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美学者对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之研究、解释及其再思考

欧美学者过去“普遍接受”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学说，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这是“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历史分期论”。近年来，美国宋史学界关于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³⁵⁹⁾:一是“一代新的历史学家对唐宋转型逐渐提出一幅新的图景，它颠覆了内藤假说中一些最重要的组成内容”⁽³⁶⁰⁾;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³⁶¹⁾;三是提出不同于内藤的研究模式。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复兴看作是唐宋间思想史转折的关键，学者们在考虑唐宋变革历史地位的时候，更倾向于超越王朝体系，从长时段的、尤其是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进行重新认识。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一文指出:“美国学者关注的，主要不再是对唐宋之间变化的界线划分以及这样划分以后不同时期社会性质的判断;而是对这个时期具体有着怎样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内在因素。”⁽³⁶²⁾许多学者的研究选题都着眼于如何理解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一)历史文化分期

在历史文化的分期方面，美国学术界放弃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法，认为唐宋变革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际，这就是“唐宋变革”论中有名的“两宋之际变革说”。

刘子健(James 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首先提出唐宋变革发生在两宋之际。刘子健认为中国在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有创新性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创造性，终于导致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指出:“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³⁶³⁾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为此，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应该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刘子键的阶段划分法，与内藤、宫崎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一文，对从唐代，经过北宋，一直到12世纪的南宋出现新的社会秩序这一转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唐——北宋——南宋”⁽³⁶⁴⁾的历史分期划分法，因而在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指出唐宋转型到南宋接近完成，到南宋时出现了一整套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他提出了“中叶史”的概念，指出:“我所说的‘中叶史’，是指从8世中期到16世纪中期这一段历史。使用‘中叶史’这个概念，仅代表我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又说:“‘中叶史’特别重要的变迁在于:宋代土地所有权属于私人而不属于国家，政府变小，社会上地方士人精英兴起，南方的多元化，南方为全国的中心，思想方面有道学，经济上商业经济发达、外贸繁荣，大城市和市场网络越来越发展，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领导性减弱。唐代长安是文化中心，到了宋代就不能这么讲了，至少南宋的杭州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只是行政中心而非文化中心。”⁽³⁶⁵⁾

从刘子健、郝若贝、包弼德的论述来看，美国学者关于唐宋思想文化发生变革的阶段划分法，明显地不同于日本或中国学者的分期法，其主要依据就是唐宋士人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方面。

(二)士人群体、新儒学与科举考试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士”在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们对科举和士人身份的变化与流动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又指出北宋“士人”和南宋“士人”有所不同。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是包弼德研究唐宋思想转型的代表作，在国际汉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包弼德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作为世家大族(aristocratic great clans)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维持下来，却不能度过唐朝?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为有学养的文官官僚这样的国家精英再度出现?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变成作为地方精英的文人(local elites of literati)?”⁽³⁶⁶⁾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提出了“士”在唐宋思想文化变革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认为“大部分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实际上都和所谓的‘士大夫’(士人)和他们的文化有关”⁽³⁶⁷⁾，这实际也成为美国学者在探讨唐宋变革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视角。但是，包弼德又认为，这里有一些问题，应当有新的解释。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是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自己作主，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如何协调为一个体制。周晋在《唐宋学术转折与道学文化的兴起》一文中介绍《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时，强调了包弼德“唐宋时期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学术活动的影响”的观点⁽³⁶⁸⁾。在周武的采访稿《唐宋转型中的“文”与“道”——包弼德教授访谈录》一文中，包弼德继续强调了他关于“士”的观点，他指出:“第一，我们应该将唐宋士人的思想变迁了解成从文学转变到道学而不是从佛学转变到儒学;第二，道学在士人中得到的胜利和宋代全国性精英的社会转型有关。”又说:“从唐朝到北宋、南宋，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就是国家的精英性格变了，从官僚性格变成地方精英的性格。”⁽³⁶⁹⁾罗祎南在《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一文中总结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可以说，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多是以士人在唐宋时代的变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的，这种思考的起点就是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³⁷⁰⁾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探讨美国学者在阐释唐宋转型时所共同采用的框架是如何变化的等问题时，提出“阐释中的变化与阐释者所处的思想(intellectual)世界是相关的”、“阐释主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等命题。指出:“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科举制的扩展鼓励那些新富起来的人在教育上多投资，从而对教师和书籍的需求增长了。而新的印刷技术被应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科举落第者成为教师，甚至远远超出所需，这些都满足了对书籍和教师的需求。根据检验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考试制度来选拔政治精英，这与私人财富的稳步积累，以及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的日益增多结合在一起，促使一种国家文学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为更多的人所易于接受(因此带来了从雕琢向平易文风的转变以及词、戏剧、说书和小说的兴起)，它支持对公共生活更活跃的参与(因此从佛道的退避转向儒家的复兴)，它证明平民兴起、掌权是合理的(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的形上学，支持人人皆可学以成圣的观念)。宋代的儒家引进佛教哲学更复杂的观念，为儒家的社会伦理提供更充分的基础，以此来对治佛教对儒家的挑战。”⁽³⁷¹⁾(www.daowen.com)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新儒学与中国士大夫》(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Shih－Ta－Fu)一文，指出过去思想史、文化史注意的精英思想和经典教育，就像希腊和拉丁经典及基督教神学对于欧洲精英的意义一样，对于普通生活很难起决定作用。所以，她在结论中说:一、很多被哲学家责难的、没有致力于德行教育的士人，可能恰恰是行为符合社会文化实际状况的、正当的和谨慎的一群;二、拥有转化性思想的是一群人数很少的，但确实有创见的人，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三、那些其他的士大夫，他们如何理解所处的世界，这也是思想史应当关注的⁽³⁷²⁾。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³⁷³⁾、《宋代思想史的新转向》(A New Turn in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³⁷⁴⁾和其主编的《宋代思想史论》⁽³⁷⁵⁾等著作，不仅介绍了美国学者有关宋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其在该领域研究士人群体、科举考试的代表性著作。

贾志扬(John Chaffee)《战乱时期的科举考试:以南宋初期为例》(Examination During Dynasty Carisis:the Case of the Early Southern Song)一文，以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开封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定都临安府(今杭州)为时代背景，探讨了战乱变动时局中科举考试和选拔士人的情况。文章认为:“在王朝存在都成问题的情况下，科举如何继续——在许多方面是重建——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且有启迪作用的。而危机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对于科举制度研究则更具价值。相比太平时期而言，战乱时期的科举制度更趋于获得明显的重视、注意组织及程序。”又说:“在他(指宋高宗)的坚持努力下，1132年殿试之后，‘文士精神’逐步完善。”⁽³⁷⁶⁾

(三)南宋地方精英

美国学者注意到，南宋时期士大夫中间最重要的是地方精英。因此，区域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³⁷⁷⁾、《论陆九渊对朱熹权威的挑战》⁽³⁷⁸⁾等著作，是美国学者研究南宋地方精英和学术思想史演变的文章。

韩明士(Robert P Hymes)《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是一本专门研究宋代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著作⁽³⁷⁹⁾。鲁西奇《“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亦是对该书所写的评论⁽³⁸⁰⁾。魏峰在《宋代社会的理想化分析——评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一文中，通过对韩明士研究过程中的路径、材料、理论预设的分析，指出:“韩氏的研究带有明显的以理想类型，代替实际宋代家族形态，进而得出关于南宋时期精英地方化的结论，宋代社会研究应当以整体考察与细致研究相互结合的方式展开。”⁽³⁸¹⁾

(四)新方法和新研究视角的转换

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转换，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一文，对那些从“哲学史”角度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及其模式提出批评，提出了“思想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定位问题。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³⁸²⁾。田浩《宋代思想史论》一书，不仅揭示了宋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美国学术界有关宋代思想研究的趋势进行了总体分析，认为大部分论文仍集中在朱熹思想的研究方面⁽³⁸³⁾。包弼德(Peter K．Bol)《余英时对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一文指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历史学家通常存在着忽视‘思想’，或是将其化约为某种既得利益工具的倾向。”⁽³⁸⁴⁾因此，围绕着某些与“思想观念”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成为近年来欧美学者关心的话题。

在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阈方面，“宋元明变迁”作为文化史与思想史不同“视域”与“模式”的转换，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希望在更长的时段内找到历史发展的变化。因此，学者们在关注“唐宋变革”的同时，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转向“宋元明变迁”。如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新儒学与中国士大夫》(Neo－Confucianismand the Chinese Shih－Ta－Fu)⁽³⁸⁵⁾，刘子健(James T．C．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³⁸⁶⁾，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OFOUE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³⁸⁷⁾和《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³⁸⁸⁾，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宋代思想史的新转向》(A New Turn in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³⁸⁹⁾和《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³⁹⁰⁾，Paul Jakov Smith＆Richard von Glahn主编《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³⁹¹⁾等，不仅将思想史领域内的“唐宋变革”转向“宋元明变迁”研究，而且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给予重视。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一文，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所作的评价，认为:“以往中国史研究过于拘泥王朝体系或其他概念体系，并以此区分学科领域和研究问题，忽略了对划分学科领域的这些概念体系进行反思和检讨，也忽略对历史时期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事实上，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面对另一些问题时，我们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³⁹²⁾

对美国学术界有关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的研究，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一文进行了总结，指出:“总体看来，关于宋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有关论著中仍占多数，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复兴看做是唐宋间思想史转折的关键。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儒家从佛教引入了许多哲学思想，为儒家新的社会伦理观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新儒学否认导致个人独断的君主专制，因此，唐宋变革实际表现为一场儒学的‘世俗化’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在这方面，陈荣捷、包弼德、田浩等人的研究比较典型。不过最能体现近20年研究之新意的，与其说在于学者们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不如说在于他们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正如田浩所说，前人多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来研究，新的研究取向则通过更广阔、更深入的视野来理解思想史，从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思想史学家与社会史学家们现在更为注意彼此的论著，思想史学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史的领域。新文化史思潮较前人更重视思想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并认为人类行为应该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重角度来阐释，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简单反映模式，其影响十分明显。”⁽³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