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日本学者对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迁的研究与论证

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唐和宋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内藤湖南的观点被欧美学界称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志⁽²⁾。

针对“唐宋变革”的总体把握以及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日本学者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疑大大推进了学术研究，特别是推进了对中国社会6—12世纪变革内容与性质的认识。围绕着“唐宋变革”的研究，日本学界曾出现京都与东京二学派的争论，尽管他们对唐宋变革的认识和看法不同，但都承认唐宋间思想文化方面显著的差异是门阀氏族的衰落和科举新型官僚阶层的兴起。小岛毅《从王权论看唐宋变革》一文论述“宋代思想史像的变迁”时，介绍了日本“支那哲学”开创者宇野哲人的时代划分法，认为“宋代的儒者为了将自己的教义与唐以前的儒者相区别，以‘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为由提出的道统论正与此相符”⁽³⁾。

在宗教思想文化史方面，竺沙雅章的研究引人注目，代表作有《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宋代佛教社会史につぃこ》⁽⁴⁾和《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⁵⁾等。在《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一书中，竺沙雅章从唐宋社会变革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宋代佛教文化仍处于繁盛期的观点，因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影响。他指出:“当然不能说宋代是佛教衰退的时代，唐宋间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同时，佛教的情况在宋代也有着和唐代不同形式的隆盛。确实，教义佛教是衰退了，天台、华严等的教学在宋代也存续着，但那只是祖述唐代的教说，进行训诂性的注释而已。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化的禅宗和净土教盛行，和新兴的士大夫阶级相结合，占有着特权的地位;另一方面，和道教为首的民间信仰以及土俗宗教交合的佛教信仰，无论在都市还是农村，广泛地渗透到庶民之间。”⁽⁶⁾日本学者荒木见悟《佛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そ形成すゐもの》(1965)⁽⁷⁾和常盘大定《支那に于けゐ佛教と儒教道教》(1980)⁽⁸⁾，是国外研究中国佛教与儒学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文中对唐宋佛教与儒学的转型及其融合多有精辟之论。金井凌纯《孤山智圆の三教观》⁽⁹⁾、福永光司《中国宗教思想史》⁽¹⁰⁾、天中正树《宋代士大夫と儒教·佛教·道教》⁽¹¹⁾等，对佛教与儒学的关系，亦作了相当深入地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日本学者的研究有细密的分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高质量研究成果在日本的不断涌现。(www.daowen.com)

关于宋学的形成、内容及其与儒佛道之关系，武内义雄《宋学之由来及其特殊性》(上、中、下)⁽¹²⁾、冈田武彦《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¹³⁾、户田丰三郎《欧阳修的〈易学〉》⁽¹⁴⁾、荒视悟《宋代的儒教与佛教》⁽¹⁵⁾等文有所研究。小岛毅《日本宋学研究的新视点》一文，介绍了日本学界关于宋学研究的新变化⁽¹⁶⁾。

20世纪末以来，日本学界开始发表总结与反思“唐宋变革”论的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¹⁷⁾、葭森健介、马彪《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¹⁸⁾等，总结了日本学界运用近代西方史学方法研究“唐宋变革论”的历程、成就及其局限。总体上来看，日本学者研究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变化方面，对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