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特生西北考古出土文物的最后归宿

安特生在甘肃兰州、临夏、临洮、民勤、金川、天水以及青海数县的考古发掘，持续了两个多月，共发现遗址近50处，发掘、收购的彩陶、素陶、石器、人骨架等残片、残器3万余件，全部文物共装了25辆马车，收获颇丰，是其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正如安氏在《甘肃考古记》所说：

“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二年（1923～1924）。足迹所涉及甘肃大半，所得结果颇出乎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纪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葬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1924年10月5日，安特生选用了牛皮筏子，把所获彩陶等器物扎成两个大筏，乘牛皮筏运输，冒险河运2400公里。23日到达包头，随后乘马车运抵北京。

1924年10月安特生从兰州用牛皮筏将发掘收集品运往内蒙古包头（引自刘大有著《安特生评传》，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1924年12月30日，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将这批文物运往瑞典研究的缘由，安特生在其后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解释说：“吾人在甘肃所采集者，殊觉有运赴欧洲研究之必要，盖彼处既有图书馆及博物院之便利，且有多数考古家之指点相助也。”“此次考古之经费，统由瑞典科学委员会，及该会会长瑞典王储热心筹集，中国政府因欲酬其协助之雅，允将采集所得之一部分赠瑞典。”“在未运往瑞典之前，已先将代表各时代之标本，提出陈列于地质调查所之陈列馆，俟运往瑞典研究完毕，运寄回京后，更将充分展览。”(www.daowen.com)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中国农商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发掘收集品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安特生在瑞典陪同古斯塔夫王太子参观中国彩陶（引自刘大有著《安特生评传》，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1929年安特生既任东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并兼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考古学客座教授，直至1939年因听力衰减而退休。

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第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1936年安特生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当时中国地质调查博物馆中，看到了他归还中国的最后一批文物。不幸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弥漫的硝烟中，已经63岁的安特生再一次来到北京，准备继续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但安特生知道炮声隆隆的中国已无法进行学术考察，1938年他转道越南回到了瑞典，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让他声名远播的中国。

从履行约定这一点来看，安特生博士与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之类的强盗学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所认定的“难得的对中国没有政治野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