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特生仰韶文化考古

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才刚刚蹒跚起步，这时欧美等国的考古学发掘、研究已是相当的规范和成熟。这一时期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做了初步的开创性的工作，安特生博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考古工作者；积极主动地给中国的同行介绍已经在欧美流行近百年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将严谨的西方考古学引进了中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荒漠中撒下了第一颗希望的种子，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创世纪的拓荒者”。

20世纪20年代河南渑池县一乡村人家

1920年深秋，安特生委派助手刘长山前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古脊椎动物化石。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600多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对这批石器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1921年4月，安特生前往河南，在渑池县仰韶村做调查。他发现村南冲沟断面上的彩陶片和石器并存的现象，并初步确定该地的文化性质属于石器时代。

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时袁复礼（左一）、安特生（左二）、王村长等合影（引自刘大有著《安特生评传》，系由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www.daowen.com)

1921年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安特生的发掘申请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陈德广以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这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上的第一次。此次发掘至12月1日结束，历时35天，共发掘文物点17处，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以及骨锥、骨铲、骨针等骨器和石斧、石刀等石器，取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他们还用现洋在村中挨家挨户收买出土的古物，后来安特生把所有古物装入几个大木箱，雇马车拉到洛阳火车站，然后全部运回北京。

安特生博士等中外学者在仰韶村的发掘结果表明：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发现不仅揭开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新纪元，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篇章中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并为后来所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开创了先河，奠定了规范化的基础，为世界考古史上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此，中国的教科书在中华文明夏商周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更加悠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说它起到了重要的创史作用。当时，美国学者劳佛尔在他的著作《中国古玉考》中断言“中国没有石器时代”，安特生的考古成就使得劳佛尔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不攻自破。各个时期的彩陶风格，当时在广阔的范围流行，反映了史前人们的迁徙和交易往来。

仰韶遗址发掘，安特生博士首次把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引入考古学领域，标志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正式诞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安特生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但他在河南以及甘青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尤其是史前考古奠定了基础。他将手铲、铁钩、铁镐、铁锤以及刷子等引入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这种工具一直到现在仍被我国考古界所常用。正如瑞典东方博物馆第二任馆长、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评价说：“安特生是一位中国考古学创世纪的拓荒者。”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安特生发现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后，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事实上，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安特生由于发掘并命名了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仰韶文化遗址，因此他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对安特生博士而言，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