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特生对“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修正

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指出，齐家期陶器中的“薄肉瓶”，“系浅灰黄色之陶质，此器领部颇高，表面光滑，有大耳二。就全体而论，颇与希腊及罗马古代之安佛拉有几分相似之处”；“齐家期之压花陶器，与来自北欧及西伯利亚者极为相似”；沙井期中的部分陶器，“显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更早的遗址没有发现，甘青地区又出土大量精美的彩陶，使安特生相信了李希霍芬的中国文化起源于新疆的假说。安特生认定中华民族是从新疆迁入黄河流域的，新疆是中国人种和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新疆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西方的“新文化”与中国原有的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是安特生对之前的观点进行的第一次修正。

安特生的结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争论。瑞典学者高本汉认为安特生的推论与考古学上的发现自相矛盾。如果中国文化从新疆而来，那么史前文化的各种因素在甘肃应该比在河南表现得更充分。但是，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鬲之属以及瑗戈等物，罕见于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中；甘青地区的石刃骨刀等也不见于河南的遗址里；甘肃所出大量彩陶并非与河南仰韶彩陶完全一致。高本汉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受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以鼎鬲之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后同化了以彩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观点与高本汉的观点相近。中央研究院李济、吴金鼎等人主张彩陶文化发源于中原（河南、陕西和甘肃），后传至陕西、甘肃，再传到西方，即彩陶文化源于中国。但在那时，无论是滨田耕作和高本汉，还是李济和吴金鼎，要驳倒“仰韶文化西来说”确实缺乏必要的证据。

应当承认，安特生关于仰韶彩陶与西方彩陶的对比是比较片面的。他主要集中在彩陶的纹饰上，陶质、形态、制作技术、烧成温度、色彩等方面几乎没有考虑；即使纹饰也不是就整个陶器的纹饰而只是抽取某几个例子进行类比，其偏差可想而知。尽管甘肃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得多，但是单凭彩陶多少来确定传播方向是很不科学的。况且与仰韶进行对比的安诺、特里波列、苏萨等遗址本身的年代并不确定，事实上还存在很大的混乱。另一方面，安特生甘青考古并未证明甘肃仰韶早于河南仰韶。安特生必须证明西方彩陶早于甘肃，甘肃彩陶早于河南，才能回答对“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质疑。但他当时无法断定甘肃彩陶是否比河南彩陶为早，从而使得“西来说”缺少切实的证据。

随着一次次的研究，到了1943年，安特生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安特生指出：(www.daowen.com)

“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论甚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他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他彻底改变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对于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当代学者李怀顺教授主张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他在《安特生甘青考古及其“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文中指出：

“安特生不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首倡者，也不是惟一曾经坚持这一观点的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是法国学者拉克伯里。19世纪末期，拉克伯里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这一观点曾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广泛宣扬和利用。20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流行传播论，尤其是所谓文化圈理论极盛一时，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主张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寻找与欧亚大陆其他文化相接近的东西。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大都受过“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熏陶。傅斯年曾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史最注意的是中外关系，以考古学而论则专注于“在中国遍求与中亚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安特生认为中国文化“西来”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早期新石器文化。而在当时，中国境内确实没有发现早期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渊源的最后解决，是20世纪70年代在华北发现裴李岗、磁山等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文化西来说”与其说是出于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与其说是安特生的错误，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所以，不能过分苛求安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