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约碑的由来

禁约碑位于现下马坊东南，神烈山碑东侧，为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重申保护孝陵而立。

禁约碑高3．46米，宽5．25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坐北朝南。碑首镌刻精美的二龙攫珠纹饰至今仍清晰可辨。碑面刻有禁止损坏陵墓及谒陵规定，违者予以严惩。

崇祯帝在位的17年无疑是大明王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二百余年来积累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种种问题至此集中爆发了出来，以至于崇祯帝自己都哀叹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

禁约碑(www.daowen.com)

崇祯十四年岁初，李自成攻陷洛阳，身肥体胖的福王朱常洵被杀，农民军将其与鹿肉做成了“福禄酒”共食。二月，张献忠取襄阳，襄阳王、贵阳王等宗室皇亲先后被戮。四月，清军大举进攻锦州。仅从1641年前四个月的部分大事记来看，任何一个治国者在此情况之下恐怕都会焦头烂额，崇祯帝当时的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他而言，竖立“禁约碑”或许是一丝希望，至少是心理上的少许安慰。然而，孤独的勤政无法挽救国事倾颓的残酷现实，护卫孝陵的风水龙脉亦难免王朝气数已尽的厄运。接下来的六月，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灾蝗灾，山东民变。七月，运河临清段干涸，京师瘟疫蔓延。时事至此，本为庸碌之辈的他又能如何呢？

明思宗殉国处

史家常言：“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崇祯帝本人对此就没有责任吗？明一朝共276年，阁臣共计160余人，而崇祯帝主政的17年，使用阁臣竟达52人，仅刑部尚书一职17年间即更换了17任，其间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走马观灯似的频繁换人，足见其急躁、猜疑、褊狭之性格。在他治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满朝文武勋贵却丧失了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虽一再号召，竟无人愿意解囊助饷，可怜的崇祯帝真正地成为孤家寡人。另一方面，饮鸩止渴的“三饷”的加派早已大大超出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十室九空”，甚至“人相食”的惨状，结果是附“贼”者日众一日的恶性循环。伴随着一次次错误的发生，“罪己诏”、“禁约碑”，甚至对于天主教的向往丝毫无补于时局的恶化。崇祯帝个性的悲剧一步步演变为人生的悲剧、国家的悲剧、大明王朝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