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疆境内的考古学文化

1.焉不拉克文化

焉不拉克村位于哈密市三堡乡西北方。1957年发掘墓葬14座，1986年发掘76座。通过发掘，不仅证明其内涵比较丰富，而且对其时代、特征也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将这种文化正式定名为焉不拉克文化。目前所知，与焉不拉克墓葬的特征相同或相近的还有焉不拉克小城堡遗址、拉甫乔克墓葬和五堡水库墓葬，都位于哈密地区的三堡、四堡和五堡乡境内，相距不远；此外还有寒气沟墓葬和艾斯克霞尔墓葬。

焉不拉克小城堡位于焉不拉克墓地的南部，现已严重破坏。城堡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0米×50米；北墙和东墙已倒塌，西墙和南墙保存较好，高达5米，宽3米左右。城墙夯筑，或用土坯垒砌。在南墙外侧有两间房址，中间有门道相通，墙壁用土坯垒砌。

焉不拉克墓葬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夹砂红陶，少数是夹砂灰陶和黑陶。均是手制，基本是素面，个别的饰有附加堆纹、锥刺纹和乳钉纹，有许多施红色陶衣。彩陶较多，主要是壶、豆、钵、杯，花纹主要有曲线纹、锯齿纹、水波纹、S形纹、内填网格倒三角纹、倒三角及向下延长的竖线纹等。器物口沿内外往往饰一圈倒三角或短竖线纹，有的有内彩。

铜器均为小件器物。石器有杵、铲、磨盘、磨石、臼、饰件、珠等。骨器有针、锥、纺轮、饰件、珠、羊距骨等。木器有俑、盘、碗、勺、桶、铲、锥、纺轮、梳等。铁器有刀、剑、戒指等。金器有耳坠、戒指、金丝，均为采集。毛织物30件，均为残片，颜色有红、黄、绿、驼色等，组织结构有平纹、斜纹和编织三种。贝有4件。

墓葬结构可分为三类，竖穴二层台墓、竖穴墓和土坯墓。方向大体一致，基本上都是西北—东南向，少数为正南北向或东北—西南向。墓葬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即第一类墓，墓室为竖穴，规模较大，有二层台，主要流行多人合葬，完整人骨的葬式比较固定，基本都是右侧屈肢，头向东南；随葬品较多，人种主要是蒙古人种。第二期即第二类墓，墓室仍为竖穴，但较简陋，无二层台；主要流行单人葬，完整人骨的葬式多为向左屈肢，但上体姿势和头向变化较多，无定式；随葬品较少，欧洲人种较第一期有增加的趋势。第三期即第三类墓，土坯墓室，葬式基本与第二期相同；随葬品较少。从整个情况看，上述三期是相互连续的，而第二期似为第一期向第三期的过渡阶段。第一期大约相当于西周早、中期，其上限很可能还会早到殷代；第二期可能相当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第三期则可能相当于春秋中、晚期。

第一期墓葬形制大，随葬品较丰富，主要是蒙古人种。从第二期开始，形制小而简陋，葬式无规律，随葬品很少，欧洲人种有所增加。这似乎反映这样一种信息，即第一期时社会比较安定，生活较富足，而从第二期开始社会生活发生了某些动荡和混乱。在头骨鉴定中，发现有的头骨上有一处至数处击伤穿孔痕迹，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可以推测，大约在相当于中原地区两周之交时期，哈密地区可能经历过某种较大的变乱。^[45]

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谷子、大麦在五堡墓地屡有出土，应是五堡居民栽培的主要农作物。经鉴定，古大麦与新疆现在栽培的大麦属于同一品种。古代狗尾草和现在狗尾草属同一种。狗尾草与大麦和谷子同时出现，说明狗尾草在当时可能是一种野生植物。焉不拉克墓葬中也见有羊骨和毛织物，说明居民既从事农业生产，也兼营畜牧业。肉类食物特别是羊肉，应该是居民较为普遍食用的肉类之一。除畜牧业、农业外，还有较发达的毛纺织业、皮革加工业、木器加工业等。

焉不拉克文化分为艾斯克霞尔和寒气沟两个类型。关于焉不拉克文化的时代，有学者将其归入青铜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焉不拉克文化与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也与新疆其他文化有联系。这种情况，似乎反映了焉不拉克文化在甘青地区与新疆地区古代文化之间具有中介联系地位。其居民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用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这样一个概念来界定比较合理。其体质特征中的东方因素，与我国甘青地区居民相关。至于欧罗巴人种的因素，或许通过对其主体渊源——天山北路文化居民体质特征的分析探讨，可以得到一些启示。^[46]

2.察吾呼沟口文化

察吾呼沟口位于和静县北哈拉毛墩乡。1983—1984年发掘了一、二、三号墓地。察吾呼沟口一号墓地墓葬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遂将其命名为察吾呼沟口文化。其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麓的山前或坡前地带，大致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地域。

察吾呼沟口文化的典型遗存是轮台群巴克墓葬以及和静察吾呼沟口一号墓地、二墓地、四号墓地和五号墓地。^[47]和静县大西沟墓地和拜勒其尔墓地也可归入察吾呼沟口文化范畴。阿拉沟竖穴石室墓的很多特征与察吾呼沟口文化相似，加瓦艾日克墓地早期特征也与之接近。

四号墓地M36平、剖面图

（引自《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

察吾呼沟口文化墓葬表面有石围、石堆或沙土堆标志，墓室为竖穴石室及竖穴土坑。墓室一侧往往有短浅墓道，墓口多以石板或木头棚盖。主要是多人二次集体合葬。在墓室周围埋有儿童小墓和马头、牛头、骆驼头或整马整狗。一般都随葬有陶、铜、铁、木、石、骨器，彩陶与铜、铁器共存。陶器中以带流罐最多、最有代表性，它们变化最敏感的部位在流上，即从长流到短流，流嘴吻部由窄深到宽浅。其他典型器物有单耳罐、双耳罐、单耳杯、单耳钵、壶等。彩陶花纹母题主要有三角纹、网格纹、棋格纹、竖条纹、波折纹、菱形纹等。

察吾呼沟口人的主要经济形态是畜牧和狩猎。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制品，但没有发现农业生产工具。青铜制品主要是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小工具和生活用品，如小铜刀、马衔、马镳、铜铃等各式马具以及磨石、纺轮、箭镞等。墓室中也常见羊、马骨与小铜刀放置一处，许多木盆中常发现有成排的羊肋骨，一些较大的墓葬周围有马头坑。陶器中以带流嘴陶器最多，当是一种乳器或酒水器。察吾呼沟口文化所属墓地均处在天山南麓的沟口内外，是古代游牧民族转场的必经之地。当时的动物种类以马或羊为主，牛的数量居于第二或第三。这种马、羊、牛的组合是比较典型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动物群。^[48]

察吾呼沟口文化存在原始农业。不少陶器上还装饰有象征土地和耕作的田地纹以及网格纹中的圆点，特别是在一些陶器中发现有谷物，说明存在着农业。居民已经种植小麦、大麦等谷类植物。手工业有制陶、冶炼、毛纺织、编织、木器加工以及骨、石、金等质地物品的加工和生产等等。陶器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所出土的陶器是目前新疆考古发现中的最大陶器群；彩陶纹饰的繁缛精美也为新疆彩陶所首见。

察吾呼沟口文化处在青铜器普遍而繁荣的阶段。青铜器的数量仅次于陶器，包括兵器、马具、工具以及大量装饰品，使用于生活的诸多方面。虽然主要还是简单的小型器物，制作方法主要还是锻打和单范铸造，但也懂得在器物带刃处加入较多的锡以增加硬度，说明冶铸技术有所提高。

察吾呼沟口居民的线粒体DNA序列中包含了欧罗巴和蒙古人种两类基因来源，是一个欧洲和东亚人种混合的古代群体。^[49]察吾呼沟口文化分为两个类型，即察吾呼沟口类型和轮台群巴克类型。但又有学者把它分为三个类型，即察吾呼沟口类型、群巴克类型和扎滚鲁克类型。总体来讲，察吾呼沟口文化年代应该在距今约3000～2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也有学者主张它的下限在西汉对西域用兵之前。

3.扎滚鲁克文化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位于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村西，1985年、1989年、1996年三次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1985年调查发现了那勒克遗址、玉姆拉克开特买遗址、扎滚鲁克墓地。三处遗址在地域上十分接近，而且主体遗物相同，因此它们有可能是一体的。扎滚鲁克墓地很可能是这些聚落遗址主人的墓地。

根据墓葬形制及各墓葬出土遗物的排比，大体可将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墓葬地表可能没有封土，墓室是圆角长方形，室壁不整齐。出土有红陶衣陶壶、带重石的木杵及木纺轮和小木件。本期仅有M61，初步推测距今约3000年，应属于先且末国时期的文化。

第二期墓葬发现较多，应是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主体文化，主要分布于车尔臣河流域。墓葬地表没有封土，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方形竖穴土坑棚架墓、单墓道长方形竖穴棚架墓为主，且以后两种形式为典型代表。葬俗有单人葬、合葬、丛葬、解肢葬等。头向无明显规律，但一般面向上。大都没有特定的葬具，较多见的是毛毡。许多死者的腿关节下都发现了支腿棍，这一现象比较独特。同时，仅发现一座墓是半圆木棺，一座墓是细圆木搭的尸床。死者穿衣服、裤子，有的戴帽子、蒙面，嘴上盖椭圆形的金片饰，有彩色绘面化妆的习俗。

扎滚鲁克第二期文化墓葬出土木器

（引自《考古学报》2003年1期）

本期墓葬存在放置食物的习惯，主要是羊排骨和羊排骨串，面食少。有殉牲习俗，一般是羊头、肩胛骨、牛角、马头、马牙、马下颌、狐狸腿等。个别墓葬发现立放杈形木棍。随葬器物以木器和陶器为主，最常见的木器有纺轮、梳，陶器最常见的是钵；其次是骨、角器，主要有角杯、角勺和骨梳。铜器有刀和装饰品。许多墓都发现了铁器，但残蚀严重，能看出器形的有刀。一般来说女性多随葬纺轮，男性随葬马鞭、鞭杆和砺石，小孩随葬角杯等。第二期文化墓葬的年代主要是春秋—西汉时期，已进入了铁器时代。扎滚鲁克第二期文化，无论从分布的地域还是时间上考虑，应该属于且末国文化时期，至少可以认为与且末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亚洲北方草原居民西迁的必经之地，构成了新疆古代文化的特点，反映出文化来源的多样性，扎滚鲁克第二期文化的面貌也说明了这一史实。

第二期文化中发现了两件乐器木竖箜篌，这是目前新疆周围地区乃至以东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箜篌实物之一，将传统上人们认识的竖箜篌东传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出土了一些雕刻有狼、羚羊、绵羊、鹿、骆驼等动物纹的木器。这些动物纹饰都具有草原动物纹的风格和特点，其中反转式动物纹在新疆山地草原的阿拉沟、库兰萨日克、包孜东等墓地皆有发现，同时它也是鄂尔多斯式、斯基泰式、南西伯利亚式青铜器以及中亚塞克文化中的传统纹饰。鸟首纹在新疆境内尚未见资料报道，但在鄂尔多斯、斯基泰艺术中却占有明显的位置。第二期文化的动物纹是亚欧草原动物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

第三期文化墓葬主要分布在墓地中部。随葬器物主要是木器和陶器，木器中除了生活用具盘、碗、单柄罐、匕、耳杯外，还发现了生产工具耜。初步推测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陶器以轮制灰陶器为主，发现有单耳罐、罐等。这一时期新疆境内普遍出现了轮制陶器，从灰陶器这一特点来说，与新疆东部的遗存更接近。^[50]

扎滚鲁克文化的经济状况是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能够自给自足，维持原始简单的生存需要。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牲畜有马、牛、羊、驴、鹿等，还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种植粟、麦类农作物。

手工业生产有木、角、毡、纺织、皮革制作等。其中毛纺织业占有重要地位。用粗羊毛处理制成的毛毡，厚薄均匀、结构紧密，至今还未松散。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粗细羊毛或羊绒纺成纱，采用平纹、斜纹等组织结构法织造的毛巾、毛毯、地毯等，品种多、技法精，充分反映了古代且末人的聪明才智。另外毛织物的染色工艺也较进步，有织前纱染、织后漂染、镂版印花和彩绘等，颜色有红、黄、橙黄、蓝、褐、紫、草绿等。据分析初步认为红、紫二色为茜草染料，另外可能还有混合染料，即植物与矿物混合。

有学者对扎滚鲁克的墓葬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应该是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车尔臣河流域和克里雅河流域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在春秋—西汉时期。也有学者将其归为察吾呼沟口文化的一个类型。^[51]从对其年代的认定以及出土物的分析，初步认为它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制、以酋长为首领的无阶级差别的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民族部落。他们傍水草而居，过着相对稳定的半封闭式的生活；与毗邻的部落曾有经济交往或文化交流，同时也发生过残酷的掠夺战争。

4.苏贝希文化

苏贝希文化F1平面图

（引自《考古》2002年6期）

苏贝希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四周由天山主、余脉环绕，火焰山横亘于盆地东北部，源于北方博格达山的地下水通过坎儿井到火焰山前溢出地面，孕育出肥沃的绿洲，并形成三条河流横断火焰山，中间的一条就叫吐峪沟。苏贝希村位于吐峪沟北口，隶属鄯善县吐峪沟乡。1980年在此进行发掘，1985年发现了苏贝希遗址和一号、二号墓地，1992年发现三号墓地，提出了“苏贝希文化”的概念，并认为是早期铁器时代文化。

苏贝希文化的代表性遗存是苏贝希遗址及其墓地，除此之外在吐鲁番盆地内的三个桥、洋海、喀格恰克、艾丁湖、交河沟北一号台地和二号台地、交河沟西、阿拉沟、鱼尔沟口等地都发掘过与之具有相同特征的墓葬。

苏贝希遗址所在台地呈不规则的孤岛状，四周均为断崖深壑，清理出3座房址。一号房址由并排的3个单间组成，整体略呈长方形，墙基由泥垛成，个别部分遗留有土坯墙。3个单间的门均朝南，门两边的墙体加厚。西边的一间为长方形，靠近西壁有一长圆形土筑设施，用草拌泥抹面，可能是草料池。中间房屋略呈长方形，北壁旁有高40厘米的土台，西北和东北两墙角各有1个锅底形坑；东南角有一坑道，口大底小，从墙底穿过通向东间；门东侧有圆形灶，残留灰烬；房间中央有1个圆形柱洞。东边的房屋内西南角有1个120厘米见方的泥筑池子，壁上抹草拌泥，有火烧痕。泥池四壁残高40厘米，池底南面有一不规则形口，可能是火道口，这可能是一陶窑遗迹。其东部发掘时已呈斜坡状，未发现东墙，可能为敞篷式。另外东边房屋中央地面上有两个柱洞，还有1个圆形料池，内用土坯分隔成两个半圆形。料池的北部和东部各有1个圆角长方形浅池，均土筑，坚硬、光滑、平整；北壁旁有3个大型锅底形坑。另外，东面有些遗迹可能已被破坏。一号房址西边的房屋可能是用来圈养牲畜和存放杂物的，中间的可能是日常生活的起居室，东边的房屋可能是敞篷式的制陶作坊。房址前面有一平坦的长方形广场，广场东西两边分布有8个坑穴。坑穴有圆形、长方形和亚腰形，填土松软，不见任何遗物；有些较大的锅底形坑可能是建房时取土、和泥形成的，现代苏贝希村民的凉房前仍见类似的土坑。小锅底形坑，在发掘交河故城中房址时发现内有陶缸底，可能是放置装水陶器的。二号房址位于遗址最南端，存有部分墙基。三号房址在遗址北面，临断崖；北墙依崖呈弧形，有3个单间，北墙外有用土坯垒砌的“支脚”。

在遗址所在的台地上发现3条出入道路，东面两条临吐峪沟河，由台阶盘旋而下，十分险峻，为下河取水而设。西面1条较宽且平坦，为上山及出入的唯一通道。

苏贝希一号墓地有竖穴土圹墓和竖穴偏室墓两大类。墓葬地表以积石做墓葬标志，为矩形石堆。以卵石构建墓葬是墓地普遍存在的埋葬习俗，墓地年代属战国末至西汉初。三号墓地多数墓葬为竖穴土坑墓，所有墓葬均有随葬品；除随身穿戴的衣物以外还有较多的陶器、木器、皮革制品和铁、石、角、铜器等。

出土文物中陶器所占比例较大，基本上都是夹砂红陶；彩陶较少，基本都是通体彩，以内饰平行线的涡纹为主，还有网纹和竖条纹，常见的器型有碗、杯、罐、壶、釜等。木器有俎、碗、拐杖、取火钻木和小扣等。铁器均光亮如银，未生锈，有镞、针、刀等。铜器仅见1件铜镜。皮革制品出土十分丰富，除随身穿着的服饰外还有保存较好的袋、枕等物。

三号墓地特征与一号墓地相似，其时代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三号墓地早于一号墓地，其时代应在战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火焰山一带汉代以前居住的是车师（姑师）人，其政治中心设在交河故城。从墓葬规模和一般生活用品分析，这里埋葬的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同属车师人的一个基层劳动组织。

随葬陶器内盛放的糜子和干巴了的糜子粥表明糜子是当时居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汉书》记载这一时期居民“颇知田作”，已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作物种植是居民的一项重要活动，粮食已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从墓葬中普遍存在羊骨（肉）和皮、毛织品制成的御寒衣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看出，牲畜饲养和皮毛加工仍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2]

发掘的遗址和两处墓地相距很近，墓葬类型、器物形制和纹样、织物品种和工艺水平，甚至服饰等都比较一致，因此可认为是同一时代的古代聚落遗址。墓地出土了一批有时代特征的遗物，如彩陶带流杯、花边口沿陶釜、铁刀、弓箭、毛大衣等，与已知的许多地点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从保存较好的古尸看，多浅色头发，面部狭长，深目高鼻，颧骨弓纤弱，下颌内曲明显，铲形门齿少见，这些特征都接近典型欧洲人种。^[53]《汉书》记载，开通西域时，“楼兰、姑师当道”，罗布泊地区以北以东属于姑师境界。

关于苏贝希文化的源流，有学者提出应该在当地较其为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中寻求，同时也要注意与其邻近的较其为早的其他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苏贝希文化的最后发展去向应是当地的较其为晚的汉晋文化，同时也可能对与其地域相邻近的较其为晚的其他汉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54]

5.其他考古遗存

（1）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和铁板河三角洲古墓

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以南的荒漠中，东距楼兰故城约102公里。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首次在此发掘墓葬12座。2002—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

墓葬结构基本一致，先在沙丘上刨挖沙穴，然后在穴中放置棺具，最后在棺前栽竖不同的立木，有的还立有更高的大木柱。墓穴形状很不规则，推测其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墓穴的大小一般能容纳一具木棺以及相关木柱、立木等，并略有宽余。

墓穴中均有棺具，一墓一棺。木棺由胡杨木制成的侧板、两挡、盖板拼合而成，无底。绝大多数木棺形制一致，侧板呈弧形，两端内侧保留了树干本身的自然弧面。两板端头相触，近端头处凿出U形槽，用来嵌长条形的挡板。盖板由多块小木板构成，木板的宽度依棺截取。木棺之上普遍覆盖牛皮，牛皮上的中部多放一把红柳枝。常见的是12枝红柳，当中夹一支芦苇。有的棺头上还放一把碎石。

木棺前竖立不同形制的立木，有的棺后还竖一根细红柳棍。棺前立木因死者性别不同而有区别，男性棺前的立木似桨。“桨”面涂黑，“桨”柄涂红，柄端多刻有7道旋纹。“桨”的大小差别很大，大的高近2米，小的高1.3米。女性棺前立木基本呈柱体，高低不等，形制上也有不同。有的为上下均匀的多棱形木柱；有的上部是粗的多棱柱，下部则为细的圆柱。木柱端头均涂红，缠一段毛绳，绳下固定草束；有的在木柱的根部还放置一把由芦苇、麻黄等组成的草束，当中多夹有羊的腿骨，旁侧放一件较大的草篓。据分析，“桨”象征女阴，柱体象征男根。在一些“男根”和“女阴”立木的顶端，发现嵌有小铜片。

第一、二层墓葬均为单人葬。其中有3具男性尸体较为特殊，一具为木质尸体；另一具是用干尸的头颅、残肢和木质的躯干结合而成；还有一具仅存一只木质手臂。死者头向基本朝东或东北，仰身直肢，部分死者的面部涂画红色的线条，身上普遍涂有乳白色的浆状物质。

死者头戴毡帽，足蹬皮靴，腰着腰衣，身裹宽大的毛织斗篷。随葬品除随身的衣物、项饰、腕饰外，每墓必在斗篷外的右侧放置一个草编篓。死者身上多放置大量的麻黄小枝、动物耳尖、用动物筋拧成的短绳，有的还在身上、身下散置麦粒、黍粒。细长的红柳棍、禽类羽毛制作的羽饰等，也较为常见。墓主人因性别不同，所着服饰和随葬器物也明显有别。男性斗篷的穗多位于下摆，女性斗篷的穗多位于颈肩；男性的腰衣似带，女性的腰衣如短裙。男性在棺前“女阴”立木下两侧，分立冥弓和木箭，身上放置羽箭；女性在身上放木祖、皮囊和木梳。还有一些特殊的随葬品如牛头、嵌人面像的木杖等，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

小河墓地第一、二层墓葬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650—前1450年之间。发掘资料表明，罗布泊地区存在一支面貌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小河墓地就是这一文化的代表。墓葬分不同层位埋葬，所发现的遗迹、遗物大多与原始宗教、巫术有关，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原始宗教信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55]

小河墓地所在的罗布泊曾是我国最大的盐水湖泊之一，在汉朝就被称为“盐泽”，唐朝时称“纳缚波”。据古籍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前，就有古楼兰人和古姑师人的活动，建立城堡国家。

除了小河墓地之外，在该地区还发掘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和铁板河三角洲古墓。古墓沟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墓葬可分为地表无环形列木和地表有7圈比较规整的环列木桩两类。两类墓葬应属同一考古文化类型，但后者晚于前者。第一类型墓葬是距今3800年左右的罗布泊地区土著民族的遗存。古墓沟人的生产以畜牧业为主，主要饲养羊、牛。墓区发现的小麦粒说明当时存在农业，但所占比例很小。渔猎是人们生活的补充。毛纺织是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据检测分析，羊绒质量颇高（可纺70支细毛纱），而且人们已经有了分档使用羊绒、羊毛的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纺织工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类墓葬中男女老少以平等地位共葬于一公共墓地。有五、六座墓葬中随葬品稍微丰富，而这几座墓葬的主人均为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这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古墓沟人处于没有鲜明社会分化的原始社会阶段。第二类墓葬内均葬男性，说明男性已在社会上居于显要地位。^[56]古墓沟遗存和人类学特点与楼兰遗址的明显区别，说明在罗布泊地区古墓沟人是早于楼兰文化时期的居民。

1980年初，在罗布泊北端的铁板河三角洲发现两座古罗布泊人的墓葬，出土的毛巾和毛皮标本，年代距今为3880±95年，是早期古罗布泊人的遗存。^[57]铁板河女尸头发和鞋上都发现很多虱子，还有一只臭虫。这在寄生虫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为我国研究寄生虫史提供了珍贵的标本。同时女尸也为研究古楼兰人的体质形态、社会生活和古罗布泊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

（2）流水墓地

流水墓地位于和田地区于田县阿羌乡的流水村，地处昆仑山深处克里雅河上游河道与流水河交汇处的阿克布拉克台地。2002年至2005年，清理墓葬52座。

墓葬由石围（或石堆）和竖穴土坑墓室两部分构成，方向基本上朝东。根据墓坑上卵石的排列和堆积状况，可以分为石堆墓和石围墓两类。石堆或石围的直径一般为3～5米，最大者达7.6米；多层卵石堆积的石围一般高数十厘米，最高的达0.95米；卵石的直径多在15～40厘米之间。有的石堆或石围表面有焚烧痕迹；部分石堆中伴出碎陶片，有的可以复原为完整器物，可能是故意砸碎的。部分石堆上发现炭灰、烧土和烧骨；有的石围中出土陶器和山羊骨。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石围墓最初也是石堆墓，后来石堆上部的石块被取用，仅剩下底部的石围。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半的墓葬石堆或石围在东部有一小石圈相连，其内多有用火痕迹。由于此处墓葬的方向基本上朝东，推测这种小石圈可能被作为一种墓向标志；而其内的用火痕迹表明小石圈可能是祭祀活动的场地。

墓室均为竖穴土坑，位于石围或石堆下方，平面多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墓室内填沙土。墓室开口处常填有较大的扁平卵石，人骨上一般也压有直径达数十厘米的卵石。墓葬以合葬为主，人骨多以二次葬形式分层埋葬，常见1或2层，部分墓葬的人骨共分3层。葬式多为仰身屈肢，少数为侧身屈肢或者身首分离。竖穴土坑的上层通常有填石，接近人骨处陪葬有家畜的头骨和四蹄，以山羊为主，个别规格较高者用马。多人合葬时，较完整的一次葬人骨很可能是当时某一社会群体的重要人物，二次葬人骨可能是早先死亡或客死他乡的一般成员。

随葬陶器有罐、钵、杯、盆等，常见罐、钵组合。陶器多为手制，部分陶色不均。器表多有纹饰，通体分布或仅见于器身上部，主要有三角纹、弦纹、菱形纹、网纹和波纹等，偶见斜“目”字纹和麦穗纹。铜器有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作为串饰的料珠，类型多样，圆管状的最常见。另外还出土玛瑙珠和玉佩。金器有耳坠、珠饰和腰带等。骨角器主要有角质马镳、骨镞和骨发饰等。此外发现了铁器残片，可能为刀。

流水墓地的年代应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58]通过对6具完整人骨进行检查，显示流水墓地的人们生前可能比较广泛地乘骑马匹，从牙齿的磨损程度等特征可以推测该地居民应属于畜牧者、狩猎者之类经常以肉食为生的群体。^[59]

（3）库兰萨日克墓地

墓地位于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1993年发掘墓葬10座。墓地分南北两区，共有墓葬45座。墓葬地表皆有圆形封堆，可分为石堆和石围石堆两种。

封堆之下为墓室，一般每座封堆之下只有一个墓室，均为圆角长方形土坑。墓向以西北—东南向为主。部分墓葬设有二层台和壁龛。大部分墓葬内没有葬具，每座墓内埋葬人数多寡不一。各墓随葬品数量不等，少者1件，多者10件。陶器大部分为实用器物，部分器物为分段制成后套接成形，经慢轮修整。大部分陶器无纹饰，个别器物有刻画的“∽”纹。金器有马形牌饰、鹰鹿饰、戒指、耳环、箔片饰等。铁器有矛、环、器柄等。

墓葬为二次葬。骨骼多残缺不全，部分人骨分属多个个体，并伴出鹰、羊等动物骨骼。二次葬的形成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因为某种原因死于异地，而后象征性地敛骨埋入集体茔地；另一种是有意识地将死者尸体放置腐烂后敛骨瘗埋。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其他可能性。

库兰萨日克墓地的年代大致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应是一处部族墓地，部族成员之间出现明显的分化。文献记载塞人的活动区域与库兰萨日克墓地的地理位置重合，其社会经济状况与墓地反映出的社会经济特点类似，因此这批墓葬可能是塞人或与其相关的遗存。^[60]

（4）洋海墓地

洋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南麓的荒漠戈壁地带。2003年，清理墓葬503座。墓葬结构主要有四种，即椭圆形竖穴二层台墓、长方形竖穴二层台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前两类墓葬为早期，大约为公元前12—前8世纪。第三种为中期，大约为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最后一种墓葬约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的两汉时期。

葬式可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两大类。在葬具中，用圆木做的木床最具特点，还有编织精美的草席、草编床垫、毛毡和地毯。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陶器、木器、毛皮服饰是最常见的随葬品。青铜工具和兵器、弓箭、羊头是也基本随葬品，还有随葬整羊、羊排骨或羊腿、牛头、整马、马距骨、马下颌和肩胛骨、狗等。用植物食品随葬的较少，发现有小麦、青稞、粟和糜子。装饰品丰富，有的墓主头戴一圈用贝壳装饰的彩色毛编织带，皮靴上有铜扣装饰，小腿上也系有铜铃、铜管装饰。此外还发现颅骨钻孔和在手背上文身的习俗。

陶器器形和纹样都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彩陶纹样最早出现的是网格纹、三角纹、锯齿纹、竖条纹，其后有涡纹、波纹、同心圆纹、羽状纹等。还有两件带柄陶器，柄端塑成盘羊和绵羊头像，形象逼真。

洋海墓地出土彩陶

（引自《考古学报》2011年1期）

木器主要有盘、桶、纺轮、竖琴、碗、耳杯、梳等。大部分木桶的口、底外沿都阴刻连续的三角纹，有些木桶的口外沿还粘贴白果紫草籽粒，用来显示三角纹。在木桶外壁阴刻、线刻出成组的动物形象，有羊、马、狼、虎、狗、骆驼、野猪、马鹿、鸟等。有些木钵、盆、器柄雕刻有山羊、狼、怪兽等形象。复合弓形式多样，做工考究。

铜器以环首刀、长銎斧（戚）和直銎斧最具时代特征。此外还有马衔、直柄刀以及装饰在马辔头上的铜扣、铜节约等。石器有磨盘、杵、球等。铁器有刀、锥、马衔。金银器很少，主要作装饰品。骨角器较多，有杯、马衔、镞等。海贝出土较多。马鞍除了两片式的还有“十”字形鞍（鞯），用小长方形皮块叠缝串联而成。还有泥质吹风管、泥塑人面像、葡萄藤等。

从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来说，陶器和木容器一般放在墓主头部附近。大件木器一般顺放在身边，如弓箭；小件器物大多出土于随身携带位置，如耳环、砺石及所有的服饰。根据出土位置还可以推定物品的名称和用途。洋海先民们使用了旋镖作为狩猎工具，最主要的狩猎对象应是水禽。

洋海人颅骨形态的综合特征明显倾向于高加索人种系列，其中2/3近于古欧洲类型，1/3近于地中海类型。早期居民成分没有大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后期虽有蒙古人种因素的明显增加，但不足以改变基本的综合体。^[61]

通常来说人口数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争夺，这也导致了人群间的冲突与战争。经人骨检测发现，洋海墓地居民颅骨创伤率较高。且颅骨创伤在男女两性中均有出现，因此推测洋海墓地居民被动参与了群体暴力行为，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所占有的某种资源。因为无论是基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还是张骞通西域后的文献记载，都证明了吐鲁番盆地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必经之所。^[62]

（5）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

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东起巴里坤县城南面的岳公台山峰，西达西黑沟，南至天山北麓山谷之间，北以兰州湾子村为界。在东西约5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结构建筑基址、墓葬以及岩画等。石结构建筑基址包括石筑高台、大型石围墙基址、单个或单组石围墙基址，相对集中分布于遗址的西部。石筑高台形状、高度及包含物等都非常相似。石筑高台对环境的选择，与周围石围墙的组合关系以及石筑高台周围石围墙基址的形状、构造也很相似。从其一致性可以推定各石筑高台及周围石围墙的功能应是大体相同的。从各高台的规模、高度及其所处的位置，可以推定不是普通的居住遗址。在高家鄂博石筑高台顶部中部有一“门”字状的卵石堆砌的遗迹，其边线整齐，用途似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因此初步推测石筑高台可能是一种礼仪性或宗教性质的建筑。

石筑高台周围的石围墙基址，墙体的方向南北纵向大致平行，东西横向也大致平行，是一个以高台为中心的整体建筑，应是整体规划建筑而成。数量众多的石围墙基址应该是当时部族内地位较高的人员（首领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或者核心成员居住的遗迹。大型石围墙基址有3座。1984年发掘的一座出土人骨17具，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发掘者认为：“曾三次居住，均见灶坑及地面，最后毁于大火。”在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西部区域中也散布单间或多间的石围墙基址，平面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和曲尺形等几种，应该是地位较低的部族成员的居住遗迹。

墓葬主要分布在遗址群中部地势较高的山谷谷口附近的斜坡上，比较集中的有两处，一处在小沟口外，发现近百座墓葬；另一处在弯沟口外，有墓葬200余座。遗址群西部也分布有零星的墓葬。墓葬地表暴露部分均为石块砌筑，分为石圈和石堆两种形式，大多与地表持平，个别略高于地表，平面形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1984年，在弯沟口内发掘4座墓葬。墓葬地下部分的结构为竖穴土坑，墓主人头西脚东，面北，有二次葬。出土的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遗址群的年代可以大致在春秋战国之际。

从2000年开始，调查发现在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西起新疆东部的木垒县东至甘肃西北部的肃北县马鬃山区的一系列遗址中，存在着方形和长方形石围居住基址、不起堆的方形和长方形石结构墓、以静态剪影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岩画等遗迹，具有较为稳定的共存关系，应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共同特征。已调查确认的此类游牧文化遗址，明显存在着规模大小的差异。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最大、各类遗迹的种类和数量最多的遗址有两处，一处是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另一处是哈密市乌拉台遗址，很可能是某一游牧部族的政治中心。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北临游牧民族的夏季大牧场巴里坤—伊吾草原，夏季凉爽宜人，可能是某一古代游牧部族的夏庭所在。乌拉台遗址与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的特征一致，地处东天山南麓，避风向阳，很有可能是同一游牧民族的冬庭所在地。^[63]

（6）别特巴斯陶墓群

2003年，对喀什河吉林台水库淹没区东部别特巴斯陶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墓葬630多座。墓葬地表起封堆，一种是封土堆，另一种是在封土堆外围铺单圈或双圈石环。大型墓葬较少，封堆直径在25～60米之间，高数米，同一封堆下有单墓室也有双墓室。中型墓葬封堆的直径在15～25米间，高1米左右。大、中型墓葬的墓主可能是贵族或上层统治者。小型墓葬占绝大多数，封堆直径在10米以下，封堆高不到1米。

大多数墓葬随葬品贫乏，相当一部分墓葬无随葬品。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同时还有大量的铁器，其次为铜器、石器和骨器等；部分墓葬用羊的尾骨及牛或马骨随葬。出土的一件陶质缸形器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种种迹象表明别特巴斯陶墓群下还叠压着另外一种文化遗存，这种遗存可早到安德罗诺沃时期。还有嵌红宝石金戒指，从做工到红宝石中阴雕人物都不是中原内地的产物，具异域风格，阴雕人物可能是中亚、西亚古代神话中的女神或女王。

特克斯恰甫其海M05平、剖图

（引自《文物》2006年9期）

大型墓葬结构宏大、复杂，墓口周围填大量红土，有的地方的填土为上下叠压的多色土，多色土可能与古人对构成世界的基本结构的认识有关。墓葬时代的上限推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下限至汉晋。它的发现为研究伊犁河流域史前到汉晋时期文化间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64]

别特巴斯陶墓群所在伊犁河流域，历来为游牧民族争逐之地。首见于中国古籍者为塞种、大月氏。塞种自西来，大月氏自东往；匈奴、乌孙接踵而至，莫不以此地为乐土，并繁殖生息其间而留其残迹。该区域分布的遗存还有察布查尔县古墓葬、穷克科墓地和祭坛、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铁木里克沟口墓地、恰甫其海墓地等。

察布查尔县墓葬很可能与塞克人有关。穷克科墓地时代在距今3000年前后，墓地的使用年代可能延续到距今2500年或更晚一些。铁器的普遍发现是另一个重要收获，为研究新疆地区铁器的使用提供了新的材料。^[65]祭祀坛位于墓地的东西两侧，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祭祀坛中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两座。铁木里克沟口发现的祭祀建筑和独特葬仪，是新疆地区原始宗教上较为重要的发现。恰甫其海墓地属于塞—乌孙文化，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前3世纪，个别墓葬晚至东汉。^[66]

除墓葬外，在伊犁河流域陆续发现一些青铜器。尼勒克县奴拉赛山区和圆头谷中，发现两处铜矿。地下巷道内可见到支撑矿层的坑架，用原木分数层楔入坑壁而成，保存完好。在竖井内外采集到大量矿石和采矿工具——圆或扁圆形的大石锤。在距竖井不远的沟谷内，发现冶炼遗址。铜矿开采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至战国阶段。据史籍记载，西汉以前塞人曾在伊犁河谷有过较长时期的活动，有的遗存可能为塞人所留。

（7）香保保古墓

1976—1977年，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香保保地区，曾调查发掘了一批少数民族墓葬。墓葬地面上都有明显的标志，即石堆或石围。石堆或石围下即为墓室，均为竖穴。少数墓口上盖有木头，盖木的有无与地面上的石堆与石围及其墓室的形状大小无关；但是与葬式似乎有一定的联系，即火葬墓全无盖木，土葬墓大部分有盖木，又以侧身屈肢葬者居多。

随葬品中，铜器所占比重最大，但绝大多数都是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很少。墓葬的时代初步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有4座殉人墓，被殉者或被活埋或被肢解。有两座人数较多的合葬墓，大人小孩均有，它们当是一个小的个体家庭。在同一墓地中，既有殉人墓又有个体家庭墓，还有地位平等的单人墓，可能揭示出这一地区正经历着社会变革，即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些墓葬可能与羌族有关，也可能与塞克族有关。^[67]

2003—2004年在塔吉克自治县下坂地墓地发掘墓葬181座。早期墓葬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下限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68]

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遗存，除以上所述之外，还有萨孜村古墓葬、石河子古墓、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尼雅北部类型遗存、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和硕新塔拉遗址等。萨孜村墓葬从形制到所出陶器的造型、纹饰都与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接近。^[69]石河子古墓同卡拉苏克文化面貌有较多相似之处，说明了阿尔泰北部地区的鄂毕河上游地区同天山北麓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70]尼雅北部类型遗存，据推测可能反映了在距今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某个阶段，尼雅绿洲地区即与罗布泊地区、帕米尔以西塔吉克斯坦等地区存在文化上的联系。^[71]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根据文献记载是车师后部的活动中心——务涂谷遗址。^[72]

【思考题】

1.简述灵台白草坡和崇信于家湾墓地的主要遗存及其学术价值。

2.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和墓葬的考古收获有哪些？(www.daowen.com)

3.简要介绍马家塬墓地并分析其文化因素与族属。

4.试述辛店文化的经济生活。

5.沙井文化的聚落形态有哪些？

6.简要介绍杨郎文化的特点。

7.试论焉不拉克文化的墓葬种类和分期。

8.试论察吾呼沟口文化、扎滚鲁克文化的基本特征。

9.苏贝希文化、车师文化的遗存有哪些？

10.小河墓地的文化特征是什么？

11.简述流水墓地、洋海墓地的主要考古收获。

12.介绍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并谈谈对它的认识。

13.新疆境内的许多遗址反映了不同人种和民族的迁徙，试举例说明，并谈谈你的认识。

延伸阅读

1.（瑞典）贝格曼：《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2.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3.胡谦盈：《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4.孟凡人：《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5.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8.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

9.韩康信：《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王仁湘：《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16.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许俊臣：《甘肃庆阳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2]毛瑞林、梁云、南宝生：《甘肃清水县的商周时期文物》，《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5]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6]张治国、马清林：《崇信于家湾周墓出土青铜器分析研究》，《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8]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9]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2004年第8期。

[10]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11]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东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12]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1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14]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15]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17]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

[18]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文物》2009年第10期。

[19]杨建华：《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20]马聪：《张家川县出土“钻孔”半两》，《中国钱币》2010年第1期。

[2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

[2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铸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62页。

[24]魏东：《额济纳旗绿城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

[2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实习组：《甘肃临夏莲花台辛店文化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88年第3期。

[26]谢端琚：《略论辛店文化》，《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28]田旭东：《从寺洼文化看古羌族文化与周文化之关系》，《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

[29]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30]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3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2]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3～523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4页。

[34]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4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5]赵建龙：《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

[36]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7]乔虹：《卡约文化的丧葬礼仪》，《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8]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66页。

[40]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巴隆和香日德三处古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4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37页。

[4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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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1～547页。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46]魏东：《新疆焉不拉克文化古代居民人种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

[4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48]安家瑗、袁靖：《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一、三号墓地动物骨骼研究报告》，《考古》1998年第7期。

[49]谢承志、刘树柏、崔银秋、朱泓、周慧：《新疆察吾呼沟口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5年第4期。

[5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51]陈戈：《察吾呼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5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鄯善苏贝希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90-1996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138～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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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米夏艾勒·舒勒茨、泰德·H·施米特·舒勒茨、巫新华、王睦：《新疆于田县流水墓地26号墓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学和人类学初步研究》，《考古》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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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62]张林虎、朱泓：《新疆鄯善洋海青铜时代居民颅骨创伤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

[63]刘瑞俊：《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初步认识》，《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

[64]刘学堂、托呼提、阿里甫：《新疆尼勒克县别特巴斯陶墓群全面发掘获重要成果》，《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65]刘学堂、李溯源：《新疆伊犁河流域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

[6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特克斯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

[67]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68]吴勇：《新疆喀什下坂地墓地考古发掘新收获》，《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

[6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城地区文管所：《托里县萨孜村古墓葬》，《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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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岳峰、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考古》1999年第4期。

[72]阚耀平、阎顺：《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