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沙井文化的渊源

一、沙井文化与甘青史前考古文化的渊源关系

早在1948年，裴文中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一文中提出：“沙井和马厂的关系，可以从彩陶的图案和技术上得到确认。……（沙井）是马厂的后裔。”很明确地提出沙井文化是来自马厂类型的。后来安志敏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沙井文化是另一个系统文化，和上述的几个文化（指马家窑、齐家、辛店等文化遗存，笔者注）毫无继承关系”。谢端琚在《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中认为，“把沙井文化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本土文化是比较稳妥的。它与河西及河湟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特别是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

二、沙井文化与北方系青铜文化的渊源关系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

林沄先生于1982年撰写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明确倡导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并指出“在商周式青铜器即中原系青铜器分布区的北面，曾有两种不同系统的青铜器，可分别命名为北方系青铜器和东北系青铜器”。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林先生对“北方系”概念作了进一步界定，他认为广布于我国北方并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分支的一个复杂综合体。之所以名之为“北方系”，一方面意在强调它们在种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别于中原起源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它们与横贯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地带的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的密切关系。(www.daowen.com)

金川三角城遗址曾征集到一枚虎噬鹿青铜牌饰，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收藏的虎噬鹿青铜牌饰表现主题、器形风格、大小尺寸等方面均很相像。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伏鹿、虎耳造型写实一些，后者更趋于抽象化，虎耳甚至已抽象为高浮雕的圆圈形状。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原始一些。这两件牌饰的对比，一方面进一步证实沙井文化青铜器属于北方长城沿线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否已为我们透露出沙井文化最终的去向端倪，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恩、孙金松在《毛庆沟墓地腰带饰品浅析》一文中指出，“从沙井文化发现的腰带饰品的总体特征观察，联珠饰在腰带饰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装饰有马、鹿等动物纹的腰带饰品表现出浓厚的土著特征，与流行鸟纹或云门纹的毛庆沟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岱海地区）存在着谱系的差异。已有的研究表明，沙井文化的偏洞室墓，至迟在春秋晚期东传至内蒙古中南部。因此，毛庆沟墓地和沙井文化在腰带饰品上存在的一些共性，应该是两个地区发生文化直接联系的结果。”

吉林大学洪猛先生认为，沙井文化是中国晚期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重要一支，是后者在长城地带西段的代表性遗存，是很有见地的。

金川虎噬鹿青铜牌饰

鄂尔多斯虎噬鹿青铜牌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