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从纪事西碑说南京织造与曹家

西碑刻1699年康熙帝三谒明孝陵纪事。碑文大意说，康熙帝忧念江淮水灾而为此南巡。亲赴河岸，视察指导治河情况，赈济受灾百姓。驾至江宁，准备第三次亲至明孝陵礼奠，大学士等人建议派大臣致祭即可。康熙帝认为明太祖非一般之君，理当躬行亲祭，并为之亲书“治隆唐宋”。谒陵过后，命江苏巡抚宋荦、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孝陵残破之处，又命曹寅将“治隆唐宋”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

按理说，皇帝对于明孝陵的旨意应由地方政府官员办理，而不是委派江宁织造郎中。江宁织造直属于内务府，性质是为皇室采办服务的机构。康熙皇帝如此下令，是因为他与曹寅的关系非同一般。并且，康熙并不避讳这种关系，甚至将其公开化，无疑在向众人说明，曹寅就是他康熙皇帝在南京的代理人。曹寅为何受此恩遇？江宁织造的地位为何如此重要？江宁织造与南京织造业及云锦生产又有哪些关系呢？

碑殿纪事西碑拓片

这还得从南京织造业及云锦的历史说起。南京的织造业发达甚早，东吴时已名闻天下，及至明代，无论水平与产量，均居于全国前列。在反映明代中后期历史的《南都繁会图》卷中，“绸绒老店”、“鲜明绒线发客”、“涌和布庄”、“涌申布庄发兑”等等林立的店铺，其实只是表现出其兴盛的一个侧面。

明代南京织造业之所以称雄，一方面是城市特殊地位带来的官营制造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官营带动下的民间织造业的兴盛。南京隶属中央系统管辖的织造机构就有“内织染局”、“神帛堂”与“供应机房”。“内织染局”亦叫“南局”，隶工部，具体地点在“后湖”，即今玄武湖。额定织机300余张，有工匠3000余名。“神帛堂”属“司礼监”管辖，具体地点当在今后宰门内，中山东路明故宫遗址及南京博物院后一带。神帛堂额设织机40张，有工匠1200名。“供应机房”同属“司礼监”管辖，位于今汉府街大行宫一带，即清初江宁织造的所在地。

南都繁会图》（局部）

明代的官营织造，每年都有各自的额定任务，但由于统治者生活的奢靡和赏赐的无度，常以“添派”的名目大量增造各种缎匹，而官营织造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完成这种庞大的需求。于是不得不用“收买”的办法向民间机户搜罗缎匹，以补贡纳的不足之数。其中，最盛行的方法是采用机户“领织”的形式。所谓“领织”，就是官局通过中间人，利用民机为官局加工织造，即委托加工的生产形式。虽然其间官营对民间织造不乏抑制，但对后者技术与产品方面的有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织造业的繁荣和发展。

就织造业规模而言，南京的织工最众，织机最多，为江南三大织造之首。其主要出产专供皇室御用的贡品锦缎，还担负着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品生产的重任，这当中最负盛名的织品莫过于云锦。

南京云锦是承继元代著名的织金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湛、配色对比强烈，而被喻为美如云霞的“云锦”。其生产工艺独特，两人一天只能生产5～6厘米。若要织一幅78厘米宽的锦缎，需要使用14000根丝线，所有花朵图案的组成就要在这14000根线上穿梭，从确立丝线的经纬线到最后织造，整个过程如同给计算机编程一样复杂而艰苦，所以也有“寸锦寸金”之说。

南京云锦最大的特点就是“妆花”技法的大量使用。妆花指“挖花妆彩”，织造时配色自由，花纹色彩变化丰富。在花纹装饰上，以逐花异色取得多样而统一的美丽效果。妆花织物是明代早期创造的品种，最初是在缎底提花织物上挖花妆彩，之后把这种配色织造技法，发展运用到纱、罗、绸、绢、绒等等不同质地的织物上去，达到了无施不巧的纯熟地步，大大丰富了妆花织物的品种和内容。从而将我国彩织锦缎的配色技巧和织造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直到今日，这种逐花异色的彩织技术，现代化的机械织机还无法替代。

明代南京织造的锦缎，有“起本色花”（单色的暗花缎）、“妆花”、“织金”三种类别。其中“织金”和“妆花”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品种，也是云锦中高成就的主要品种。不过，从出土的珍贵织物来看，这三种类别经常混合使用。

1977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出土的明魏国公徐俌（徐达后裔）墓中，殉葬的袍服里有一件起本色暗花的缎袍，胸前的官补则是用织金方法织成。这件素缎麒麟纹补服全长153厘米，袖长119厘米，下摆宽120厘米。素缎、圆领、右衽、广袖、胸背正中为正方形补子，长宽各为39厘米。补子用片金织麒麟主纹，四周配以如意云、灵芝、牡丹、海水、江牙、山崖等纹样，具有典型的明代南京云锦风格。明代规定职官常服所用补子，公、侯、驸马、伯补子纹样为麒麟、白泽。墓主人徐俌，系明代开国勋臣中山王徐达五世孙，生前为南京守备，加太子太傅，袭封魏国公。此件金织麒麟补服，与史载相符。

1958年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殉葬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在起本色暗花的纱地上，以金线、彩绒和孔雀羽线织出十几条姿态各异的大小龙纹，织造工艺之复杂、织品效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如同明末诗人吴梅村《望江南十八首》，其中一首所咏：“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

在定陵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每卷锦缎织料上都裹有黄色的纸签，纸签上写着锦缎的名称、织造的年月、织料的尺寸规格和织造工匠的姓名等。从裹封缎料的纸签上看，其中不少是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莲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莺、张科，万历贰年”等。

若从北京故宫、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院）和有关的文化艺术部门收藏的明代锦缎实物，以及散存于全国各地佛教寺院、喇嘛庙中众多的明刻佛经经面的锦缎材料来看，南京的云锦产品不仅品种繁多、图案花纹丰富，数量也极为惊人。(www.daowen.com)

较之明代官营织造分布之广，清代只在北京和南京、苏州、杭州四处开局。清代的江宁织局，分为两个部分：“织造衙署”，是织造官员常驻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局”，是织造生产的官局作坊。最初织造衙署和织局同在一处，即现今大行宫利济巷及汉府街一带。后因乾隆十六年（1751）江宁织造衙署改建为皇帝南巡驻跸的行宫，迁址建康路淮青桥东北“八府塘”一带；织局则迁址今珠江路的竺桥一带，又称“小织造”。

清初，官府对南京民间机房曾有开机不得过百张的限制。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机户们具文公请曹寅向朝廷奏请取消限制。曹寅对机户说：“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经奏请，得旨永免。机户们为了感激其恩，特建“曹公祠”于雨花冈。百张之限取消后，南京民间丝织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资力雄厚者极力扩张，甚至有开机四五百张的大机户出现。这些大机户，除自行设计督织外，大多以经纬原料交于小机户，各就其居处加工织造。而为数众多的民间小机户，则专靠为大作坊加工织造货品为生，成为大作坊的组成部分。

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述当时的盛况的：“除皇帝、亲王必用外，兼答谢越南、朝鲜等国赠礼之需，复售与住坐南京之富商大贾，运往蒙古及西藏等处。彼时织品尚妆花……此类织法，工精料美，巨细认真，花样繁多，鲜妍夺目。工人不惮思虑、不惜时间，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冀获皇家赏视，博取荣名，是以人争趋之，锦织因以大盛。……业此因以致富者，亦颇不乏人。”

据统计，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南京民间丝织机台（包括缎、锦、绸、纱、绒等织机在内）已发展至三万多台。至道光年间，总计城厢内外各类丝织机台总数已达五万多台。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为南京丝织生产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南京织造生产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民间丝织生产的发达，带动了城市百业的兴盛，特别是那些直接为丝织生产服务的行业，如机店、梭店、筘店、籰子、绺梭竹器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染坊，以及与锦缎包装有关的纸坊等等，都相应的发展起来。总计全城直接、间接依靠丝织生产及其有关各行业为生的，达数十万人之多，极大地促进了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

江宁织造局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至光绪三十年（1904）撤销，共存世约260年。其间，主管织造的官员，先后更替达数十人，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四人。曹家祖孙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达65年之久，与江宁织局及南京的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曹家之所以为人们所熟悉，还因为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曹雪芹，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曹家原系汉人，满人尚未入关，曹家就入了正白旗，为皇室包衣（奴仆）。曹家真正的显贵是在康熙朝，曹玺之妻孙氏曾做过康熙的乳母。康熙南巡时，口称孙氏为“吾家老人”，可谓荣耀之极。曹寅少年时，也曾被挑选为康熙的“伴读”，所以深得康熙的信任。曹寅的女儿，又是满清“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曹家在康熙一朝一直是只盛不衰、红极一时的大官僚家族，并以“织造世家”闻名于当时的上层社会。在康熙当政的61年时间里，不仅江宁织造成了曹家的世袭职务，曹寅的内兄李煦、曹寅母亲孙氏的亲属孙文成，也都由于曹寅的举荐，分别担任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多年。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卒于任所后，江宁织造空缺，便由其子曹寅继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不久又回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一职，便由曹寅内兄李煦担任，之后曹母孙氏的亲属孙文成又担任了杭州织造。在康熙帝的要求下，江南三织造形成了以曹寅为中心的“三处一体”，是为康熙在江南的心腹耳目。这个“三处一体”，也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护官符”的现实原型。

曹玺、曹寅父子在南京所承担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织造事务的范围。具体说来，包括：监督汉族官员的思想行动、收集反满抗清活动的情报；安抚、笼络江南前朝遗老、文士名流；奏报当地的气候、年景、水旱病虫，以及米价、丝价行情的变化等等情况。所谓“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如南京明孝陵的塌陷、修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传闻，曹寅先后奏报了多次。如浙江四明山、太仓永乐庵、大岚山朱三太子等反清复明事件，曹寅和李煦都有密折详报。曾是自己老师的大学士熊赐履，康熙也令曹寅暗中了解他在家所做何事。在熊身后，康熙“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令曹寅“打听得实，尔面奏”。后叫曹寅送些钱去。康熙一再嘱咐曹寅：“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之所以要曹寅如此小心，为的是不露形迹地通过曹寅，掌握江南这片沃土上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使自己能够做到“耳聪目明”。可见，康熙与曹寅之间决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江宁织造，实有着比“织造”更为重要的特别任务。

康熙六次南巡至江宁，四次驻跸江宁织造府，接驾事宜均由曹寅总负责。附近的苏、杭、镇、扬等处的迎驾，亦由曹寅和李煦安排。南巡时所修织造府、扬州行宫，以及所备车马船只、饮食娱乐等，凡事穷奢极欲，正如《红楼梦》中叙述江南甄家独接驾四次时那样：“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偌大的南巡花费、平时的报效，还有结交江南名士的支出等等，一起构成了曹家的巨额亏空！说白了，曹寅其实就是拿着公家的银子，秉承皇帝的旨意在办事。康熙深知其中情由，并且每笔花费也都呈报他过目，得到认可的。但是，清代的财政制度绝不是今人想象的那么没有章法，不是当权者说报销就可以报销的。康熙在朱批密折中叮嘱：“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那怎么办呢？皇帝的办法是派曹寅、李煦轮流去主管油水丰厚的两淮盐务，还曾让曹寅管过八年“五关”铜筋，以补亏空。或许是花钱如流水惯了，或许是亏空太大，或许是曹家算账能力太差，反正是屡亏屡还，旧债未完，又添新债。直至康熙帝去世，曹家所欠的公款也未能偿清。

雍正朝开始，曹家立即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如同曹雪芹所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首先，康熙的亲信未必是雍正的亲信。雍正即位15天后就开始收缴康熙朝朱批谕旨密折，于是秘密尽为雍正所知。其中，不乏康熙谕令调查诸皇子“倾轧党援”，曹李两家与雍正政敌来往等事的密折。事情至此，曹、李去职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其次，过去那笔总也还不清的“糊涂账”，现在又被重新查算。虽说雍正帝为人薄情寡义，但平心而论，对曹家后人曹頫还是有意保全的。核定亏空公款数约四万五千两，让其分三年偿清。曹頫却有点不识时务，非但三年限内未能还完款，还不断地触怒雍正帝。如私下赠人福珠金线、江宁织造产品质量下降、绸缎落色等。雍正四年（1726），因江宁织造织缎粗劣，曹頫被罚俸一年。雍正五年，皇帝发现自己穿的石青褂落色，又被罚俸一年。曹頫也深感事态严重了，此时民间又谣传他已预料到即将籍家，暗中将财物转移。闻听此言的雍正帝大怒，数案并发，下旨对曹頫革职抄家，曾经显赫一朝的曹家彻底没落。

曹頫之子曹雪芹自幼生活在织造世家，所以对丝织物的服料名称和上层社会中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佩戴等都极为熟悉。而他也把这些忠实而详尽地记述在《红楼梦》里，如：“镂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水红妆缎狐肷褶子”、“大红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锁子锦靠背和引枕”、“金线闪大坐褥”……这些织物有的属云锦“妆花”类，有的属“织金”类，有的属“二色金库锦”。

曾经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钟鸣鼎食之家，最后落得个悲金悼玉、红楼一梦的下场。正是这种戏剧化前盛后衰的强烈对比，造成了曹雪芹对于人生如梦如幻般的感觉，这也是他创作《红楼梦》的契机，“一把辛酸泪”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