主室侧凿方形耳室；到后来耳室逐渐变小，有的仅存一凹入的小龛。另一种是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墓道上口规整，四壁较直，沿墓道上口砌有一排土坯。墓道较浅，在底部东侧或西侧凿出土洞，仅容一棺，外用土坯砌封洞口。
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甖”等，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木器中的木俑多不施彩；盘、耳环、勺较常见；牛车、马、驼制作粗糙，用榫卯方法制成。有明确纪年的遗物主要是“衣物疏”。
2004年，清理阿斯塔那墓群西区两座古墓M408、M409。M408出土的木俑、木牛、木象，刀法粗犷，均彩绘，木俑墨绘五官，其衣服和以前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相似；出土的丝织品与过去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也极为相似。M408墓室后壁发现的“庄园生活图”，反映了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庄园经济的一些侧面；特别是标注有“北斗”“三台”“日象”“月象”等名称的天象图，为研究当时人的宇宙观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资料。[62]
阿斯塔那M408壁画《庄园生活图》（引自《考古》2006年12期）
（3）楼兰古城遗址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罗布泊西北，3世纪中叶至4世纪30年代前后是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多次劫掠。我国学者于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古城进行调查发掘；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80至1981年3次对楼兰古城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1988年，又对古城进行调查。
古城遗迹主要是城墙和城内的建筑遗存。城墙是用黏土和红柳枝相间筑成，南和北城墙保存较多。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东城墙长约333米，南城墙长约329米，西和北城墙长约327米。四面城墙近中部处有缺口，似为城门遗迹。在城西北角与东南角之间有水道斜穿城内，以此为界可将城内遗迹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河道以东偏北有土坯建造的佛塔，塔身平面呈八角形，残高10.62米。附近发现木质浮雕佛像、卷草纹木雕残件和饰有莲花的长柄铜香炉等。塔东约30余米处的台地上有一处房址，残存木框架构件和红柳编制涂泥的残墙，其下有4个小室，里面堆积有大麦和小麦，并发现一枚佉卢文书。塔南约50余米的台地上，有一组高大建筑群遗迹，地表上散布许多木框架构件和用红柳枝芦苇编制的残墙，其下残存3室；发现有汉文和佉卢文书、丝织品、漆木制品、五铢钱以及筷子等生活用品。
河道西面的建筑遗迹比较密集，一大型院落略呈不规则长方形，院内北和西面残存一些房址。出土有汉文文书、佉卢文书以及木尺、漆制品、金属制品和日常用具等。院落以北有两组简陋的房屋遗迹。两组房址与院落之间，有圈栏遗迹。东与院落遗迹相对，西临西城墙是一组由许多房间构成的大建筑遗迹。上述诸遗迹应是城内衙署及其附属机构的建筑群。此外院落之南还有堡垒遗迹，城西南角一带有小住宅遗迹。
楼兰古城出土的汉文木简和纸质文书的纪年以魏熹平四年（252年）最早，多数集中在公元270年前后。这些文书主要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的各项公文及公私往来信件，内容比较广泛。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在楼兰城设有西域长史及其完整的行政机构；有助于了解驻军和屯垦区农业生产、水利与生活的情况。文书还记录了一些有关城内居民与户口、法律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时楼兰城与敦煌、酒泉、姑臧、焉耆、龟兹、鄯善和高昌等地的联系。文书表明，魏晋时期曾有效地控制着楼兰地区，并使楼兰城变为罗布泊一带最为繁盛的城镇。
佉卢文书的内容涉及审理案件、买卖土地契约、信差及公私信件等，还出现有鄯善王安归迦的名字和一些职官的名称。文书的时代主要集中在安归迦王（247—282年或267—303年）时期。据此推测在晋朝西域长史退出楼兰的时期内，鄯善安归迦王有可能曾派官员进驻楼兰城。另外，出土了著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63]
（4）喀拉墩古城
喀拉墩古城位于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1896年，瑞典斯文赫定首次发现并测绘古城平面图。其后斯坦因和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城及其周围遗迹进行调查和发掘。1993年和1994年以喀拉墩古城遗址区为中心，清理发掘了古城周围的两座佛寺、一座佛塔、两处民居建筑，调查了古城周围的古代灌溉渠道。
民居遗迹共清理两组，一处位于城堡南侧，另一处位于城堡东北。它们均被流沙掩埋，仅暴露出一些圆木立柱。建筑结构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广为流行的木骨泥墙形式，与邻近的尼雅及楼兰遗址所见相同。从建筑构件和房屋特征，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建筑风格的影响。房屋中还存有炉灶、烟道以及陶器、木器等生活用具和谷物、葡萄籽等。从布局看，房屋分为主房和配房两部分。主房包括带有土炕、炉灶的居住和生活房间；配房是用于贮藏物品、饲养牲畜等的房间。从房屋特别是墙基的保存现状分析，在房屋废弃之后还曾受到水的侵袭。
佛寺遗址清理两座，一座在古城堡东南，另一座在古城堡南侧。地面只暴露横七竖八的木质建筑构件，建筑结构也是木骨泥墙式，但墙体很厚。倾塌下来的墙体大都堆积在寺庙的中心位置。佛寺布局是中心为正方形建筑，可能是中心塔；中心塔之外是两道回廊；寺院通道或出入口可能在北墙一侧。中心塔外壁及回廊墙壁内外侧绘有壁画，有些壁画仍很清晰。
喀拉墩两座佛寺的绘画技术曾见于米兰佛寺等。壁画使用的颜料主要有3种，即红、橘红和黑色。从残存的壁画分析，所绘制的是佛陀肖像，有坐佛和立佛，其布局与和田及其以西的一些遗址如阿富汗的喀拉一苔被或巴米扬具有相似之处。喀拉墩佛教遗存表现了中亚、印度与中国佛教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与米兰佛教遗存更为接近，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初步推断，其时代大致在公元3-4世纪前后。
喀拉墩N61佛寺平面图
（引自《考古》1998年12期）
灌溉渠道主要分布在城堡南北两侧。渠道的布局大致呈南北向，宽1米左右。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即并行的若干主渠道与分流的密集的支渠相连，是灌溉农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突出标志。[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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