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日本史家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激起的反响迄未消歇。尽管对内藤学说，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²⁾，但仍认为，撇除其学说背后总体中国史观的悖谬之处，“唐宋变革论”不失为一种考察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为相关研究引进新的视野与方法，有助于将研究推向深入。

“唐宋变革论”为宋代近世说张目的，内藤湖南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唐代和宋代，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³⁾内藤在这里说的“转变”、“变化”、“差异”，指的就是唐宋之际的变革。继其师之后，宫崎市定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唐宋变革论。然而，无论是内藤，还是宫崎，他们论述文学艺术的唐宋转型，还都相当有限。正如宫崎所说:“从特殊性事例中抽出一般性的时候，重心自然放在整体精神多于放在事物现象上。”⁽⁴⁾他们不是文学艺术史专家，作为历史学家，必须更关注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总体变革。但是，正如宫崎所说:“既然要提一般性，前提就是要互相比较，所以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可以具体把握的形象。”也就是说，深入探讨文学艺术诸领域在唐宋之际的新走向，对于准确把握“唐宋变革论”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一)文学艺术的唐宋转型

陈寅恪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⁵⁾文学艺术隶属于文化的范畴，当然同样适用这一论断。实际上，在陈寅恪，乃至于内藤湖南之前，早有人觉察到这一转变的坐标点。清代叶燮就认为:“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⁶⁾1924年，陆侃如拟撰《诗史》，在给胡适信中说:“《诗史》当分这样的三期:汉以前为第一期(古代)，建安至唐为第二期(中代)，晚唐以后为第三期(近代)。中代与近代的分界是否以晚唐为最适宜，我尚无十分把握。”⁽⁷⁾可见他也朦胧意识到中国诗歌在中唐以后的转捩。1929年，郑振铎在中国小说史分期上，也把中唐作为坐标:“从原始的古代到唐的开元、天宝时代，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胚胎期”;“从开元、天宝时代到北宋的灭亡，这一期是中国小说的发育期。”⁽⁸⁾

不仅如此，尽管文学艺术的门类不同，形式各异，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学艺术在所构成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审美观念与时代特点上，都具有文化的统一性。在文学艺术的唐宋嬗变上，陆侃如与郑振铎从各自研究出发，在确定其嬗变的历史坐标上不谋而合，正表明了这种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文学艺术其他门类中也有大体一致的相通表现。

词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史的一大转折。作为词的滥觞，现存最早的敦煌曲子词约产生在武则天末年。对词体的诞生，虽有学者“定于初盛唐之间”，但现存敦煌词大都成于中唐以后，无独有偶，“八世纪后半，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⁹⁾，说明中唐前后确是词的诞生期。

小说在唐宋之际有两个变化令人瞩目:一是唐代传奇向宋代话本的变迁，即白话小说逐渐替代文言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流文体⁽¹⁰⁾;二是文言小说内部也出现了转型，其间包括语言、主题、作者、受众等诸多层面从雅文学向俗文学的重心转移。这些变化与唐宋变革中的文化转型是息息相关的。

市民文学在唐宋之际同样有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城市平民各阶层生活、意识的文学，在中晚唐就已萌芽，但只有到了宋代，由于各种民间伎艺的蓬勃繁兴，市民文学才得以成长和发达。”⁽¹¹⁾例如，俗讲的兴起，不早于唐玄宗开元以前，而现存变文的最早年代也在开元、天宝之际。“宋之滑稽戏，大略与唐滑稽戏同，当时亦谓之杂剧”;“此种滑稽戏，始于开元，而盛于晚唐。”⁽¹²⁾而宋杂剧标志着中国戏剧表演形式的完成，则这一转变也在唐宋之际。

宫崎认为:“绘画在相等于东洋文艺复兴期的宋代出现重大的转变”，而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也始于中唐前后，具体表现为仕女(其后包括人物)、牛马(其后包括花鸟)继宗教因素成为主题，山水画摆脱附庸身份而跻身主流地位。中唐以后，与文学艺术各领域的全面嬗变相同步，传统文艺观发生了相应分化，审美情趣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与新境界。

那么，把对文学艺术的思考置于唐宋变革论的视阈中，会对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启示呢?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文学艺术进行的都是专门史的研究，即便对整个文化史的研究，也不过是文化史各个门类专史研究的叠加或拼缀。这种文学艺术专门史虽然也能提供这门学科的历史线索与逻辑演绎的连续性，却并不依据社会时间(Social time)来把握其研究的对象，因而与其实际演进的历史场景往往隔膜或脱节。文学艺术虽然从属于文化范畴，却并不居于文化的精神内核地位。因而，对文学艺术，就研究层次的不断推进而言，可以遵循着文化内核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三个层面逐步拓展与深化。引入“唐宋变革论”的视角，不仅要求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机构成予以总体的把握，而且必须把整个文化转型也放到唐宋变革的历史场景中去作总体的审视。由于这一历史场景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格局的变革，也有社会结构的变动，还有经济生活的变迁，当然也包括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因而能够更真切地勾画出文学艺术具体门类在时代新因素从萌蘖到勃发的历时性演变，并能更深刻地揭示这种历时性演变的社会性动因。总之，离开了唐宋变革的固有背景，拒绝唐宋变革论的特定视野，就难以真正理解文学艺术中任何具体门类的这种带有时代性的根本变化。(www.daowen.com)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¹³⁾就唐宋变革期而言，最具品牌性的文学体裁虽然是词，但诗、文、小说仍是主要文体。如果扩大到整个文学艺术，戏曲曲艺、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建筑园林，也都必须纳入考察的视野。

(二)唐宋变革的内涵及其对文艺的影响

毋庸赘言，一个王朝的文化政策，必然左右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文化领域的走向。继唐朝在文化上推行兼容开放的政策，宋朝“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宽松态度”⁽¹⁴⁾。崇文抑武成为基本国策，而宋朝皇帝中类似宋太宗那样，“天下无事，留意艺文”⁽¹⁵⁾，绝不是个别现象。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宋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以书画为例，宋太祖开国，翰林图画院几乎网罗了五代入宋的主要画家，促成了院画“代表中国画技术的全盛”⁽¹⁶⁾。宋太宗设翰林御书院，刊刻《淳化阁帖》。宋徽宗不仅把画学与书学纳入教育科举体制，还下诏编纂《书谱》、《画谱》、《博古图》等艺术图谱。宋代书画的繁荣，显然与王朝的文化政策与皇帝的个人倡导密切相关。

尽管不应忽略一朝文化政策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但其主要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制度层面;而文学艺术赖以产生与演进的根本动因，却植根于更深层更广阔的时代变动。也就是说，唐宋之际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阶层的变更、政治格局的变动与思想文化的变化，才是构成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的直接源头与生活基础。唐宋之际文学艺术的发展与转型，其最终原因必须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去寻找，王朝文化政策不过是这一变革中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而已。

唯其如此，首先有必要从总体上鸟瞰“唐宋变革论”的基本内涵，然后梳理这些重大变化与变革期文学艺术转型的内在关联，究明由此带给文学艺术的新形式、新内容、新元素与新理念。“唐宋变革论”的主旨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可从四个侧面去把握。当然，整个变革呈现整体化的趋势，不仅你中有我，而且互为因果，这样条分缕析，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唐宋变革论”认为，在经济形态上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实物经济的终结与货币经济的开始。内藤湖南指出:“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宋代则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称为交子、会子的纸币。”“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宫崎市定进一步阐述了经济结构上的一系列变化:其一，“铜钱的盛行也就是意味商业活动的活跃，交换经济浸透至农村”;其二，“商业的隆盛，不单令农村变貌，也改变了都市的形态”，“到了唐末，坊市制开始崩溃，到了宋代，都市几乎变为完全的商业都市”;其三，“生产的商品化就是生产的分业化”，“工程上的分工促进了各种工业的有关技术及其背后的科学知识的发达”，其中包括“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初期阶段，可以见到独特印刷术的发达”。由于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的转型不仅拥有商品经济的雄厚基础与生产流通的技术前提，而且构筑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平台，文学艺术中诸多体裁的创新，传播形态的革命，及其市场化、专业化与世俗化等倾向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唐宋变革论”认为，在政治格局上表现为贵族政治的衰落与君主地位的变化⁽¹⁷⁾。在贵族政治下，政治为全体贵族所有，君主为贵族集团的共有物，仅仅是贵族的代表而已，政治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君主行政必须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前提下方能实行，因而君主地位相对不稳固。在贵族政治式微以后，君主就由原来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变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其地位不仅较贵族政治时代大为稳定，而且与人民较为接近。官吏的选举权由贵族门阀秉持的九品中正制过渡到君主直接掌控的科举制，由于机会相对均等，仕途不仅向庶族地主，甚至也向一般百姓开放。这样，在君主面前全体臣民拥有了相对的平等，一种平等观也随之而起(当然，这种观念仍有别于近代的平等观，只是官员阶层与平民阶级各自在君权前的平等)。这种因政治格局变动而孕育的平等观，对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中个性化的诉求与理想人格的确立，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唐宋变革论认为，在社会结构上，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地位的显著变化。内藤湖南指出:“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从隋唐均田制到宋代“不立田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更迭，都是这一方面的具体表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不仅由贵族的奴隶(汉唐奴婢部曲)解放为国家的佃客(宋代主客户都是国家编户齐民);他们的居住权也在制度上获得自由，著地体制向流动体制转变。私有制进一步确立，退佃变得自由。这些变化导致人身自由的加强。伴随着身份的自由与解放而来的，就是文学艺术中人性的高扬与雅俗的兼融。

“唐宋变革论”认为，在思想文化上，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儒学的完成。尽管文学艺术也隶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就宋代文化而言，“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¹⁸⁾，从而构成整个文化的精神内核。以理学为中心的宋学，在其形成过程中，颇具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开放批判的创新倾向、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与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理学作为文化的深层核心，对唐宋变革期文学艺术的穿透力是深刻而全面的，文学艺术浸润着理性精神与民族意识，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在总体鸟瞰后，根据文学艺术固有特质，我们将从体裁形式、受众对象、传播形态、核心精神、审美观念等层面，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