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纪事东碑说江苏巡抚汤斌

碑殿内靠后两侧为卧碑两座。其中，东碑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谒陵纪事，大意说：康熙皇帝敬重朱元璋是一代开国之君，且功德甚高。于是南巡未至金陵时，即令有关官员准备祭祀明孝陵事宜。在遣官员致祭之后，康熙决定亲自拜祭。经过明故宫遗址时，但见一片废墟，康熙不由得感慨万千。到明孝陵后，为显尊崇，康熙帝并不走正中御道，至享殿且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至宝城，奠酒三爵。并赏赐守陵内监及陵户，传谕他们小心看守，加意巡视。全城士民，欢欣雀跃，无不称颂。总督王新命、廵抚汤斌等跪奏说：“皇上亲行礼奠前朝陵寝，诚亘古未有之盛典，垂之史册，永为万世章程，臣等不胜欣感之至。”

碑殿纪事东碑拓片

当时的江苏巡抚汤斌不仅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更是一位躬行实践的著名清官。

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归德府睢州（今睢县）人。他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其父曾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汤斌自幼聪明，刻苦异常。八九岁时随名儒王获嘉学习，“人皆惮其严正”，而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时人皆谓其“真大器”。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军攻入河南，兵临睢州。在城北郭就读的他闻讯急归，但睢州城已被攻下，斌母赵氏“被执不屈死”。悲痛不已的汤斌只得随父离家避难河北。继而南下，寓居浙江衢州（今衢县）。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平定江南，他随父归里。顺治九年（1652）中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26岁。获得功名后，他益加刻苦，“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在探求诸学中，他尤致力于哲理的思索，而对宋明理学的兴趣尤大。

汤斌像

汤斌学问深博，遇事直言敢谏。当顺治帝下诏求言，议修《明史》时，他应诏陈言，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以修《明史》。这样的奏疏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等皆“不悦”，攻击他“夸奖抗逆之人，拟旨严饬”。不少人担心他自招罪戾。其实汤斌意在表彰忠义，“昭示纲常于万世”，为巩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被聪明异常的少年天子顺治帝看得一清二楚。顺治帝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温语久之”，不仅未加惩治，反而以其“为可大用”。

不久，顺治皇帝亲自裁定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京官外任，汤斌即其中之一，补授潼关道副使。潼关地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末战乱以来，社会凋敝。时值清朝用兵紧急之时，这里征发四至，供应转输之繁，官吏科敛以办军需，民不堪命，逃匿十之二三。面对残败的现实，汤斌到任之后，对兵将严加约束，行保甲、定乡约、建义仓、立社学，以安定地方。不到三年，流民数千户回归家园。汤斌实心为民任事，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一次，他勘荒遇雨避于大树之下，过后“民以朱栏护树，时人比之甘棠”。这是对他政绩的由衷肯定与赞美。

顺治十六年（1659），汤斌转江西岭北道参政。接到调令，他便携二仆奔上了千里征途。岭北道地处江西南端，辖赣州、南安（今大余县）二府，地广山深。明旧将李玉廷称通海侯，率所部万余人，于雩都山一带坚持抗清斗争，所以对清朝官吏而言，局势相当动荡危险。汤斌到任后，抓紧治理地方，“甫三日清积案八百余”。同时致书李玉廷进行招降。其间，他及时识破了李玉廷诈降之计，紧急报请移兵以防不测。李玉廷果然举兵来袭，见有防备，急忙撤去。后经清军数月追捕，终于剿灭余众。

岭北兵患消除之后，汤斌念父病亟忧虑成疾，特请假归省。督抚挽留无效，为其惋惜。按清朝惯例，外官因事因病请假离任，等于断送仕途，因为没有特荐，一般难以再次起用。这时督抚“欲令权宜，以终养请”，即谎报以独子身份离任奉养年老亲人，以终天年。汤斌因有16岁的异母弟，不同意此说：“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谓无兄弟而归，吾父必不乐。”于是，以病具呈乞归，三院皆不同意。汤斌遂再次具文称：“某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前赴任时便道归省，某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某病，病必剧。是某贻误严疆不可为臣，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情词恳切。于是，获准以病离职归家养亲，时年33岁。此后的二十年间，他无缘于宦海。

汤斌归里之后，精心侍奉老父，周到备至。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在服丧期满后，他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从其学习。

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从此，他受康熙帝宠遇而不断升迁。历任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www.daowen.com)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江苏巡抚出缺。六月下旬，康熙帝于北巡途中听扈从学士请旨时，沉思良久之后，亲自提名说：“朕观学士汤斌质朴耿直，与尔等同衙门，尔等以为何如？”有说“质直能事”者，有说“人品优长，平昔寡交”者。康熙帝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朕观汤斌颇有实行。”并感慨地说：“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提倡道学的康熙帝看到，在道学家争相竞伪之中，汤斌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著补授江宁巡抚。”

九月，汤斌赴任前陛辞。康熙帝说：“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故特简用。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钱粮历年不清亦须留意。尔在内阁曾看章疏，在外督抚凡钱谷刑名大事多有舛错，致令驳察。尔到地方尤当留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尔能洁己率属，自然改观。”在受命之际，汤斌心中非常清楚，这些都是江南历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特为请示：“地方之事，臣未受任，何敢妄奏。据平日所闻，江苏赋额繁重，历年不能全完，新粮旧欠一时并征，官民交困。不知作何区处为善？”康熙帝说：“赋额久定，但当清厘耳。”特赐汤斌白金五百两、表里十端、鞍马一匹。汤斌临行前遵旨入见，康熙帝撤御馔赐之，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

当时，康熙帝即将启程南巡，汤斌遂急速赴任。到任未几日，康熙帝便抵达长江岸边。汤斌率众官至江北迎驾，随至苏州后，康熙帝谕汤斌等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景象。”第二天，康熙观览苏州惠山，又传谕汤斌说：“巡行所需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察。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纤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等事，不必前送。”汤斌回奏说：“此番皇上巡行，所过地方钱粮尽行蠲免，凡需用诸物并不派取民间，又赏赉沿途穷苦人民，恩恤耆老，百姓莫不欢呼踊跃，引领以望皇上速临。至地方各官，臣已行严禁。”又说：“沿途供役纤夫已给工食。其人民愿睹天颜，从远方来者，亦各自备资给，无烦圣虑。皇上巡幸江南等处，实千载奇逢，臣愿送驾渡江始回，令布政使章钦文先还。”他一再恳奏，康熙帝方允其请。

在江苏巡抚任上，汤斌为地方、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如前一年，江南淮扬一带水灾，前任江宁巡抚余国柱曾上奏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汤斌莅任后遣员测查，田地大部仍被水淹，而水退之田亦未耕种，特奏请免赋。部议令再勘查。汤斌仍如实上奏，遂停止征赋之议。

江苏地区田赋繁重，历年拖欠不清。地方官多因征收不力，上任不满一年便被罢职而去。所以官员多不自爱，赴任后即极力搜刮肥私，而上司多抓其把柄索贿，因此，侵吞公款而被拘禁者累累。汤斌针对这种弊端告诫下属说：“今与若更始，苟称职吾不吝荐引，即不能，以考成罢归，犹得完身名，守坟墓。奈何目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对簿勘产，反蹈若为？”又告诫司道郡守不得向下属索贿。他为整顿吏治，先后奏劾了有贪酷劣迹的苏州、扬州知府及句容、宜兴、如皋、睢宁、江都、金坛等县知县。而对廉洁奉公者极力加以保护。这时，吏部正进行行取之法，即从有政绩的知县中选授御史。汤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钱粮胥完，而苏州、松江二府赋重役繁甲于天下。铨选得此，辄谓迁擢难期，颓然自放，或竟罔顾官箴。臣受任巡抚，首以察吏安民为念，遍告属员，圣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洁己爱民决不至久沉下位，故一时守令争取擢磨，操守廉洁，政绩表著者，实不乏人。然钱粮则万万不能十分全完，盖势处其难，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势必以僻壤小邑易于藏拙者塞责，未足以光巨典。”他以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请求行取，“以励循良。俾繁剧与两邑相符者，亦知有登进阶，相率奋勉”。但疏下部议，仍以此二人都有钱粮未完之事，不予选授。最后，还是康熙帝下旨说：“汤斌既称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由于汤斌积极努力，于是“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盐商羡费。一切皆以身先，屏绝请托”，革除弊端、澄清吏治初见成效。

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汤斌针对苏松等地赋额繁重，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异常灾荒，逋欠独多”，民“剜补无术”，一时难以征齐的实际情况，特上疏请求于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以使“官免畏顾考成，挪新补旧之弊，民免累日并比，荒废农桑之苦”。他经过认真考察之后，又上疏详细分析了“土隘人稠”的苏松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逋赋难清”的情形，指出官员顾惜功名，为完欠赋，多生“辗转苟且之计”，造成“种种弊窦莫可究诘”，请求“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同时，他又接连上疏奏请蠲免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粮，淮、扬二府十八、十九年灾欠，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及缺额丁粮，以及请将邳州未完钱粮缓至十年后分年带征，均下部议行。

这年秋，淮、扬、徐三府水灾，汤斌将蠲赈事宜及紧急救灾措施上奏，请发帑银五万两以购买湖广之米赈济灾民。同时，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他亲往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康熙帝准其奏并特命户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赈。

汤斌在澄清吏治、调整额赋的同时，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卫道士，他对整顿所谓浇薄的风俗，端正人心，更是不遗余力。他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以及康熙帝圣谕，倡导礼义廉耻。禁止妇女游冶、少年轻生好斗的所谓“打降”活动，胥吏倡优不许穿裘帛，严禁“坏人心术”的淫词艳曲的流行以及“一幡之值至数百金”的迎神社赛，并禁止火化及久停柩不葬之俗。一年后终于出现“寺院无妇女之游、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敛迹”，“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的景象。当时江南一带到处建有迷信惑众的五通祠，而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一座更是相沿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无时间歇”，俗称其山为“肉山”，山下石湖为“酒海”。凡年轻妇女偶尔患病，巫人便说五通神将娶之为妇，而不再治疗，致使患者神魂颠倒，往往病势加剧而死。每年因此而死者不下数十人，这比河伯娶妇更为残酷。在汤斌严加禁止下，一时稍有收敛。但当他赴淮上视察灾情时又猖獗起来。汤斌遂下令捣毁苏州五通祠，将木偶付之一炬，土偶投之深渊，并下令各地凡有五通祠者尽行拆毁，其木料留修学宫及城楼之用，并奏请“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庶可永绝根株”。康熙帝为此下令：“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于是江南一带风俗为之一变。

汤斌廉洁奉公，不阿奉，不受贿。当时的大学士明珠，柄权势盛，由江宁巡抚升擢左都御史的余国柱极尽谄媚能事。当清廷下令蠲免江南之赋时，余国柱使人对汤斌说：“此皆明珠之力，江南人应有所报。”意在索贿，汤斌却不予理睬。当三年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其中唯独没有汤斌的属员。

汤斌在任巡抚期间，生活俭朴，清廉自持。“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而其日给惟菜韭。”他从不接受任何礼物，生日时，地方绅士知其“绝馈遗，惟制屏为寿，公辞焉。启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录以入，而返其屏。”时人因将他比之于海瑞、周忱。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十，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苏州巡抚汤斌居官廉洁，甚著贤声，向在讲筵，朕素所优眷，此诚可以大用。尔等会同九卿议奏。至詹事府关系最为紧要，现在官员殊不副职任，着一并传谕。”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诏令下达后，汤斌立即起行。苏州百姓闻其离任，“聚哭辕门外叩留公，又设匦敛钱为路费，将诣阙保留公”。汤斌出示圣谕并说：“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言辞恳切，方得启行。苏州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送者“逾千里不绝，公渡淮乃返”。他离任时带回的东西，除因“吴中价廉故”，购一部二十一史之外，仍是赴任时携带之物——“敝簏数肩”而“不堪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