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宁夏境内的考古学文化

从银南到固原的广大地区，存在着一种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遗存。中宁、固原两地墓葬的发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墓葬具有浓厚的畜牧经济特征，出土器物许多与内蒙古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墓遗物相似，其时代应大体一致。但如果把这种遗存作为单一的匈奴文化，却很难与文献记载吻合。^[41]

1989年对宁夏固原杨郎乡马庄墓地^[42]进行抢救性发掘以后，把这类遗存命名为杨郎文化。杨郎文化主要分布于宁夏中南部及其毗邻的甘肃东南部，尤以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地区最为密集。经过科学发掘的除马庄墓地外，还有宁夏固原彭堡乡于家庄墓地。^[43]从分布地域来看，主要是以陇山为中心的西北黄土高原东部，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其间有清水河、泾河、葫芦河、茹河等源于陇山的河流，水草肥美，雨量充足，适合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生存。

文化遗存大体可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又可划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中卫狼窝子坑、中宁倪丁村墓地为代表。狼窝子坑墓地出土的啄戈、倪丁村墓地出土的管銎斧都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春秋中期以后消失。结合共存的短剑、刀、装饰品等判断，其年代不会晚于春秋中期。早期晚段以马庄早期墓葬及于家庄墓地为代表，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上述墓地中很多地点均出土中原式中胡或长胡三穿铜戈，为断定这类墓葬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晚期以马庄墓地晚期墓葬、固原撒门村M3及庆阳吴家沟圈等墓葬为代表，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晚期。

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和土洞墓两大类，其中以土洞墓居多。死者置于洞室内，多单人葬，仰身直肢，足高头低，头向东，一般无葬具。人骨两侧放置随葬品。墓内普遍殉牲，以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也见有羊颌骨。殉牲多放置在人骨的足端，洞室墓通常置于靠近洞室的墓道内。

杨郎文化遗物（1、2为陶器，其余为铜器）

（引自《中国考古学·两周卷》）

杨郎文化的陶器很不发达，均为夹砂褐陶，器类有单耳罐和双耳罐。早期晚段是杨郎文化的繁荣期，出土的遗物最为丰富。尽管出现了铁器，但仍以青铜器为主。兵器有青铜短剑、矛、鹤嘴斧、镞等。带扣最具特色，包括环形、葫芦形、长方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多种形式，有的纽部做成动物或动物交媾形象。带饰的种类也很多，有的呈简化的鸟形牌饰，有的做成兽头连双纽状，有的做成两个相向牛头状，有的则做成虎食兽形象。骨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精致，有的镳、节约、当卢及各种饰件上雕刻复杂的图案，构成该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www.daowen.com)

到了晚期，青铜短剑、鹤嘴斧、戈、镦、车軎及鸟形饰等装饰品虽然继续存在，但数量明显减少。装饰圆雕动物形象的杆头饰及以动物相斗纹题材的装饰品则较前期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在铁器数量的大量增加。

杨郎文化的动物纹装饰艺术也很有特色。圆雕动物形象出现较早，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已发现这类器物。另外，装饰品中猛兽噬咬食草动物纹铜带饰，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出现的年代也较其他地区为早。兵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艺术构成早期游牧人文化的主要内涵，也是体现草原游牧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杨郎文化为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郎文化的性质问题，即属于青铜文化还是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以往人们将该文化作为青铜文化来研究是不妥的。从整个欧亚大陆草原来看，尽管各地区由青铜时代过渡到早期铁器时代的时间早晚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期间相继跨入早期铁器时代。如果将中国北方相当于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青铜文化，那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杨郎文化的早期早段墓葬中已有铁器出土。战国中晚期使用铁器更为普遍。由此可见，杨郎文化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范畴。

杨郎文化同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之间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方面。土洞墓结构在甘青地区自古以来就很流行。杨郎文化的墓葬结构显然是承袭了西北地区土洞墓的传统，表明该文化同西部地区古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死者足高头低是该文化所特有的葬俗。铜柄铁剑、各种装饰动物纹样的带扣、柳叶形或鞋底人面形当卢、镜形饰、雕刻精致的骨器等，表现出同相邻文化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青铜器中的鸟形饰、双鸟形饰、兽头形饰、环形带扣、动物纹带饰等装饰品；短剑、鹤嘴斧等兵器；衔、镳等马具，同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的同类器物非常类似。圆雕的卧鹿、卧羊、盘角羊头等在桃红巴拉文化中也非常流行。

杨郎文化的居民从事畜牧业。至今尚未发现居住遗址，也未发现同农耕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过着半定居的游牧生活，这一点也为埋葬习俗和具有浓郁草原文化气息的随葬品所证实。居民从农耕民族那里获得生活必需品，墓葬中所发现的铜柄铁剑、铜戈、带钩、龙纹透雕带饰、人面蛇纹牌饰等，显然是来自中原诸侯国的产品，反映出杨郎居民同相邻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

杨郎文化的来源、去向以及同相邻的其他早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关于其渊源问题，有人认为在陇山周围地区只有陕西扶风刘家的姜戎墓地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同杨郎文化的相似性。杨郎文化同卡约文化的关系也很值得重视。

至于族属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同春秋时期“西戎八国”关系密切；有人认为同春秋时期的朐衍戎及其先民有直接的关系；有人结合文献记载对“西戎八国”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推测，认为义渠戎的活动地域在庆阳，乌氏之戎则居于固原地区；有人认为杨郎文化应该是有别于匈奴系和东胡系的戎人的文化遗存。^[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