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神道石像生数字趣谈

明孝陵神道不仅呈现出蜿蜒曲折的独特性，而且其上石像生的数量及分布也颇为有趣，试举数例如下：神道石像生为何每种四件？神兽石刻为何一卧一立？石翁仲为何选用两武两文？武将为何居于文臣之先？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绝非易事。囿于明孝陵的设计理念、营建经过、规模制度等资料鲜见于史籍记载，大多数说法流于臆测，虽难以证实，然证伪却颇易。胡适先生常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当大胆假设与实证不符时，不妨小心假设为妙。

孝陵神道的石像生每种四只（人），两只（人）一组，一卧一立（一少一长），两两相对。出于建筑对称美的需要，每组两只（人）不难理解，但选择两组装饰神道确实让人费解。有人认为，石像生采用的是“前阴后阳”、“阴阳相隔”的布列方法。即：卧兽为阴、立兽为阳；武将为阴，文臣为阳。此说颇具新意，但“武将为阳、文臣为阴”似乎更符合常人的思维习惯。况且，明皇陵与明祖陵的文臣都是居于武将之前，而此二陵的石兽并非“前阴后阳”、“阴阳相隔”的布列方法。

从明初的历史来看，首先，洪武三年（1370）列入功臣庙的21人，皆为武将，无一文臣。又有，洪武三年大行封赏功臣几乎全为武将，纵有少数文臣受封，其待遇较之武将也差之甚远，如军师刘基仅被封诚意伯，食俸五百五十石。再有，从赐葬钟山之阴的明代开国功臣墓分析，墓主基本为立下汗马功劳的显赫武将，而文臣极少受此殊荣，即便是刘基、陶安这等重臣也不例外。这些无疑都在表明朱元璋重武抑文的思想倾向。因而，孝陵神道“武居文先”的排列次序不过是朱元璋上述思想的反映，并非所谓“前阴后阳”布局的需要。(www.daowen.com)

我们很难想象威风凛凛、披甲执吾的武将代表“阴”，同样难以认同恭谨安详、宽袍秉笏的文臣象征着“阳”。如果硬要将武将文臣与“阴阳”联系在一起的话，似乎“武为阳、文为阴”更具说服力。再则，神道望柱之后武将文臣的排列顺序皆为少长之序，年轻气盛者代表“阴”、年老衰弱者代表“阳”似乎与理不合。所以，如果以“阴阳”逻辑来解释神道石像生的排列，最多只能解释石兽的排列，在望柱之后石人的顺序便会无法解释。何况，所谓“卧兽为阴、立兽为阳”的说法，没有任何历史上或习俗上的依据。

那么，如何理解明孝陵神道石像生的布局呢？是否是孝陵设计的独创性表现？我们知道孝陵的神道全长约2公里，这个距离长于明祖陵与明皇陵，但明祖陵与明皇陵的石像生数目分别为19对（此处及以下数字不包括望柱）与30对，多于孝陵的16对，孝陵石像生在种类总数不增加的情况下布局神道，惟有通过数量的增加来达到所需效果。那为何不增设种类呢？这就是朱元璋不事华丽、去繁就简思想使然了，其实孝陵的很多建筑都反映出这种指导思想。如果说，明祖陵、明皇陵的石像生尚保留了些唐宋遗风的话（唐高宗乾陵、宋真宗永定陵神道同种石像生数目为不规则排列，有1对、2对、3对等；明皇陵、明祖陵同种石像生排列同样不规则，有1对、2对的，甚至还有6对、8对的），那么，孝陵的石像生则开创了石兽每种两对、前蹲或跪后伫立的制度，并继而为明清诸陵所接受。

如果非要以“阴阳”说与石像生附会的话，还可以衍生出“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2、4、8的数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但其中的可信度又能有多少呢？众所周知，“阴阳”学说自古有之，而筑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明皇陵尚不见其影响，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的明孝陵怎么就忽然受到“阴阳”学说的影响了呢？若真如此，又如何去解释兴建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明祖陵又不见“阴阳”学说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