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与明成祖朱棣

明孝陵大金门正北70米处有正方形碑亭一座，每一边长26．86米。墙壁下部为石造须弥座，束腰部浮雕椀花，上部砖砌，四面各有券门一个，明代为重檐歇山样式，形制与北京明成祖长陵的碑亭相同。亭顶木结构建筑今已无存，因而俗称“四方城”。碑亭内竖“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一块，通高8．78米。其中，碑额高1．90米，宽2．54米，厚1．03米；碑身高4．80米，宽2．26米，厚0．80米；赑屃高2．08米，长5．15米，宽2．54米。整体雕工精湛，气势雄伟。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

碑额蟠龙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为明成祖朱棣所立，碑文2746字，出自朱棣亲撰。除去歌功颂德之词，碑文记述了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的经过，及开国后的施政措施等，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所记朱元璋子女排行与名字更可补《明史》记载之不足。为父亲竖如此大碑，明成祖此举的目的只是出于一片孝心吗？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朱棣无疑是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生性雄毅而不拘礼法。父亲的教诲——《皇明祖训》虽常挂嘴边，但行起事来却时时与之牴牾，武力夺嫡本身就是对他行为方式最好的注脚。建文元年（1399）七月，身为燕王的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发难，文弱的建文帝苦战四年之后京师失陷，建文帝下落也成明史难解疑案。传统史学认为，建文帝误听黄子澄、齐泰之言制定的先弱后强的削藩策略有误。其实，这不过是按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解。朱棣必然要反，藩王手中的军权必定要解除，这并不会因时因人而改变，唯有经受住战争洗礼的胜出者才可能完成削藩的历史使命。(www.daowen.com)

明成祖像

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太祖在世时如何器重朱棣，甚至太子朱标早逝之后曾有意传位于他的观点更是有问题。朱棣虽于洪武三年（1370）被封燕王，21岁就藩故元旧都北平，但之前朱元璋的次子秦王被封西安，三子晋王封藩太原，所率各部亦均为与蒙古作战的第一线。可见，各子的封国是按照先后顺序的，并非对燕王情有独钟。况且，在朱元璋眼中陕西“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山西“表里山河”又“北近胡虏”，都极为重要。而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军与蒙古乃不花部作战时，燕王尚受晋王节制，足证太祖并非偏爱燕王。

“太祖传位朱棣说”所引用的是《明史·刘三吾传》，其史料则源于《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1392）戊寅条：“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然而，《明太祖实录》前后历经三修：“建文元年，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后两次重修皆因朱棣掌握话语权后，试图掩盖建文一朝的历史真相，为自己登基制造合法性的依据，所以下诏一改再改。因而，《明太祖实录》利于朱棣之语多不足信。

建文四年（1402）六月，志得意满的朱棣正准备开进南京城时，一位品级低微名叫杨子荣（即后来“三杨”之一的杨荣）的建文旧臣挡在他的马前，高声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这才猛然醒悟，急忙赶往孝陵拜谒，由此可知父亲在他心中地位到底如何了。为了表明自己嫡出的血统，朱棣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生母是谁。而在靖难之役中，他差点中了反间计杀了长子朱高炽。因而，朱棣不惜民力为其父竖立如此巨大的“神功圣德碑”，不过是用来政治作秀的道具，收买人心的形象工程而已。

如果以道德史学的标准来衡量，朱棣无疑属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但恰恰是他，明王朝的规模、制度才得以奠定与完善，并直接影响到明清两朝政治格局。削藩、迁都、五征漠北、六下西洋（七下西洋的最后一次在宣德年间）等等历史功绩都决非道德评价所能抹杀的，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