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墓葬

秦汉时期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

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在甘肃东部建置了陇西和北地两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开辟了河西中西交通的要冲之后，从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必经甘肃。目前，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汉代墓葬500多座。

1.秦至西汉初

秦至汉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西汉景帝时期，共约80年。和战国时期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明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在甘肃境内，1986—1987年，在天水西山坪发掘3座秦汉墓。1986年天水放马滩发掘秦汉墓14座；1967年、1972年秦安上袁家村共发掘7座墓葬；2000年在武山东旱坪发掘秦汉墓34座。

天水西山坪墓葬形制有竖穴墓道土洞墓、长方形土坑墓，有木质葬具。随葬铜器有铜匜、铜匕等；陶器有蒜头壶、陶罐、双耳罐等。墓葬时代为秦至西汉初。

天水放马滩秦墓墓室均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内填白膏泥和五花土。墓向除M8、M10向西外，余皆向东。葬具有单棺和一棺一椁两种。墓葬均为单人葬，葬式不明。随葬品种类有陶、漆、木、铜器以及半两钱、木板画、木板地图、文具、竹简、算筹等。木板画2幅，绘在同一木板的两面；木板长12.7、宽5.8、厚0.3厘米；正面用墨线绘一虎拴在一树上，虎前肢伸，后肢曲，回首翘尾，作咆哮挣脱状，用笔简练，线条娴熟；背面画“六博”图。秦墓时代为战国晚期。

放马滩汉墓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墓室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一棺一椁，均为长方形。5号墓属于文景时期，随葬纸质地图1幅，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川、河流、道路等，绘法接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

放马滩墓地是一处公共墓地，墓葬排列整齐，多为东西向，皆用柏木为棺并以白膏泥封闭。葬制上有明显的等级，单棺墓结构简单，用材也小；一棺一椁墓结构复杂，用材较大，制作较细，随葬品也多。随葬陶器均为泥质灰陶；漆器均为木胎髹黑漆，无彩绘；铜器无大型器物，都为服饰和生活小用品。这些都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楚人所居的南方相差甚远。^[1]

秦安上袁家村两座秦墓是竖穴土坑墓，附葬车马，有棺椁，可能是夫妇异穴葬。其中一墓的墓道中,在约两米见方的范围内,殉葬牛头10只、羊头45只,这种葬俗比较少见。

东旱坪墓葬形制多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木质葬具，为一椁一棺或一椁二棺，有殉狗现象。墓葬时代属于秦至西汉初期。

2.西汉中后期

西汉中后期包括西汉中期和西汉后期。这里把新莽时期也归入其中。

西汉中期，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70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器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西汉后期，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70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上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仓、灶、井、猪圈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五铢钱继续通行；铜镜主要是“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新莽时期，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35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隆状的；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等“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时期铜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

（1）甘肃地区

秦安上袁家村汉墓南北并列，是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内积炭。汉墓有5座，排列有一定规律，无打破关系。从出土“桥之印”看，当为桥氏墓地。墓葬出土了很多小型铜车马器和玉衣片等遗物，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应属高级贵族。^[2]

庆阳董志塬发现的汉墓为券顶土洞式，平面呈长方形。从残存痕迹看，棺长240厘米。随葬铜鼎铭文中，有“彭阳”等字。铜鼎的造型和铭文风格与1981年陕西茂陵从葬坑出土的西汉武帝时期的“阳信家”鼎相似，当为同时代遗物。“彭阳”应是指当时的彭阳县（始置于武帝元鼎三年）。

（2）宁夏地区

宁夏地区，汉以前一直是古代戎族活动的区域。特别是周势力衰落以后，更是西戎诸部强盛的时期（其中尤以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等部最为强大）。直到大约战国晚期，秦灭义渠以后，这一带才逐渐纳入了秦国的范围。秦统一以后，这里分设北地（银北）、安定（银南）两郡，直到两汉。宁夏地区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墓葬及出土物发现很多，但秦以前的发现和秦以后的发现却大不相同。秦以前的发现，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别（均出土大量“北方系青铜器”）；秦以后的发现，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

1972年在银川市平吉堡清理了8座汉墓，其中一座竖穴土坑木椁墓，无墓道。随葬陶器用盒、壶、罐、钫组合，并以釉陶为特征；铜镜是连弧纹昭明镜。此墓属于西汉晚期。银川在秦时属北地郡富平县，西汉时属北地郡廉县。棺内发现竹席和丝绸，并非当地所产，说明河套一带与中原地区在商业贸易上联系已很紧密。

关马湖位于吴忠县城以南的牛首山北麓。1972年发现、调查汉墓约200座，清理45座。墓葬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土洞墓有些是斜坡式墓道，另一种为竖井式墓道。其中有的为单室，有的则在墓室的侧壁掏进一壁龛做耳室，用于放置随葬品。个别墓葬在头骨旁置一石，应为石枕。

砖室墓有双室、三室、四室之分。双室墓多由墓道、墓门、前室、过洞、后室几部分组成。前室基本呈方形，为四隅券进式的穹隆顶。三室墓除前后室外，增设一耳室。四室墓为前室两侧设左右耳室。随葬陶器大部分是明器，部分器物施有彩绘。铜器有镜、铺首、顶针、博山炉、弩机、铜刀、铜钱等。关马湖墓葬同洛阳烧沟汉墓比较，其时间大约是在西汉末至东汉。据文献记载，汉代的富平县城可能就设置在这一带。关马湖墓葬区应是汉代北地郡富平县城的墓地。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随葬品与中原地区的一致性，说明汉代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3]

韩桥村汉墓位于吴忠市高闸乡韩桥村东南，1987年清理墓葬18座。有土洞墓与砖室墓两种形式，属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估计是一处家族墓地。韩桥墓地周围分布有大量汉墓，经调查有墓葬300余座。汉代设北地郡，统管灵武、富平、朐衍、廉等19县。富平县故城的位置可能设置于这一地区，韩桥与关马湖汉墓群当为富平县的墓地。

张家场汉墓位于盐池县柳杨堡乡张家村西南。1984年，清理8座汉代墓葬。墓葬形制可分为洞室墓、土坯室墓、石室墓和砖室墓四种。洞室墓均有斜坡墓道，墓道入室处多用土坯砌人字形封门。土坯室墓1座，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石室墓1座，墓门以石块垒砌封堵，墓室呈长方形，四壁垒砌白礓石。砖室墓1座，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底用青条砖纵横交错平铺。《汉书·地理志》载，汉代北地郡辖境曾设朐衍县，东汉初年因郡县合并而废。汉墓东北有古城遗址，据考证可能是朐衍县城所在地，曾出土大批西汉、新莽铜钱和瓦当。汉墓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朐衍县的经济状况。^[4]

宛记沟汉墓群位于盐池县柳杨堡乡宛记沟村，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座汉代古城。发掘7座墓葬，有三种形制：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及带洞室的土坑墓。墓室均直接开凿于岩层中。洞室墓和土坑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几部分组成。带洞室的土坑墓由墓道、墓门、甬道、洞室式前室、竖穴土坑式后室几部分组成。随葬品均为明器，主要有礼器、生活器具、车马器、钱币等。汉墓具有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一般特征。

1999年在固原博物馆陈列楼北侧发现5座汉墓。墓葬距汉高平城旧址西城墙约50米，呈南北向排列。1号墓基本为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陶灶、陶釜、陶甑、昭明镜、铜饰件、木梳、五铢钱等。2号墓是砖券长方形单室墓。4号墓是长方形竖井式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器物箱、墓室3部分组成；紧贴四壁构筑木箱。^[5]

（3）内蒙古额济纳旗砾石沙梁墓葬

额济纳旗砾石沙梁墓葬位于绿城遗址西南，有一个圆丘状的砾石堆，直径约10米，高约1米。墓道呈斜坡式，两侧有不对称的墙与墓葬连接。甬道和墓室门垒券呈拱形。砖墓室由前后两室组成，券顶、墓内四壁有烟熏的痕迹。出土器物全部是泥质灰陶，以素面为主，器形有罐、盆、壶、钵等。

砾石沙梁墓葬年代应当是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为研究额济纳地区汉代社会生活状况、自然环境、丧葬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6]

（4）青海地区

两汉至魏晋时期，青海主要是羌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一部分匈奴人、月氏人杂居其间。武帝时，汉朝势力进入湟中，在今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建筑令居塞，并在湟水流域设立了许多县，隶属陇西郡；又置护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昭帝时分置金城郡。宣帝时在西宁一带设立西平亭，并设金城属国管理诸羌。后来在乐都设破羌县，在湟源设临羌县，在贵德设榆中县等。王莽时在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设立西海郡。后废，东汉永元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青海共调查发现了230多处汉代至魏晋时期的遗址、墓地和城址，其中发掘过的地点有大通上孙家寨、互助总寨、互助高寨、互助汪家庄等地。在乐都、西宁、湟中、平安等地零星清理了数十座墓葬。

上孙家寨墓地所发掘的182座墓葬是甘青地区已发掘的汉晋墓葬中延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一处墓地，位于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北。发掘的墓葬可分为土圹墓、木椁墓和砖室墓3种。随葬品中，部分陶器有墨书文字。

M115出土简牍400片，墨书隶体。内容主要有部曲（军队编制）、操典（操练法规）、军队标志和军队爵级、赏赐制度及行杀、处罚等规定。《孙子兵法》简文中的有些内容为前所未见，是新发现的孙子佚文。这批简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军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

M1是前后室穹庐顶砖室墓，地表现存封土堆，中央只填土，而周围夯筑；有椁痕。出土铜印一枚，方座、驼钮，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据《汉书》所记，这一带是匈奴的别部“卢水胡”的活动范围。这部分匈奴人应是东汉时所说的“义从胡”。这枚铜印很可能就是“卢水胡”首领的一枚官印。若此推论成立，墓地的族属还应包括与羌人杂处的湟中“义从胡”或“卢水胡”。墓主人经人骨鉴定为北亚蒙古人种。

墓群中乙区M3出土的一件异域风格的银壶，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珍品。上孙家寨墓地年代大约从西汉昭帝前后至魏晋初期，时间先后衔接，没有明显缺环，从而建立了青海地区汉晋墓葬标型分期和基本序列。这批墓葬文化面貌的基本特点是，既含有汉文化因素，又因时代早晚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固有的地方文化传统。其墓葬形制、陶器组合和釉色、铜器、车马明器、弩机、带钩、铜镜等均与中原地区酷似。但杀动物殉葬、截体葬和二次扰乱葬等均与青海卡约、辛店文化相似，属地方文化传统。墓葬没有像中原汉晋墓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墓葬文化面貌的主体因素是汉文化，也有羌人遗俗，还可能有月氏胡、卢水胡等。^[7]

1999年，发掘了民和胡李家遗址。发掘的3座墓葬均规模较小，均是单人葬，有木棺作为葬具。随葬品较少，出土陶器、漆器和铜钱。胡李家汉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是青海地区西汉中晚期流行的墓葬形制。陶器组合、器形特点及纹饰风格具有青海地区西汉晚期陶器特点。2号和5号墓的葬具结构颇具地方特点，在长方形木棺中以隔板将棺内空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头厢放置随葬品，一部分用来敛尸。棺中设置头厢专门放置随葬品的现象在青海汉墓中尚属首次发现，为青海汉代考古增添了一些新资料。

胡李家所在的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大河家渡口是黄河上游重要古渡之一，是汉文化进入青海地区的重要门户，胡李家汉墓的发现就是重要例证。^[8]

（5）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汉代属西域。据记载，南疆有楼兰（鄯善）、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北疆有车师、乌孙等国，西汉初期共有36国，西汉后期增至50余国，统称为“西域诸国”。开通西域后，汉王朝派西域都护常驻西域，代表汉王朝行使职权。在罗布泊地区曾发现楼兰故地，有开通西域以前当地居民的墓葬；汉通西域以后中原文化传入，汉王朝在罗布泊地区进行屯戍活动，有汉简等遗物发现。尼雅遗址曾发现汉代精绝国的居住遗址和墓葬，有许多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也有不少中原文化的遗物如丝织品、铜镜、漆器等，证明当地确已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另外在伊犁地区发现了乌孙的墓葬。

①沟西墓地

沟西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以西交河古城与盐山之间的台地上，1994年发掘墓葬55座，殉马（驼）坑55座。一种墓葬是有封石堆标志的竖穴土坑墓或竖穴土坑偏室墓。这类墓葬一般是封石堆下有墓室，墓室周围有大量的袝葬墓和殉马（驼）坑。大墓周围的祔葬墓虽然比较小，但每个墓基本都有随葬品，从它们环大墓分布的形式分析，祔葬墓与大墓主人可能有尊卑或是亲缘关系。第二种是斜坡墓道洞室墓。另外还发现在地表上用卵石堆垒成“凸”字形的石围圈，在围圈东南中部有一豁口，并向南延伸两米，石围圈可能是房屋遗址。

墓葬以仰身直肢为主，也存在少量仰身屈肢葬。墓地中夫妻合葬及夫妻与其一个子女的合葬约占墓葬总数的60%。祔葬墓一般葬2～3人，为夫妻或与一个未成年儿童的合葬墓。墓室中有焚烧迹象；墓地中极少见完整葬具。

殉葬马（驼）坑中，有马与墓主人合葬一穴的，也有埋在墓主人所在墓穴之外的。马（驼）坑口部一般为圆形、长圆形或圆角方形。出土遗物以骨器为大宗，其他为陶、铁、木、纺织品等，基本为实用器。

从出土的棉制品分析，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生产。从墓地所存在的普遍殉马（驼）现象和大量出土的用马或者其他大牲畜骨制成的骨器以及随葬器物如马衔、马镳、带钩、箭镞、钻木取火器等分析，畜牧或狩猎在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沟西墓地不论是墓葬形制、埋葬方式和随葬器物都与吐鲁番盆地土著的车师文化有着相同或相似性。墓地中的大墓应是车师贵族或者更高层次人物的墓葬。刻有流云纹的木盒、饰有凸状花瓣纹的陶釜和水牛形象的银饰品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虎、鹰嘴怪兽搏斗金牌饰、金鹿、铜兽头饰和铁鹤嘴锄等，具有浓郁的鄂尔多斯风格。^[9]

1996年发掘墓葬23座。葬具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以圆木构成的榫卯结构的木质尸床、榫卯结构箱式木棺、芦苇席。因墓地破坏严重，随葬品较少。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金器、五铢钱、铁器、铜器、骨器、蚌壳等。这批墓葬大约早到西汉时期，年代下限可晚至魏晋。

沟西墓地出土遗物

（引自《考古》1997年9期）

出土遗物反映出吐鲁番地区与东、西方以及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紧密的联系与渗透。五铢钱、星云纹铜镜是中原内地的物品，金器的表现手法在西方斯基泰文化和北方鄂尔多斯文化的动物纹饰品中可寻觅到类似的形式。星云纹铜镜、金器共存，将不同的文化有机地汇融，这也是吐鲁番地区乃至新疆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10]。

譺訛营盘墓地

营盘墓地位于罗布泊西侧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洲西北缘，主要分布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山前台地上，有古墓约200座。地表多有木桩标志，遗物保存较好。墓葬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竖穴生土二层台墓两种类型，以前者为主。

葬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制：一是胡杨木槽形棺，出土数量最多，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营盘沿孔雀河河岸，盛产胡杨树，就地取材制作葬具极其便利。二是汉式风格的四足矩形箱式棺，出土数量次于槽形棺。三是船形木棺，仅见一例。船形棺可能是仿照古代营盘人渔猎用的独木舟制作的。新疆地区发现的船形棺在埋葬方式和墓葬形制上与内地有一定的差异。墓主人以成年人为主，儿童单独埋葬。尸体用毛毯、毛毡、素绢包裹，头部缠裹丝棉、毛布，前额、下颌多系绢带。死者头下置枕，面盖长方形织物“覆面”（面衣）。

随葬品主要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服饰。最典型的器物组合形式为木几（或木盘、木案）、木杯（或木罐、木钵、木碗等）和羊骨，有规律地摆放在死者头骨前端。木几居下，其上置羊骨及面饼之类食物，木杯位于木几一侧。男性身侧多放弓箭、铁刀、铁链等，女性头侧置奁、镜、剪刀、纺轮、碎布头等。

墓坑内填麦草、稷草，有的厚达50厘米。麦、稷为当地种植的农作物。随葬品有面饼、棉麻纺织品、麻绳等；木杯、木碗等内壁有变干的粥状物。墓室内普遍殉葬羊骨，可见羊肉是人们主要食物品种之一，羊皮毛又是服饰的主要原料。农牧并重的格局在墓葬资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营盘墓地出土、采集的遗物中，可以作为断代依据的有文字锦、汉代铜镜、钱币、陶罐、漆木器等。织锦中以吉祥云纹、祥禽瑞兽为主体的图案流行于东汉至魏晋时期。木器制作技术、部分器形与尼雅、楼兰、山普拉等地同类器物相同。营盘墓地年代上限到西汉，下限应到魏晋，这正是丝绸之路“楼兰道”的兴盛时期。^[11]

营盘墓地的丧葬习俗接受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因素。当然，这并不影响营盘人继续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并吸收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包括希腊文化、波斯文化、中亚文化等。^[12]营盘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接近于欧洲人种，与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居民和肯科尔匈奴人关系最密切。他们既接近于欧洲人种，又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的混入。^[13](www.daowen.com)

3.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包括东汉前期和后期。

东汉前期，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70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买地券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

（引自《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尉犁营盘M15男尸全貌

东汉后期，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90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陶质明器和铅釉陶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綖环钱”；铜镜除“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1）甘肃境内

①酒泉

1950年，在酒泉发现汉墓4座；1956年，清理汉墓24座。墓葬与砖窑往往掺杂在一起，推测砖窑的砖很可能是为筑造砖墓而烧造的。

1957年，清理墓葬81座。以墓葬结构及建筑材料的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长方形砖券单室墓、砖土结合单室墓、前后双室墓、砖券拱顶和砖砌圹穴的小孩墓。

这批墓葬中，随葬品较多。其中一型墓葬器物组合似乎没有一定的严格规律。二型墓葬的器物组合，基本遵循壶3、盒3、仓3的规律；但实用器物逐渐消失，陶质明器大量增加。三型墓葬的器物组合，同样有二型墓葬的案、盘、樽、碟、耳杯、勺等祭奠陈设，但在壶3、盒3、仓3的组合上没有二型墓葬那样规范，常有缺仓、少壶的现象出现。有些墓中，陶塑家禽、家畜不断出现；这一变化应是自汉武帝以来庄园经济日益发展的反映。四型墓葬是小孩墓，随葬品很少，器物没有组合规律；个别墓出土铜刀，似为小孩的玩具。一型墓葬的时代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二型墓葬是东汉早期至中叶；三型墓葬的时代是在东汉桓、灵之际及其以后；四型墓葬属于东汉晚期。^[14]

在随葬品陈设上，单室墓前部摆放器物、后部摆放人骨架，已成定律。双室墓中，炊具多置于墓门内右角处，陶井多置于灶旁。有耳室者，壶、盒、仓、罐多放于耳室内；无耳室者，壶、仓、罐摆放在前部左右两壁下，常与灶具接近，盒多在头骨附近或二层台上；货币、耳珰、串珠、铜刀、铜镜、铜弩机等都出于后部人骨架的周围。

2004年，清理了酒泉崔家南湾的两座砖室墓，时代为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15]

另外在玉门市也发掘蚂蟥河墓群和白土良墓群部分墓葬。蚂蟥河墓群位于玉门市清泉乡蚂蟥河东岸风蚀台地上，2003年清理墓葬3座。2003YMM2、M3中随葬的陶器有的和河西地区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的陶器风格比较一致，据此可以将M2和M3的时代定在东汉晚期和魏晋时期。^[16]白土良墓群位于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村台地上，2003年清理9座墓葬。其中偏洞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2座，洞室墓6座。两座竖穴土坑墓的年代应早于7座洞室墓的年代。出土随葬品39件，器类有陶器和五铢钱，器形有陶罐、盘、仓、灶等。白土良这批墓葬的时代在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17]

②武威

武威一带的汉墓，根据地理形势和地层结构的不同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祁连山北麓的黄土山坡地带为黏性、坚实的黄礓土质，土层较厚，多是土洞墓，如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墓地。在祁连山和合黎山夹峙的走廊中部平川绿洲区，地层都是上土下沙的卵石漏沙，所以都是砖室墓，如管家坡、丘家小庄、滕家庄、雷台等墓。土洞墓的开凿形式都是仿自砖室墓，并随着砖室墓的发展而变化。武威汉墓是在中原文化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在文化面貌上与中原文化基本相同；同时武威汉墓也反映出中原文化的新因素要到达这里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雷台位于武威市城北。1969年，发现一多室砖墓，从墓道出口处至墓后室西壁全长40多米，墓室部分总长19.2米。封土现存高6米，基部方形，长宽各约40多米。封土版筑，墓道斜坡式。墓道的两壁表面皆涂白灰，两壁上口沿边涂有朱红色彩带。在近墓门处的墓道两壁面上，各有朱绘的树状花纹一组。树状花纹的形式大体相同，整个绘画线条粗犷、简朴，似为树灯。

砖结构墓室包括墓门、甬道、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后室。墓门上砌照壁，照壁面上涂粉墨，黑白相间，中间绘门、柱、梁、枋和斗，两旁绘折形花纹。墓内为砖铺地，墓室顶部皆为盝顶形式；顶部正中嵌一方砖，用红、白、黑3色彩绘莲花藻井。前、中、后室的四壁用墨和白粉涂绘出菱形、折形和条带形图案。3个耳室的顶部，为四面攒尖式。

墓门口放置铜独角兽。甬道中散布铜钱。前室和前室南耳室内放置车马仪仗俑；前室南壁放置陶楼院；北耳室内散布铜钱。中室主要放置铜器，中室南耳室放置陶器。后室中间有髹黑漆的木棺痕迹，东西并列，似为两具。后室出龟钮银印4枚。此墓出土铜钱2万多枚，以后室出土最多。

此墓曾遭盗掘，出土遗物231件。出各种铜俑45件（武士俑17件、奴婢俑28件）、铜车14辆、铜牛1件、铜凳1件、铜奔马1件。出土漆片很多，能看出器形的为尊、盘、盒。灰陶有碗、瓮、罐、盆，共14件；釉陶有罐、壶、灶、楼院、仓，共13件。铁器包括铁镜、矛、合页等。出土钱币有“半两”“货泉”和“五铢”钱。银印4枚，皆方形龟钮，两枚稍大，两枚较小。根据铜马上的铭文、墓葬形制、随葬品分析，雷台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18]

关于雷台墓主人，有“比二千石某某将军夫妻合葬墓”说、“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墓”说、“张绣墓”说和“张骏墓”等说法。围绕铜奔马有“良马—天马”说、“神马—天马”说、“马神—天驷”说、“猎骑”说和“相马法式”说；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属于西晋文物，应是“天马逮乌”^[19]。

磨嘴子位于武威市南。1957年，清理5座土洞墓；1959年，清理6号墓；1959年，清理31座土洞墓；1972年，清理汉墓35座。墓葬时代从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个别的属东汉晚期。墓葬有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和双室土洞墓两种。有榫卯结构构制的木棺，棺内底部铺一层灰，灰土上铺草席，尸体为草席包裹；有的尸体穿有衣服。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也见俯身葬。

随葬品按其质地可分为陶器、木器、漆器、铜器、草编织物等。铭旌、鸠杖、简册多置棺盖上。出土铭旌数张，为丝、麻质料，平铺在棺盖上，上书死者的姓名、籍贯，偶有其他内容。有一铭旌除写字外，字的两旁还有绘画，最上端两角画圆圈，圈内隐约看出似为动物形状，为日、月图像，下部接续画虎，再下全为云纹。

磨嘴子汉墓发掘的重大收获之一是“仪礼”简和“王杖十简”的发现。6号墓出土汉简480枚，包括“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M6为夫妻合葬，简册发现在男棺盖板上，一部分坠落到棺侧墓底。“王杖”简10枚，出于M18，系于鸠杖一端，平置棺盖上。

旱滩坡位于武威市南。墓葬为长方形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有柏木木棺。1972年清理的墓葬出土木鸠杖1件，竖立于棺前；另有陶壶、仓、井、灶、盘等置于棺首两侧；尸体头顶有麻质囊袋1个，内包简牍一束，共92枚，为汉代医药简牍；初步推测此墓为东汉早期。^[20]1974年清理的墓葬出土木俑牛车模型1组、出土残纸若干片，粘附于木牛车模型上；纸上留有文字墨迹，大部分字形较长，笔画粗壮。另有彩绘木屏风架、木盒、陶罐、铜镯、五铢钱等；墓葬时代为东汉晚期。^[21]

五坝山汉墓群位于武威城南16公里，与磨嘴子汉墓隔河相望。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墓葬600多座。1984年，发掘墓葬60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洞单室墓。形制大小不一，大型墓多为夫妻合葬，小型墓为单人葬；以合葬墓居多。出土遗物560多件，其中龟形铜灶、木牍、木质鸠杖、帛书为重要发现。另有彩绘壁画墓1座，画面绘在墓室四周，面积16平方米，内容有饮宴、舞蹈、狩猎、老虎等，色彩鲜艳，笔法熟练。^[22]

③高台

2003年对骆驼城南的7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封土均呈丘状，未经夯筑，用戈壁沙砾堆成，封土残高1～2米。均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一般均由墓道、墓门及照墙、甬道、墓室组成。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陶器有罐、瓮、壶、盆、碗、盘、樽、鼎、耳杯、灯等生活实用器及案、灶、釜、甑、仓、井、香炉等明器。出土钱币均为圆形方孔钱，共87枚。钱文主要为“五铢”，少量是“货泉”，1枚是“大泉五十”。墓葬时代属于东汉中晚期。^[23]

高台县古墓群位于该县南华镇南2公里。2003年对这批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13座。墓葬均为长台阶墓道的砖室墓或土洞墓，有单室、双室和三室墓三种类型。砖室墓均用青灰条砖干砖叠砌而成。这些墓可分为三组。根据墓道方向，可看出这片墓地族葬的排列情况。墓葬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早期。^[24]

譼訛永昌

乱墩子位于永昌县城东北，1972年确认其为汉墓群，1980年清理了8座。按照形制可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随葬品有陶器、铜钱等，时代为东汉时期。乱墩子东南相距汉墓群不远的地方有一古城遗址，可能是显美县故址。乱墩子墓地可能为东汉显美县官僚贵族的墓地。

除此之外，在兰州市兰工坪、华林坪、东岗镇，庆阳县王家湾、彭原乡，泾川县水泉寺也发现汉代墓葬。

（2）宁夏境内

两汉时期的墓葬遍布宁夏各地，截至2000年，先后在银川、贺兰、中卫、吴忠、盐池、固原等地发掘汉墓100多座。以砖室墓为主，墓道多斜坡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合葬墓。随葬品中陶器有壶、博山炉、灶、灯、仓等；铜器有釜、车马具、铜镜等；铁器有剑、刀、镞等；漆器多已朽坏，仅可辨耳杯、盘等器形。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具有中原汉代墓葬的一般特征，反映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汉文化的影响力和分布范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亦农亦牧的经济形态，如汉墓普遍出土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扁壶，为旅途用饮水器，是畜牧经济的代表性器物，反映了宁夏地区畜牧经济占有重要地位。^[25]

①保林汉墓

墓葬位于西吉县将台乡，于1988年发掘。为砖券单室夫妻合葬墓，墓道位于墓室西端。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内开成弧形拱券墓顶，然后筑成砖室。墓内有锈断的棺钉，从留有的红漆来看应是棺外髹漆。保林汉墓所出铜钱较多，主要是“五铢”和“大泉五十”等铜钱。墓内还发现有竹席，并非当地所产。西吉县东南的将台属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要冲，与中原往来比较频繁。此墓的时代属于东汉早期。

②北原汉墓

墓葬位于固原县古城墙北面北原平地上，1992年清理。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组成。随葬品有陶罐、陶仓、铜刀、铜饰件、五铢钱、铁炉、铁灯、铁剑、砺石、鸡蛋、漆器残片等。固原古城在汉代属高平城，为安定郡治所，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墓的年代为东汉中晚期。^[26]

譻訛横城汉墓

横城汉墓群位于灵武县临河乡横城堡明长城以北。1987年，共清理墓葬25座。按形制可分为砖室墓、木椁墓和土洞墓三种。砖室墓分为单室、双室和三室墓。单室墓有斜坡墓道，长方形拱券顶。双室墓由墓门、前室（主室）、后室组成。三室墓形制与双室墓相似，仅侧旁多出一个耳室。木椁墓均为单椁，各墓皆有斜坡墓道，木椁以竖板封门；椁室木板之间以榫卯相接，不用铁钉。另有土洞墓1座。墓葬大致可分为两期，早期是新莽（或稍前）至东汉初，晚期则在东汉中晚期。

宁夏境内黄河沿岸从中卫到陶乐一线，存在大量汉墓，表明当时这一地区人口相对集中。据史籍记载，汉武帝时即大规模向河套一带移民屯田。相对偏僻的银川平原可能仍处在汉、匈奴争战的地带。大约至王莽前后，银川一带移民才初有规模，出现了典农城、上河城等管理屯田事务的小城镇。从此以后，这一地区成为两兵交战的战场，同时由于黄河平原土地肥沃，在和平年代也曾出现过“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繁荣景象。

④陈家洼汉墓

汉墓位于固原县头营乡二营村西北的陈家洼坡地上，1991年清理4座残墓，应为东汉中晚期，出土有釉陶、铜器、铁器、石器、琉璃器等。在铜钥匙和箍圈旁边发现有许多彩绘黑红漆片，可能是盛放器物用的漆具。虽然是小型墓葬，但出土的一组釉陶鲜艳美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2号墓的棺木和人骨均有明显的火烧痕迹。据文献记载，火葬是先秦少数民族的葬俗，在汉朝并不多见，这一发现对研究火葬习俗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⑤上饮河村汉墓

上饮河村东汉砖墓位于固原县城西。此墓由穿斗式阙楼、甬道、前室、后室、右耳室组成，平面呈“丁”字形。穿斗式门阙建筑在甬道入口上，高3米，阙楼的砌法为错缝平砌，斗拱和柱均以朱砂涂为红色，穿斗砖均经磨光。出土五铢、铜镜、陶器等，时代应是东汉中期。

（3）青海平安古城汉墓

1996年在平安县古城乡发掘汉墓5座，1998年清理汉墓两座（编号为M6、M7）。M6、M7均是单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先掘出长方形竖穴土坑，再用砖砌筑。两墓出土随葬品36件，陶器有罐及双耳罐。铜器仅铜釜1件。漆木器种类有食奁、案、耳杯、碗、牛车模型、镇墓兽、簪、梳、篦、条板。

两座汉墓顶部拱券是纵连起券，券顶错缝相砌，顶部券缝之间插小石块及碎陶片加固。这种券顶砖室墓西汉晚期首先流行于中原地区，尔后迅速推广，东汉早期传播至青海境内。墓葬所出土的陶罐及双耳罐，器形为侈口、方唇、圆腹，器表拍饰绳纹，其特点与纹饰风格均具有青海地区东汉早期陶器的典型特征。

从墓主人的发式、头饰、服饰可知其穿戴同于中原汉人。随葬品如镇墓兽、木案、木梳、木篦等与中原汉墓中所出同类器物相同。青海地区在西汉前期属“羌戎之地”，自西汉中期汉族势力进入此地，本地区的土著民族不同程度地受到汉人的影响，至东汉时期已基本汉化。墓主人族属暂难定论，可能是本地区被汉化的其他民族，或是由中原等地移入本地的汉人。平安古城汉墓为认识、了解本地区东汉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葬俗礼仪、手工艺水平增添了一笔难得的实物资料，也填补了青海东部地区汉代居民发式与服饰的空白。^[27]

（4）新疆和田山普拉墓地

山普拉墓地位于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的戈壁滩上。墓葬形制可分为四类：（1）带小墓道的刀形墓。墓葬规模较大，最大者面积近40平方米。墓室长方形，斜坡式墓道朝东。墓室为竖穴土坑，墓底沿墓室四壁有柱洞，说明原来立有木柱，可能存在一种棚架式墓室结构。沿墓室四壁有用芦苇编成的栅栏，将墓室与生土隔开。有些墓室四壁有火烧痕迹，但多局限于墓口，说明墓葬在完工之后被火烧过，这可能是一种葬俗。葬具主要为尸床，长方形，床架与床腿以榫卯相连，再用木梢固定，形成床架。床架中间以横木棍连接，上面再铺以密集的纵向树枝，树枝上再铺一层芦苇，有的在芦苇上还铺一层毛毡。另一种比较简陋，仅在地上铺以木棍与芦苇。还有一种不用葬具，直接置于地上或其他个体之上。尸床底下有的也置有个体。（2）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朝东，多有四足式长方形木棺。随葬品均放在棺外侧中央或两端。有一具木棺被火烧过。（3）不规则形竖穴土坑墓。形状不规则，葬有多人，无棺，葬具为斜编苇席。（4）儿童墓。土坑竖穴式，一般在墓底铺一层芦苇，芦苇上铺毛毡，毡上放尸体，在尸体上盖一块半圆形木板；一般无随葬品。前三类墓葬均有封土，以沙土堆成，未经夯筑，无固定形状。

（引自《考古》2002年12期）

平安古城M 7墓室平剖图

除1座儿童墓祔葬于刀形墓旁外，其他儿童墓均与成人墓分开埋葬，而且集中于一处，位于墓地较低洼处。儿童墓均为单人葬，尸体以毛毡包裹，并用毛绳扎紧。刀形墓所葬人数较多，少者几十、多者二三百人。填土中多散骨，墓中多碎骨、散骨；尸体也有不全者，部分个体不见头骨。部分墓底保存有完整个体，为夫妇合葬。随葬品摆放无定位，且为实用器，大多数为残件，部分器中还装有羊头等，显示出有过某种埋葬仪式。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不见完整个体，有的甚至连散骨也很少，木棺中也是空的，但有少量陶、木器等；有一座墓的棺外随葬一只整羊。不规则土坑竖穴墓是多人葬。

资料表明，儿童墓一般不入成人墓区，且较简单。成人墓有多种形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有棺无尸骨反映了一种什么葬俗还有待考证。刀形墓比较复杂，埋葬个体多而乱，随葬品也较多，墓室四壁隔有芦苇栅栏，可能还有棚架存在，布局有点类似房子；下葬完毕后则拆掉棚架，并以火焚烧墓室顶部。

随葬品以木器最多，约占总数的70%，其次为陶器，铜铁器较少。汉式铜镜上铸铭文“见日之光”，应为西汉后期出现的日光镜。铁器数量很少，主要有箭头、镰刀、小刀等。角器比较精致，有角匙、角针，刀柄也有角质的。皮制品多为其他器物的套子，如匙套、刀鞘，也有皮筒、皮靴。还出土具有中亚风格的玻璃饰品，一种蜻蜓眼式玻璃珠比较有特色。

山普拉墓葬时代在东汉前后。墓地位于丝绸之路沙漠南道中段，出土遗物显示出不同文化的因素，但主体应是本土文化特征。它与周围其他文化相比差别是主要的，相似性是次要的。从出土的大量纺织工具看，毛纺织业十分发达。汉文化与中、西亚文化的遗物在此出现，说明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古于阗文明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因素。^[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