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安特生中国考古的意义

1934年，安特生出版《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1943年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是他在华十余年工作及成绩的巨著。这两部著作至今没有中文版，只能从后来学者的引述当中略窥一斑。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家中去世，享年86岁。第二年，高本汉出版《纪念安特生》一书，详述安特生的生平和业绩。

孔子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安特生博士把他一生辉煌的事业时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安特生因考古而与中国结缘，他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11年之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亲切地称中国为“第二祖国”。回到瑞典后，他仍积极从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直至逝世，他都保持着对中国的高度关注。由于发掘上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化的来源、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和分期上，安特生早期存在着一些认知性的错误，但不容否认的是，随着更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安特生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

安特生晚年像（1874-1960）（引自刘大有著《安特生评传》，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自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后，学界开始了对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评。20世纪中叶以前，学界对安特生及他的发现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即便是批评，也主要是集中在技术层面上。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界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不再是对中国考古有重大贡献的“仰韶文化之父”，而是变成了“殖民主义考古学家”，甚至被称为“帝国主义分子安特生”。“文革”期间，安特生被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甚至冠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而大加批判。

改革开放以后，对安特生的评价掀开了新的一页。1985年11月河南渑池“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考古学家严文明对安特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这段历史不应被抹杀，也不应作别的解释。”此后，学界对安特生的研究态度渐趋向于客观，力求还原安特生一个真实的、有着高尚人格的学者形象。在很多展览中，安特生等一些外国学者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展，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

2001年11月，“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渑池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政府、瑞典驻华使馆及众多专家学者，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下缅怀安特生及其仰韶文化的伟大发现。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布，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已得到中国学界乃至官方的正式认可。几年后，甘肃天水市成立了安特生博士纪念馆。目前，学术界对安特生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他对地质学、考古学、汉学、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从学术界对安特生称呼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这也使我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不禁感叹历史的无情。作为一名外聘专家，安特生也许不会想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个人的“沉浮”竟然会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当然，安特生最终完成了“学者的回归”，也是中国学术进步、发展、繁荣的真实写照。

安特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名字。1914年，他是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司顾问应邀来到中国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利用这样一位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是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伟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学者”——对安特生的崇高赞誉，正是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www.daowen.com)

安特生与德日进、步达生等一样，是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他们的考古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安特生采集和发掘的标本大部分被运往瑞典，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1926年瑞典东方博物馆成立后，1929年出版《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发表以中国考古为主的研究报告，一年一本，延续至今。如今的瑞典东方博物馆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这都是安氏多年在中国开创的业绩。因此，将安特生简单地划为“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文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安特生当年在中国考察，不是骑骆驼、骑马，就是骑驴或步行，常住破庙漏屋。有时土匪当道，还要动枪交火，有时寅吃卯粮等米下锅。他拿出自己的工资一半接济中国出专刊，如果没有把中国的地质和考古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的这种伟大精神，就不会取得如此辉煌业绩。

安特生博士纪念馆馆长刘大有先生在《安特生评传》中评价道：

“安特生似一匹跨越瀚海的强壮骆驼，在华尽多地‘饮食’中国史前文化。然后到达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瑞典，在他创办的东方博物馆慢慢地咀嚼品味，一直到退休和谢世，从未间断出版在中国史前考古的书刊。他的继任馆长和今日中瑞这方面的学者，还继续咀嚼品味着这些‘营养丰富’的、即是中瑞两国亦是全人类的精神食粮。”

1925年安特生带到瑞典的甘肃史前文化彩陶，现藏于瑞典东方博物馆（引自刘大有著《安特生评传》，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瑞典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考古学研究等领域友好合作，并大力宣传中华文明，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成功范例。时至今日，东方博物馆收藏的彩陶等约400余件，那些代表中国文明进程的文物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曾指出：“在中国文物因战争、非法盗掘等不道德手段而大量流失海外的20世纪初叶，安特生发掘和研究仰韶文化的方式显得与众不同。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已经站在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

笔者认为，这是对安特生博士公允的评价。

《安特生评传》刘大有刘晓龙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