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裁形式的创新

(一)印刷术的伟力

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是唐宋变革的根本推动力，其中对变革期文学艺术领域里体裁变化起直接作用的因素，无过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虽说“雕本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¹⁹⁾，但晚唐以前，雕版印刷主要印刷佛像、经咒，迄晚唐五代才推广到儒家经典与民生日用(历本、字书、梦占之书)，这一趋势本身就与唐宋变革的轨迹相同步。而到宋仁宗中期，“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²⁰⁾。诚如内藤湖南所说:“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民众化倾向。”⁽²¹⁾印刷术的出现，不啻是一次媒介革命，不仅促成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在体裁上推陈出新，也导致了文学艺术在受众层面上的扩大与传播手段上的革新。与前代相比，印刷出版化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在创作、传播、接受(阅读或鉴赏)等环节上的渠道与方式。这里先论其对文学艺术体裁变化的诸种影响。

以文学批评而言，评点方式的出现就与印刷术有相当的关系。中国诗文选本在宋代，尤其在南宋蔚成风气。这一现象固然是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等文化政策引起了普遍的需求，但印刷术的普及则是确保这种需求的技术前提。为了提高学生士子的诗文应试能力，对选本中优秀诗文进行圈点与品评，就成为必要。于是，宋代涌现了吕祖谦、楼昉、汤汉、真德秀、谢枋得、刘辰翁等评点名家，而凭借着印刷术的技术手段与选本的传播载体，诗文评点从宋代起成为文学批评的全新体裁，并影响到明代的小说评点⁽²²⁾。

宋代白话小说兴起，堪称小说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重大变迁。然而，正如研究者所说:“一是我们必须承认白话小说不是在宋代才出现的;二是因为前代之所以没有出现或大量出现白话小说，实际不在于书面白话语言的进步问题，而可能与印刷、纸张、书写等技术层面的限制有一定关系;设若宋前时代具备这些技术因素，则可能也会出现白话小说的繁荣。”⁽²³⁾在制约白话小说繁荣的技术因素中，相较于前代已臻成熟的造纸与书写技术，印刷术显然更为关键。传世的宋元间讲史白话小说《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以及《三言》、《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宋代白话小说，都是有赖于印刷术才传诸后世的。换言之，印刷术无疑是促成白话小说这一文体最终繁荣的技术推动力。

在书法领域，宋代书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帖学的兴起。宋代帖学始于摹刻《淳化阁帖》，清乾隆帝所谓“帖必以赵宋为犹近，而宋帖必以《淳化》为最美”⁽²⁴⁾。帖学形成原因不止一端，宋太宗以帝王之尊由衷爱好并亲自倡导，文人士大夫书家以典藏碑帖为一时风尚，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雕版印刷业与造纸制墨业的发达，则是帖学在宋代水到渠成的物质基础。雕版印刷的发明本身受拓印碑石的启发，而印刷术的普及反过来对墨拓碑刻的流传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让书法爱好者都能像黄庭坚那样平日就能把读雕版碑帖:“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²⁵⁾

版画与年画作为新画种，都肇始于唐宋变革期，也直接受惠于印刷术的普及。佛教版画是中国最早的版画，史载其法:“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需供养。”⁽²⁶⁾这种从印度传入的佛像拓印法，也许对雕版印刷发明起过助产作用。而雕版印刷现存最早的唐代实物就是佛像，似可视为中国版画创始期的代表作。宋代佛教版画主要有三种形式:单色或彩色的单印佛像版画;经卷或经折本卷头画;上图下文或以文为主、图文相配的插图本。宋代版画未受宗教题材的禁锢，不仅从经史典籍向农医历占等实用图书扩展，很快推广到话本小说的印刷，而且独幅张贴式版画也开始流行，传世名作有《四美图》与《东方朔盗桃图》等。绵竹年画与桃花坞年画列入“年画四大家”，据称“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²⁷⁾。北宋开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²⁸⁾，都是当时的年画，主要形式还是版画。

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宋代印染工艺也别开天地。据《嘉定县志》，南宋嘉泰中，当地出产一种蓝印花布，“有山水楼台人物花果鸟兽诸象”。这种蓝印工艺借鉴的就是雕版印刷的原理，唐仲友在婺州经营彩帛铺，召集工匠“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²⁹⁾。(www.daowen.com)

(二)城市化的温床

除了印刷术这一媒介革命，唐宋变革期对文学艺术体裁创新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城市社会的形成。这场城市革命，学者认为“始于八世纪下半叶，至北宋而达于顶点”⁽³⁰⁾。在城市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原先坊市隔绝的城市布局彻底废除，商业区与居民区混杂相处，为娱乐业的空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以北宋东京为例，“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³¹⁾。城市经济满足了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在物质层面的需要，这一阶层在精神层面的各种诉求，也必然展现在城市社会的平台上，市民文艺的勃然兴起，可以说是唐宋变革期在文学艺术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词作为标志性的文学体裁，其出世与走红与唐宋变革中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催生出一个市民阶层，其构成来源复杂多样，有较强的流动性，交际往来远较自然经济环境中频繁密切，他们需要在闲暇宴饮时有一种既通俗又刺激的合乐歌唱，让他们能够自慰或娱宾。教坊乐工与梨园艺人因中唐的变乱而流散民间，所谓“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³²⁾，把宫廷教坊曲带向市井，使之成为词调的主要源头，晚唐五代的词调，几乎一半出自教坊曲⁽³³⁾。而民间歌谣与酒令著词，往往以长短句形式为市井艺人所吟唱。史称“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市做赚人所作”⁽³⁴⁾，就是说教坊乐工与民间艺人(以做赚人为代表)构成了早期词创作的两大生力军。中晚唐时，还出现一种饮妓，也叫酒妓或酒令歌妓，专以歌舞筵席娱宾遣兴为职业。随着城市的发达，市民阶层迅速扩容，以歌舞助兴的歌妓队伍也不断壮大，她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³⁵⁾，买唱的市民与卖唱的歌妓对新词的需求与时俱进。正因如此，词作为文学新体裁因城市经济而催发，并因投合了市民阶层的娱乐需要而成为最受欢迎的韵文体裁之一。

说话的兴起与话本小说的繁荣，也与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息息相关。说话起源虽早，但局限于宫廷或贵族的小范围，它的推广受到佛寺俗讲的影响。俗讲是佛教借用民间文艺的宣传方式，中唐以前仅限于在佛寺内开讲与佛经相关的“变文”。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对这种聚众讲说的娱乐方式普遍认同，便相应有两个突破。首先是场所的突破，中晚唐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³⁶⁾，可见其范围跨越梵寺佛门，走向了寻常市街。其次是内容的突破，唐末有蜀女讲《昭君变文》，“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³⁷⁾，讲的已是与佛经无关的王昭君故事。市井街坊出现职业说话艺人献技说书，也始见于中唐以后。白居易与元稹同居京师时，尤其喜欢听说话，每听一处，“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³⁸⁾。说话的兴起与俗讲的两个突破处于大体相同的时代坐标点上，其共同的背景就是城市经济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到了宋代，城市经济愈发欣欣向荣，市民阶层更是三教九流八方杂凑，由于他们的淘汰与选择，俗讲退出历史舞台，说话作为曲艺形式与话本作为小说形式取而代之，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占据了应有的席位，而且被文学史家视为小说从文言向白话转型的标志性体裁。

唐宋变革期的绘画在体裁转变上表现为风俗画的独立与文人画的流行。中国风俗画渊源虽早，但成为独立的体裁，则得益于唐宋变革中城市繁荣的巨大推力。诚如美术史家所说:“由于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在人们思想意识中，产生了对于现实世俗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市民文学得到了发展，《清明上河图》，是和市民文学一样也表现了对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对于市井中贩夫走卒们的忙忙碌碌的各种平庸的活动的莫大兴趣。”⁽³⁹⁾关于文人画，宫崎市定认为:画僧的出现把绘画从职业画工手中解放出来;僧人作为业余画家绘制佛像，文人学者开始业余作画。他进而指出:“唐代早已盛行所谓文人画、士大夫画，因为与职业画家不同，所产不多，反而受到贵族社会珍重。可以认为，所谓南画的新画风，就是从这种业余画之中产生。”还须指出，文人士大夫作为业余画家成为绘画新体裁的开创者，与士大夫自觉意识的强烈抬头也是分不开的，而庶族士大夫取代贵族成为君主官僚政体的主体力量，本身就是唐宋变革的内容之一。

音乐舞蹈同样如此。内藤湖南认为:“唐代以舞乐为主，即是以音为主，舞的动作不过是附属品，乐律亦重形式，少有模仿动作的意思，所以乐是一种服务于贵族的仪式的东西。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模仿事物一类的通俗艺术较盛，动作较为复杂，品味较古代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具体说来，为迎合市民娱乐的需要，原先宗教祭祀性舞蹈与世俗舞相结合，在向民间流传中强化了表演性，“花舞”、“队舞”成为唐代舞蹈的新形式。敦煌遗书有“演花勾于花台”的记载，队舞则由美若仙女的舞姬“青一队，黄一队”构成⁽⁴⁰⁾。到宋代，纯舞蹈表演开始衰落，舞蹈逐渐向表演人物故事的形式转变，以至有学者认为:“宋代是古代歌舞向戏曲艺术转化、发展的转折点”⁽⁴¹⁾。舞蹈体裁的这一转型，是由市民阶层的娱乐取向决定的。市民文艺说到底是一种公共场所的大众娱乐，需要的是情节的适时转换带来兴奋点的不断转移，而不可能像帝王贵族那样在宫廷府邸小范围悠然长久地欣赏纯舞蹈表演。由此可见，舞蹈表现形式的转型，同样受制于市民娱乐的现实需要，而市民娱乐则是唐宋变革期市民阶层崛起后文化消费的必然产物。

文学艺术诸领域受惠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促成其体裁形制相应变化的情况远不止此。例如，书画卷轴的流行得益于装裱业，而装裱业的形成与手工业、商业的分工细密化密切相关;形制小巧轻盈成为宋瓷的主流，完全有赖于制瓷技术乃至化学的巨大进步;臻于完美的缂丝、印花等宋代工艺，更与纺织、印染等手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密不可分。我们从印刷术的革命，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的成熟，考察其对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在体裁形式上的具体影响，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