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唐宋城市变革研究内容的细化:城市社会的深层研究

随着城市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研究内容愈益细化，而城市社会作为城市史研究的核心，更加为学者们所关注。学界对城市社会的研究正不断深入，研究层面已涉及城市类型、城市人口构成、城市经济、城市组织、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群体意识和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

(一)城市类型的研究

郭正忠较早地探讨了唐宋时期的城市类型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引人注意的时期。这时的城市，不仅品类繁多，风姿多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各具一格。以往人们讨论中国古代城市，多认为只有一种郡县城市。其实，唐宋时期的城市，至少有四种类型，即唐代长安之类政治城市，唐宋边镇堡寨之类军事城堡，工商业镇市之类新型或雏形的经济都市，扬州、苏州、饶州之类综合型城市⁽⁶³⁾。郭正忠对唐宋时期城市的分类，对我们研究不同类型的城市提供了一种范式。

(二)城市人口构成的研究

城市人口是城市活动的主体，通过对城市人口构成和职业构成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城市社会的研究。

张泽咸概括了唐代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并从职业特点上剖析了城市居民的构成。氏著《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⁶⁴⁾一文认为:城市既有大、中、小的区分，各个城市居民的构成也不会完全一致。一般说来，城市居民包括了诸色官吏、地主、军人、知识界、宗教徒、贫民、浮客、艺人、妓女以及工商业者。作者重点对工商业者的情况作了考察，认为:商人们日趋得势的唐代中叶，正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坊郭户”称谓。坊郭户是指居于内外城的人户，与乡村户相对。值得注意的是，“草市”居民在五代时是明显被列入了坊郭户行列，受到了城市居民的同等对待，并为而后的赵宋王朝所沿袭和采用。坊郭户名称的登场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冻国栋对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进行考察，并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氏著《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⁶⁵⁾一文认为:隋唐五代时期，人口的城乡结构与以往的时代虽无实质的变化，但却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倾向，主要的乃是城市人口的增多和传统城市(或郡县城市)经济意义的日渐显明，城市中“坊市制”的崩溃和以“草市”为标志的新兴市镇的普遍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唐以后“市籍”制走向终结，并出现了“坊郭户”与“乡村户”的对称，这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以及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坊郭户”的出现既与中国古代户籍编制制度的变化相关联，更曲折地反映了中古经济社会包括城市经济的虽然缓慢却日渐明显的发展过程，这些新的历史现象与上述坊市制的崩溃、以“草市”为代表的新兴市镇(至少是其雏形)的普遍发展等历史倾向又是同步演进的。在人口的职业结构方面，统治阶层对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规定仍在老调重弹，“重本抑末”的基本精神也在一以贯之，但农民虽作为一个最广大的也是一个最不稳定的阶层，却日益成为城市中雇佣人口、工商业、搬运、建筑等行业的最大的后备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推进，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工商业者人数的增长是一个基本的现实，而城市中其他的行业包括广义的“邸店”业和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的演艺业之类正在吸纳更多的人户走向城市或新兴的市镇。此外，无法归于“四民”行业的兵士、学校中的生徒以及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于“士”或“仕”)和出于不同信仰的“方外”之人从“职业”的角度而言也占有相当比重。通过研究，作者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职业结构的复杂性。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不同城市的分类，进而对这些城市居民结构的特点与差异进行了比较性的考察和分析。氏著《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⁶⁶⁾一文认为:古代城市的居民结构，是城市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居民结构，主要指城市居民的人口数量、社会成分、职业结构、稳定性或流动性、居民组织状况等等。唐宋之际的城市，至少包括四种类型——国都之类的政治城市、边镇堡寨之类军事城堡、扬州苏州之类综合型城市、镇市之类新型或雏形的经济都市。唐宋政治城市居民结构的特点，是以官僚地主，即地主阶级执政人物及其候补人员为中心，包括他们的家属、侍从、戍卫、服务者在内，作为全城居民的主体。在这一主体居民周遭，又环绕着严密的户籍、坊厢、行铺等网络，构成一套稳固的坊郭体系。军事城堡的居民结构，与政治城市相近。所不同的，只是那里居民的主体，是为封建王朝效力的军队。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特征，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这是一种组织松懈而又不大稳固的居民结构。如果说，政治、军事、综合型城市中的“市民”，受到该城官僚势力压抑较多;那么，经济都市中的市民，则相对地比较自由。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这一特征，使它有助于市民阶层的发展。综合型城市的居民结构，是政治、军事城市与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混合体。其一般特征，大致介于政治、军事城市与经济都市之间，即既有大量官绅地主，又不乏工商游民;居民组织及稳定性，逊于政治、军事城市，又强于经济都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型城市居民结构，呈不断发展与变化的状态。这种发展变化，在唐宋之际，主要表现为经济都市的色彩日益增加，政治、军事城市的特征日渐衰减。

王曾瑜从城乡分治的角度对宋朝的坊郭户进行了分析。氏著《宋朝的坊郭户》⁽⁶⁷⁾一文指出: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区分，并非始于宋朝。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统治者因而对城市和乡村采取不同的管辖体制和方式，这就是城乡分治。在中国封建时代，城乡分治可说是由来已久，而并非始于唐朝。但是，在户籍制度上正式确定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差别，无疑是唐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重视。但从另一角度看，城墙也成为城乡的分界线。作者认为，唐宋之际，随着工商业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逐渐突破城墙的限隔，向城外扩张，使城墙渐渐地失去了划分坊郭户和乡村户界限的作用。宋朝坊郭户不仅包括府州军城和县城内的居民，而且包括草市和镇、市的居民。

唐宋时期，坊郭户的出现和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和崛起，这通过城市人口构成的变化已能充分反映出来。除此而外，唐宋时期，城市人口构成的变化还集中反映在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化上，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⁶⁸⁾对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做了探讨。作者认为，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从事工商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二是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不同的面貌。娼妓业的变化只是全豹之一斑。如果我们继续追索，会发现南宋临安又有新的发展。中古时期城市面貌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的消费市场高度繁荣，这其中有因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膨胀、城市生活活跃而形成的正常消费行为，但也有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非正常或畸形消费行为，即奢侈性的消费行为。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繁荣，含色情内容的娱乐及餐饮业有很大的市场。这种畸形消费的主体是唐代城市中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他们不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其趣向还引导着城市消费的潮流，构成都市生活色彩最斑斓的部分。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趋向使畸形消费群体也趋向平民化。宁欣从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人口构成变化及其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这一思路对开拓城市人口构成的研究很有意义。

(三)城市经济的研究

城市经济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多见，学者们常常在研究古代商品经济时论及城市经济，因而较为零散。

最早涉及唐宋时期城市经济是加藤繁，氏著《车坊》、《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仓库》、《居停和停塌》和《柜坊考》⁽⁶⁹⁾等文对唐宋时代城市的金融机构、邸店、仓库、停塌、车坊等城市商业机构、设施等均有论述。全汉升对唐宋经济史的研究贡献突出，氏著《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⁷⁰⁾、《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⁷¹⁾、《宋代寺院所经营的工商业》⁽⁷²⁾、《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⁷³⁾等文对唐宋时期的商业发展与都市化问题都有涉论。

日野开三郎以城市的邸店为中心，全面分析了唐代城市的商业经济。氏著《唐代邸店の研究》⁽⁷⁴⁾及《続唐代邸店の研究》⁽⁷⁵⁾在邸店的职能和经营业务的理解上对加藤繁的观点做了修正，作者认为邸店远不限于旅店的意义，其基本职能主要在于为远途客商提供宿泊、饮食、仓库、厩舍等业务，同时，作者对与邸店相关的城市交通、金融业、商业、居民生活，以及草市的发展和邸店的经营管理等内容也多有详述。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⁷⁶⁾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下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限度和商品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历史特征。其中，涉及唐代城市经济的论述不少。张泽咸则从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方面对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有所涉及⁽⁷⁷⁾。漆侠从城市格局和城郭限制的打破方面对宋代城市商业的发展作了揭示⁽⁷⁸⁾。

林立平从唐宋之际旅店业的变化情况探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氏著《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⁷⁹⁾一文认为，旅店业务是在社会分工造就出商人等流动人口的前提下诞生发展的，因此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之际，旅舍又称逆旅、客舍、旅店、客店、宾馆、旅邸、客院以及单称为邸、店舍等等。唐代两京及其他城市的旅店业尤其自唐中叶以后发展很快，及至北宋，城市旅店业更加发达，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留客住宿发展到兼营饮食和寄放货物。旅舍的业务拓展与“邸店”的活跃息息相关，“邸”的原意是府第、物场，在商业日益发展的社会形势下，渐渐同接待客人住宿的逆旅及寄放货物的仓库等商业营利之所合称，或称邸舍、旅邸，或称邸店、邸肆。逆旅之所以与“邸”合称，不但与逆旅本身是一种居住之处有关，还与逆旅逐渐兼营“居物”业务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从逆旅与“邸”合称的发展过程，亦可略见隋唐以后尤其是唐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旅店业的繁荣。作者指出，旅舍的诞生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造就的流动人口及其数量。唐中叶以后城市旅店业快速发展，旅店总数大量增加，经营内容明显扩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上贡举之士、行商流贩、各种商胡等流动人口有了突出的增长。因此，人口流动结构的改变和工商业的发展，是城市旅店业兴旺发达的社会基础，反之，城市旅店业的发展繁荣，也是城市人口结构及工商业结构明显进步的标志之一。林立平将城市经济与流动人口综合考察，进而研究唐宋时期旅店业的发展繁荣，的确很有见地。

此外，林立平还通过探讨城市税收来揭示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氏著《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⁸⁰⁾认为，城市税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商税的兴起与扩大，同时又与城市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税的创征密切相关。换言之，城市税收实即包括城市的商税与不动产税。城市商税，是国家商税在城市中的征收部分。所谓商税，仅仅是指商品的通过税和交易税，它并非唐代始创，而是自古以来关市税的发展与扩大。关市税其来甚久，然自春秋战国时的“市”与“城”已基本结合后，当时关市税中的市税，实即中国城市商税的开端。唐代商税在唐玄宗时期渐次兴起，并于“安史之乱”前后迅速发展。尽管中唐时期商税的发展非常突出，但它同样不属于唐代的发明，而是与古代的关市税一脉相承的。既然中唐后日益兴起的商税是关市税的继承和发展，它就势必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突出标志，首先是专职商税机关的逐步建立。“安史之乱”后，场、院等专门征课商税的税务机关开始出现，及至宋初，上自都商税院，下及县镇场务，作为商税机关的管理系统，大体宣告完成。而在场、务、院专职商税机关逐步建立的同时，城门也渐渐担负起商税管理的一定职任。唐宋时期的城市税收，从动态角度考察，可大致分为过税和住税。就财产对象而言，又可粗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税。过税，并非单指关津渡口通过税，凡商人所过城市亦行抽税。住税，亦非仅仅课征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客商来到某城贩卖货物以及生产者将产品卖给商人等，都要课征住税。城市税收的动产对象，是指城市土地房产之外进入流通的主要商品。城市税收的不动产对象，是指宅税和地税。动产对象实质是流通于城市中的主要商品，对这些商品及其交换抽征税钱，是商税在城市部分的基本来源。不动产对象主要指宅税和地税，它们共同构成宋代五种税制之一的“城郭之赋”。总之，经过唐宋之际的演变，城市的税收对象至宋初已大体确定下来，特别是城市不动产税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坊结构瓦解后，城市居民在居住和营业的位置选择中增强了自由度，城市的房地产利用率明显提高的反映，它标志着城市人口及其职业构成等各种因素的益发集聚化，并使城市与乡村在结构形态上的分野越加分明。由唐至宋，商税地位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对商税的征收、蠲免及其组织管理的逐渐重视;另一方面表现在商税额的逐年增加及其在国家赋税中所占比例的不断提高。作者强调，如果说国家的主要税收有一个由田亩税向非田亩税，由直接税向间接税，或者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那么，从唐宋之际伴随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蒸蒸兴起的城市税收，尤其是城市商税机关的建立，城市主要税收对象的取定及其税收地位之日益重要来看，无疑这个转移过程是从唐宋之际开始的。并且，这个时期业已完成转移过程的第一步，即城市税收已与田亩桑麻税分庭抗礼，并驾齐驱，一个在地域上与农村分野的新的税收基地已经崛起。而城乡税收体制的分离与独立，正是城、乡经济形态的分离与独立的直接反映，它表明这一时期城市化程度明显提高，城、乡对立关系已大大发展。林立平以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揭示了唐宋之际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以城乡税收体制的演化来考察城乡关系及城市化程度的发展，这些思路很有启发性。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不同城市的分类，进而对这些城市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氏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⁸¹⁾认为，城市的经济结构主要指城市物资结构、居民收入结构以及消费品类的构成等。物资供应结构，包括物资的主要供给方式——譬如，是以朝廷或官府调拨为主，还是以商品流通的自发调拨为主。居民收入结构，主要指全城居民总收入中，哪一类性质的收入占主导地位，士、农、工、商等各业收入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城市消费结构，主要指该城市消费品的主要种类、性质及互相间的比例关系。一般地说，各类城市的经济结构，大致都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不过，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类城市的经济结构也会有所牵动或改变。作者指出，宋代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大体分为三种方式:(1)政治军事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其特征有三:一是靠从外地调拨;二是通过安置官工商体系取办;三是少量地允许市场商品经济流通，略事调节。(2)综合性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综合性城市，指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功能的城市，既是某个地方军政机关的所在地，又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这类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至少有两大特征:一是部分物资依靠官办——包括朝廷调拨、临时征购和官工商体系取办;二是靠本城及附近的生产和市场流通作为补充。综合性城市的供应结构，虽与政治、军事城市有所区别——较多地依靠民间生产与市场流通，但也对官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3)经济都市的物资供应结构。经济都市，主要指工商业城市。这类新崛起的镇市的物资供应，既不依赖从外地调拨，也不靠官工、官商体系来保障或征购，而主要靠本地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这些镇市在各自独立的手工业或商业的基础上，组成了地域性的物资供应网络。镇市供应结构的特点，表明它们绝非是单纯的消费城市，其市场商品流通量在全城物资中的比率，明显地超过其他类型的都市。城市收入，主要指城市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也包括官府从城市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所谓收入结构，则指上述收入中农、工、商等各项收入的大致比例关系。城市居民收入结构，可以分为三种方式:(1)政治城市的收入结构。其主要特征，一是来源于农业性的收入，以实物收入为主;二是来自官工商体系的非农业收入日益增多，其中多货币资产。(2)综合性城市的收入结构。其主要特征，一是非农业收入在全城收入中所占比率超过政治城市，却又低于经济都市;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官营工商业收入仍占相当比重。(3)经济都市的收入结构。经济都市的居民收入，由于贵族、大官僚及其官工商体系多集中在政治城市和比较发达的综合型城市，镇市中的一般工商业者，往往便成了该都市的主体居民。他们的工商业收入，也多在该都市总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城市消费结构，主要指城市消费品的构成和搭配状况，即各类消费品——特别是普通日用品与高档奢侈品之间的大致比例。政治城市消费以奢侈品为主;军事城堡消费以军需物资和日用品居多;综合性城市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则是奢侈品少于政治城市，而日用品相对最多;经济都市消费品一般以日用百货为主，尤其是本镇市及其附近的土特产较多，其中沿海镇市的消费结构中，又有相当数量的海外舶货。作者强调，城市经济结构并不是孤立和不变的。宋代四类城市经济结构的状况表明，我国10世纪前后的数百年间，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复杂而蠕动的局面，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使城市面貌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郭正忠通过分析宋代城市经济结构的状况，以此来揭示唐宋时期社会结构和城市面貌的变化，这点很有新意。

笔记小说中蕴藏着大量生动的都市生活服务业信息，宁欣通过对这些零散材料的归纳和分析，探讨了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作者在《笔记小说中的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⁸²⁾中提出，生活服务业是依托城市发展而兴起的行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我们今天所概括的“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宽和延伸它所赋有的内涵和外延。当我们思考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问题时，生活服务业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领域，也可以说，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程度的真实反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生活服务业以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为主，主要经营场所依托大中城市(包括连接城市的重要交通线)，唐朝以后的变化表明其更加成熟;保洁业、拾荒业、修理业和雇佣服务业，都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业，既适应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众生活需求的广泛性，也成为城市生活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唐朝后期的商人经营方式表现得更加灵活多样，从服务业经营内容和项目来看，已更多地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领域，而北宋都城的生活服务业发展的程度更高，无论是行业数量、从业人数，还是专业化程度、经营管理，都远超唐代。总的看来，城市生活服务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根据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不断上规模，求变化。因此，进一步深入探讨唐宋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与变化规律有利于深化对城市经济的研究。宁欣从都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角度分析唐宋城市变化，的确很有启发性。

(四)城市组织的研究

城市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城市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因而，对城市组织的研究相当重要。

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组织的研究，全汉升和加藤繁有开拓之功。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⁸³⁾是一部探讨行会起源、萌芽、发展、演变的通史性著作，其中，作者对隋唐、宋时代“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行”的习惯等问题均有论述，而且作者还从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角度对行会性质的变化作了探讨，此点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影响很大。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一文对唐宋时期的城市组织有所论及，前文已有详述，兹不赘述。

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日野开三郎的系列研究，氏著《唐宋时代における商人组合“行”についての再检讨》⁽⁸⁴⁾将唐宋时期作为工商业组织——“行”的特质，并划分为律令租庸调制时期、藩镇两税法时期、宋代等三个不同时期对“行”进行探讨，重点研究了唐宋之际市场制度变化对工商业组织的影响。日野氏的研究对于理解唐宋间“行”的发展演变及其职能问题颇有启发性。胡如雷⁽⁸⁵⁾将唐宋时期的行会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进行比较，在肯定唐宋时期的行会也具有某些与工商业者利益相联系的经济职能的同时，强调东西方行会在性质和职能上完全不同，作者认为“唐宋时期出现的行会不是工商业者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政权对工商业者进行统治和征敛的工具”。直到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杨德泉对唐宋行会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氏著《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⁸⁶⁾分别探讨了唐宋行会形成的历史条件、行会的大量出现及其组织活动、唐宋时代行会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傅筑夫⁽⁸⁷⁾论述了唐宋时期“行”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作者认为，由唐至宋，“行”有了显著发展，它的种类和数目大大增加，宋代行的组织形式已较唐代为明确，行的各种组织活动也远比唐代频繁，但是行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

张泽咸则从城市商品经济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行会组织的情况。氏著《唐代工商业》⁽⁸⁸⁾一书认为:唐代地域性商业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商人走南闯北，所在住宿，要存放商品;买卖进行时也往往通过中介人从中斡旋，便于迅速达成交易。为此，商人内部业已建置了行会组织，借以维护其切身利益。散布全国各地城市的行会乃是适应封建社会内部城市工商业的较大发展，而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自行组织起来用以维护本身利益的。因而可以说，正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城市工商业者的人口有了较大增加，为了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迫切需要建立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组织，团结同行成员，共同奋斗。就官府而言，它可利用行会组织以便控制数量众多而又非常分散的工商业者，使之承办官府的需求如赋役征派。基于这些因素，行会的出现便成为时代的实际需要了。唐代开设店铺的城市商业远比前代增多，城市手工业仍相对较弱，由是商业行会盛于手工业行会，这正是唐代商人势力较大的体现。

魏天安从分析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入手，探讨了宋代行会组织的性质。氏著《宋代行会制度史》⁽⁸⁹⁾指出，行会制度形成的前提，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同行业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会危及同行业人的生存。正式为了限制这种竞争，维持市场的独占地位，一部分商人才联合起来，组成行会。另一方面，应付官府消费中科买的需要，以求负担均衡，也是促使商人联合起来的重要原因。唐代以前，在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下，市场空间狭小，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少，同业人之间的竞争较为和缓，尚无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大的商贾多从事贩运贸易，而且一般不挂名市籍，这就削弱了市内工商业者的力量。经唐末、五代至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和商品流通量大大增加，工商业者的分工更加紧密。城市市场扩大，市场结构复杂，城市内工商业者的人数急剧增加，其竞争也更加激烈。工商业者组成行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已成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行会形成的条件成熟了。作者认为，在城市行会组织形成过程中，很明显的一点在于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客商与坐贾势力的消长。客商是唐代商业的主导力量。客商成为市场主导力量，是以商品市场的狭小、供求关系的不公开为基础的。唐代大商人经营的商品，与前代相比无大变化，主要以土特产及奢侈品为主。粮食、布帛、瓷器等百姓日用品的流通较前代有很大增加，不过，因市场狭小、区域间市场存在较高壁垒等原因，民间日用消费品长途贩运的规模尚很小。宋代，坐贾势力明显增强。大商人有的已基本不从事贩运贸易，但他们既控制着大批零售商，又具有囤积居奇的经济力量，成为商品流通的中介环节，所以，外地客商常常受制于本地坐贾。坐贾中的少数富裕行户并不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却控制了贩运大宗商品来本地的外地客商，成为本地市场交换的主导力量。由于坐贾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宋代的不少客商已开始向坐贾转化。作者强调，唐代的“行”是同业店铺或同类物货售买的区域，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行业组织，不能称之为行会。随着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宋代“行”所具有的行货区域的意义仍旧保留着，但其内涵已经大大扩展了，而且性质与唐代完全不同。宋代的“行”大多数是与官府消费联系密切的同业商人组织，是中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态。

(五)城市交通的研究

交通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交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发展与交通网络之间，两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

全汉升较早地对运河交通与唐宋经济地理的变动关系作了探讨，其中涉及城市交通问题。氏著《唐宋帝国与运河》⁽⁹⁰⁾指出:随着运河的诞生，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动。例如洛阳在唐代所以能够成为“东都”，主要由于它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而它的经济地位所以日益重要，又由于它位于运河的北端，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分配于北方各地。又如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其地位所以日益重要，也完全由于运河的影响。汴州是南方北运物资必经之地，足以控制运河的交通。可见运河在唐宋经济地理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www.daowen.com)

严耕望《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⁹¹⁾对唐代都市与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作了分析;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⁹²⁾、《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⁹³⁾对隋唐时期政治都会、经济都会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作了系统考察;刘希为《隋唐交通》⁽⁹⁴⁾则对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

曹家齐对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与交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氏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⁹⁵⁾认为:城市发展与繁荣，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交通的发展是前提条件，也是诸因素中最重要者。交通形势的变化与交通发展的水平又制约着这一城市繁荣的程度。唐宋时期南方城市的繁荣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综观唐宋时期南方地区获得大发展的城市，主要分布于各重要水路交通线。若依交通发达与城市繁荣程度而言，以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为先，沿海次之，长江沿岸又次之。随着交通对南方城市发展的促进，唐宋时期商业城市的繁荣呈南盛北衰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交通因素在唐宋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唐宋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讲，是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经济类型上讲，以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最为耀眼的方面，商品经济的发达又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价值的更新。而促使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动力之一则是交通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另外，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人文面貌的大改观也与交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唐宋时期南方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南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从更深层面上探究唐宋社会变革的动因，而且可以进一步体认到交通与人类文明及区域发展的关系。若以唐宋时期南方经济、文化与同时的北方相比，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主要差距不在农业上，而是在城市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上。南方交通的高度发达使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地域差异的由来。隋开大运河对南方交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宋两代踵其后，不仅对大运河充分利用，而且对南方地区交通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对内无阻的内河交通，对外近便畅达的海上交通，又加得天独厚的造船资源，正是南方城市和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人文能在唐宋时期飞速发展的根本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的优势一旦形成，与北方地区的差异已非人力所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南盛北衰的根源就不难理解了。

曹家齐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作者通过考察交通因素在唐宋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探讨了交通与人类文明及区域发展的关系，并且作者从南北交通的差异来探寻中国经济南盛北衰的根源，提出南北的主要差距在于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思路很有新意。

(六)城市管理的研究

城市管理的内容通常很广泛，包括城市中的市场管理、人口管理、社会文化生活管理、治安管理、环境管理等诸多方面，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成果甚多。然而，对唐宋变革期的城市管理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有限。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城市分类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城市管理体制的优缺点。氏著《唐宋四类城市的规模、布局与管理》⁽⁹⁶⁾一文，通过考察唐宋城市的规模、布局，进而对城市管理体制做了归纳，作者认为:政治城市的优点便是规模宏伟、布局端整、管理严密、秩序井然。军事城堡的特色，主要是它拥有适合于战略战术需要的建筑设施。而政治城市的缺点，则在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建筑太多，街区的封建管制也太严，民用设施、工商业区及其经济活动，过分地受到限制，这既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便于一般平民的生活。镇市一类经济都市的规模、布局和管理，都显得比较幼稚，还有待发展与完善。但它们少有大量的官方或半官方建筑;街市布局虽规范，倒也往往反映着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不论市场等工商业区，抑或居民区，多少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稍微松懈的封建秩序，恰好便利于市民阶层势力的成长。这些，又是经济都市优于政治城市之处。综合型城市的情况，大致介于政治城市与经济都市之间，既保留了政治城市的优劣，又具有经济都市的某些进步性特征。这后一方面，虽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前一方面的包袱又极为沉重。作为中国封建后期的主要城市类型，其蹒跚艰涩的步履，恰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相一致。

周宝珠通过考察唐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了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出现的革新。氏著《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⁹⁷⁾一文指出:宋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城市的结构和阶级构成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城市经济及阶级构成、居住情况的变化，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在管理机构上比唐以前较为复杂，基本是三层组织，即基层的坊，中层的厢，上层的府、州、县衙门。唐以前的城市基本上是两级，坊或里为基层，权力较大一些。宋代的坊，权力较小，厢的权力比较大一些，即坊的一部分权力收归厢，而府、州、县衙门的一部分权力下移于厢。这样一来，厢制的管理权相对扩大了，这是从唐代坊市分离到宋代坊市合一后在行政管理上相应的制度变化。没有厢制的建立，宋代的城市是不好管理、或者说无法管理的，因为同类相聚的坊已逐渐消失，各种居民杂居，经济的发展，城市阶级斗争的需要等等，使宋在五代出现的城市厢制的基础上而加以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制度。这种行政机构的多级制，正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种表现。第二，从宋代城市的诸军及防火防盗所建立的军巡与军巡铺制度中，可以看到这种军营式城市的特色，可以说，整个城市置于行政的、军事的控制之下。第三，宋代城市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官府对城市的统治，服务于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等级制度，这在城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第四，宋代城市的行政管理，除了镇压等职能之外，还有一个“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在防火救火、环境卫生、排水、交通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从城市管理的角度上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作者强调，宋代的城市管理如同它的经济发展一样，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带有某些划时代的特点，在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划分中，就城市发展而言，有着承上启下的性质。

在城市管理研究方面，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城市管理内容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对城市管理制度变革的探讨，这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只不过，目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今后尚待加强。

(七)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

城市社会生活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⁹⁸⁾一书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隋唐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不少内容涉及城市社会生活。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⁹⁹⁾对话本及拟话本中所反映的宋代两京的市民生活作了详细分析，内容涉及城市社会各个阶层、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叶坦、蒋松岩合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¹⁰⁰⁾一书在有关宋代饮食服饰、婚丧礼仪、体育竞技等内容中则对宋代城市生活中的特色有所反映。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¹⁰¹⁾一书对唐宋时期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的变化有所论述。

黄煌从城市居民生活的角度考察了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氏著《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¹⁰²⁾一文认为，唐朝城市的居民生活是城市经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唐代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典型化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表现出城市生活方式的典型化，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化表明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的相异性。城市的居民已被卷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同时，由于城市生活所见所闻范围的扩大，拓宽了城市居民的视野，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这反过来又扩展了市场，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广泛的对外交流自然拓宽了城市居民的视野，并促进城市生活的进步，这其中也包括了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性。从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设施及环境来看，人们在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有许多物质追求，人们喜欢时尚、追求时尚、跟随时尚这本身反映城市人之间相互交流增强了，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开放的、轻松的。在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活动中，各处都可见外来文化的影响。追求新奇服装、饮食以及娱乐游戏的心态，体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的内在气质，实质上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精神物化。作者认为，城市居民以外来的、新奇的物质丰富自己的生活，这预兆了一种观念的变革，是开放性的城市风尚将要产生的一种象征。宋以后城市经济充分发展，有了新的、完备的城市生活系统和精神文化享受，唐代尤其是盛唐以降的这种城市风尚是这一切的先声。作者强调，城市经济是唐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济发展与盛唐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唐之盛，不独是初唐以来政治安定、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生产发展，有了广阔的市场，有了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吸附更多的人。众多国内和外来的坐贾行商使城市充满了活力，城市居民追求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享受的欲望和行动加速了城市生活典型化的进程。唐代的城市生活发展过程，也是它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唐代的开放政策促成它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取，这种吸取又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活力、它的强盛，由此又造就了唐代繁荣的经济和辉煌的文化。

林立平从中唐以后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着眼，探讨了唐宋之际城市生活中出现的“俗世化”趋向。氏著《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¹⁰³⁾一文认为，西方学人每每用“俗世化”一词概称资本主义兴起的伟大时代，认为这个时代不仅生产日益社会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加富于流动性和社会性，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从神灵世界回到了现世。中国固然不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时代，但并非历史上不存在“俗世化”的过程。中唐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转折，特别是交换活动的频繁和身份性等级观念的弱化，以及由此促发的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方面日益广泛的联系，便说明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与近代西方社会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魏晋南北朝、隋及初唐社会迥然有别的时代。作者对中唐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进行了逐一考察。首先，作者分析了皇室贵族的生活方式，认为中唐时期出现的“宫市”，表面上是宦官干政的弊端之一，是宫室经费拮据时的掠夺性补救措施;但是进一步深层分析便不难发现，作为都市第一消费集团的皇室，其消费生活已经通过宫市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宫市购买的主要是日常生活消费品，这说明宫廷的日常生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至高无上的皇室贵族也已通过不分贵贱等级的交换方式同世俗社会加强了联系。及至五代、北宋，宫廷与市场的联系愈益密切。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与世俗相距最远的社会集团——宫城内的皇室贵族，自中唐以后，他们的消费生活已经从封闭、特权式的自给方式向货币交换、排斥特权的市场渠道转进，不能不说是城市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其次，作者分析了官吏的生活方式，认为官吏是城市人口中具有相当经济力量和社会影响的阶层，官吏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中唐以前，官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田产、职田、恩赐和俸禄，可视为一种自给性的生活方式。但是中唐后情况开始变化。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发展，耕地资源日见紧缺，通过科举等途径新入仕的官僚未必都能买到土地，而在城市中买不到地皮也就无法建造住宅。因此没有自己的田产和住宅的官吏与日俱增。而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直接掌握的耕地和宅基日益减少，皇帝由赏赐田宅渐渐改为赐给钱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官吏的生活方式便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首先，俸禄逐渐成为官僚日常生活的主要依赖，单纯靠俸禄维持生活者普遍增多。其次，官吏直接货殖经商，追逐什一之利。这是在耕地资源日紧，商品经济益盛的情况下，官吏为保障生活消费和满足奢侈欲望的经济手段。俸禄和经商所得主要的不是实物，而是货币。因此，官吏日常生活的主要依赖，他们的吃、住、用等各方面均已通过货币交换和租赁活动同世俗社会展开了广泛联系。原来那种直接获取实物的自给性生活方式渐渐为以货币交换关系为主的消费模式所取代。这就是中唐以后官吏生活方式的时代性转折。再次，作者分析了市民群体的生活方式，认为随着城市人口总量的剧增，以及工商业和零杂业者所占比例的提高，从而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农业人口，也不同于官僚贵族，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前夕的“市民阶级”有所区别的“市民群体”，他们不仅是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生活方式发生转化的社会基础，而且自身的劳动与生活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第一，市民的职业结构日趋完善，使他们的消费生活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社会化水平。第二，市民的劳动生活更加轻灵活泼，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均已大大提高了自由度。可以说市坊封闭结构的崩溃是市民生活已经跃起的重要标志。第三，市民开始形成一股社会势力，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第四，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作者强调，中唐以后城市生活确已发生历史性转折。皇室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特权式的自给性消费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世俗社会展开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城市工商业及零杂业劳动人口的膨胀，是官僚贵族生活方式转化的社会基础，他们自身的劳动分工愈发周密，一种社会化水平更高的消费模式开始取代以往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狭隘生活。在商品、货币、交换、市场的杠杆作用下，身份性等级观念已经淡薄，新的价值观念逐渐确立，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大潮之中，带着神秘光环和封闭特质的等级性生活开始世俗化了。同时，作者认为，还并不能说宋代已是“中国近世”，因为唐宋之际所开始的“俗世化”过程还主要局限于消费生活领域，社会生产尚未大踏步地向社会化产业迈进。也就是说，自中唐以降迄止鸦片战争的中国社会，既与西方近世在生活的俗世化方面有相似之处，又在生产的社会化方面有根本区别;既与魏晋隋唐之际有承继关系，又在社会生活方面截然不同。它有别于一般概念的“中世纪”，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这个时代的特质是生产尚未社会化而生活业已社会化，我们不妨称之为“近古”或“准近代”。

吴晓亮从城市生活的变化方面探讨了唐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消费变迁。氏著《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¹⁰⁴⁾一文认为，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可享有更好的物质消费与更高水平的精神消费成为可能。在城市中，生存性消费品的充裕和富足，精神及享乐性消费的多样化与大众化，发展性消费日益受到重视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其中又以各种消费的日益市场化为重要特征，这些都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化。作者指出，唐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表现在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表现在城市居民消费的方方面面，因此，作者主要针对节庆消费、性欲消费、曲艺说唱消费以及人们为转变身份而进行的人力、资金和教育的个人或家庭的投入等具体现象，分析了那一时期人们在精神享乐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中的特点。作者认为，精神消费是一种既基于物质基础但又高于物质基础的消费，它通常应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可能产生，所以，精神消费怎样又是我们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作者把节庆消费首先看成是一种精神消费，认为它与物质消费联系密切，有其特殊价值。由于节庆习俗是唐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食消费又是节庆消费中的重头，所以饮食消费成为节庆消费中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一种。传统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化较普通饮食市场的存在更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消费较深层次的变化。从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节庆消费以家宴为主要内容，说明其消费还带有乡村经济那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传统都市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而宋代的节庆消费直接进入市场则说明其消费日益社会化、日益市场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都市特征。节庆消费是否在家庭或庭院内外，是否直接进入市场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换句话说，唐宋的都市虽然都十分发达，但仅就节庆消费来看，唐代的都市仍然有较多传统的乡村气息，而宋代都市则表现出更多的城市化特点。享乐性消费是一种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消费。由于它是一种为了使人达到身心愉悦，或说可使人体感官产生愉悦的一个感受过程，而且其精神愉悦的成分常常超过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的物质享乐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的喜好和价值趋向。这种消费通常是在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并有盈余时才会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种享乐日益商品化，有的活动就是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其享有者不再是仅有达官显贵，而且有普通民众，他们都必须通过买卖的形式才能进入娱乐市场。这就是唐宋时期享乐性消费的重要变化。个人发展性消费是一种基于某种目标，为了最终实现那个目标而进行的先期投入或说消耗，它包含有个人或家庭的个体劳动和资金投入。这种投入也是常常受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制约。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个人的发展性消费不仅改变着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唐宋时期，最能体现个人发展性消费的是那种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发生的消费。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唐宋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科举制确立后，科举考试就成为一股热潮，其中进士科尤为世人所看重。由唐至宋，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推力下，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家庭在经济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教育进行投入，以期通过发展性消费获得更好的收益。作者强调，唐宋城市的节庆消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出一种由乡村习俗向都市习俗的转变;精神享乐性消费那种日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享有的趋向，同样是唐宋城市都市化水平发展的表现;而发展性消费的日益增大则体现出那个时代民众自觉的一面，是社会的进步。

总的看来，在城市生活研究方面，唐宋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逐渐俗世化这一点已为学界普遍关注。然而，已有成果虽多，但是纵贯唐宋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

(八)城市文化的研究

城市是人类社群文明结聚的具体产物，城市中的各种生活形态，最能反映社群的活动倾向与文化价值。近年学术界研究中国城市史，已逐渐注意到城市内部的族群行为，透过他们的思想风俗、生活习性、宗教文化等层面来展示当时城市人群的真实意识。例如日本学者比喻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为“游荡都市”⁽¹⁰⁵⁾，宋代的开封则与“祭祀都市”⁽¹⁰⁶⁾相关，这些都市文化现象的概观，已然突破了社会学上的城市理论框架。

香港学者赵雨乐以唐宋时期相国寺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对变革期的城市文化进行了详细考察。氏著《从相国寺看唐宋时期的都城文化》(又名《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¹⁰⁷⁾一文认为，唐代的相国寺还俨然为一佛教艺术馆，但随着唐代由盛转衰，政局日趋混乱，汴梁作为黄河以南的川河交界之地，在交通、财政与军事战略上都具备高度价值，为兵家必争之地，加深了当地民众对佛教救难脱苦的各种愿望。黄巢乱起，中原残破，朱全忠据地为宣武节度使，自立藩镇体系，相国寺遂成为藩府内的建筑主体之一。就宗教迷信而言，相国寺位于大内南面，为阴气较重之地，与唐代两京以南震慑鬼魔之说相类，不排除寺院对于藩镇本身具有消弭灾患的原始意义。而且唐代后期政局动荡，藩帅与当地住民构成祸福利害的共同体，政治、社会、宗教的活动互为关联，使相国寺在汴梁的藩镇生活下不断延续。五代虽经祸乱，但汴都作为五代大部分中原政权的根据地，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相国寺成为民众游历的名胜古迹，因雕塑、绘画、翰墨、园林、建筑诸艺术巧妙结合，文化色彩愈为浓厚。无论是在京人士，抑或访京客旅，往往题诗咏景于此，它已然成为宗教以外文人活动交往的地点。宋前期士人以相国寺为交游之所，文学的艺术活动，丰富了相国寺的文化遗产，书画之间的观摩与交流，亦提高了相国寺在全国的知名度。随着汴都地位的不断提升，相国寺自唐、五代迄宋，遂由地方性的寺院转化为首都之内有数的名寺。作者认为，相国寺构成聚集热点，有宗教渊源与文化重塑的复合因素，士庶入寺参拜、游园、休憩、玩乐，各种集体活动缔造庞大的消费市场，凭借商品集散的地理优势，宋初相国寺的瓦市遂应运而生。若以相国寺及其周边范围作为一观察对象，士人的修养夹杂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习惯与嗜好，是近世通俗生活的最佳写照。唐宋以降相国寺藏品丰富，人流聚集进出，这蕴含各类复杂的成因，唯当中长期承传的宗教基调，尤其是释、道信仰中讲求护佑与功德的意图，对五代入宋的政权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精神支柱。营造寺院与建立合法政权，二者息息相关。统治者支配相国寺，便于收发政治信息，同时是接近民众的有效渠道。唐宋之间关于相国寺的记录当中，不少涉及显贵的政治活动，或从寺中得到启示，或因寺中受祸，意多神怪冥合，凡此反映宋人对宋政权的认同，抱持一种灵验而因果报应的俗民观念。由此可知，相国寺不仅为宋代文化艺术、商品交易的结晶，于宋代文人深层的思维模式当中，亦不断衍生出因果相报的教化观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1)唐五代至宋的相国寺，有其一脉相承的宗教思想，当中的弥勒救世、降鬼伏妖的民俗信仰，往往能配合乱世政治的需要;(2)相国寺成为文化荟萃之处，得力于汴都的商品经济发展，唯士人于当中从事的文化重塑工作，以南唐归宋后的整合过程尤值得加以讨论;(3)宋代笔记中的相国寺，除强调帝后由佛祖护佑之余，上对将相大臣，下至士庶百姓，都具有灵验的因果善恶指引，凡逾越政治界线、触犯个人操守，均得到相应的处分;(4)宋代文人与寺院关系密切，既作为学术交游的渠道，亦涉及各种私家嗜好和经济活动，构成士人阶层雅俗文化相得的场所;(5)作为政治与经济名城，相国寺以位置优越见称，能扮演大内与城外的活动中介，都人于相国寺的所见所闻，无疑成为资讯收集和发放的重要渠道。

宋代的相国寺集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元素于一身，是构成都市中不可或缺的社区网络。赵雨乐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作者以相国寺为研究对象，抓住唐宋之际这个变革的重要阶段，考察相国寺由唐、五代以至宋的层累演变，揭示士庶社会与商品经济的蓬勃开展和都市文化的生动面貌，这一角度十分新颖。

(九)城市人群及其意识的研究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长期致力于对生活在唐王朝都城长安、洛阳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样态的研究，作者认为探讨都城里的人们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是怎样认识的，可以成为解明长安和洛阳都市文化特色的一把钥匙。氏著《“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¹⁰⁸⁾一文以经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男子之手创作的描写青年男女间的恋爱的唐代小说为题材，探讨小说中所表现的新的男女认识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程度。作者认为，在唐代，文人创作的小说里出现了很多的恋爱内容，恋爱小说首次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唐代以前的中国没有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可以被称之为恋爱小说的小说，是自唐代才开始出现的。在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产生的同时，唐代后期的9世纪，男性文人与游女(歌妓)之间赠答的爱情诗也以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9世纪，创造出了恋爱文化。作者提出，本来形容德才兼备的有教养的文人“才子”和形容美人的“佳人”一语古已有之，但将其组合到一起，作为男女的理想模式而并称，同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出现，实始自唐代。通过科举考试作为目标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创作出了才子佳人式的恋爱小说，他们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那些“才子”、“佳人”来的。在唐代的长安开始定式化的才子佳人故事，到宋代以后进一步流传，明清时期被总称为才子佳人小说，在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和庶民阶层的崛起的社会背景下，在中国社会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作者认为，9世纪的才子佳人观念，是由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中小贵族或非贵族出身的男性创造出的新观念，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一观念，是在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唐代恋爱小说的戏剧化，成为民间戏曲的代表性剧目，才真正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此外，氏著《恋愛——唐代における新しい兩性認識の搆築——》⁽¹⁰⁹⁾在前揭文基础上通过对唐代豪侠小说的分析，探讨了唐代男女对两性认识的观念变化及其影响。

妹尾的研究特点在于:作者非常关注城市人群及其意识的变化和影响，通过对唐代恋爱小说、豪侠小说的研究，分析小说所反映的新的男女认识、男女两性认识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出城市文化的特色。

(十)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

“环境史”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史学界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至20世纪末，环境史在西方已颇具气候，而中国与环境有关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方面，史念海先生先后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¹¹⁰⁾，以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的生态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了生态变迁与汉唐长安繁荣发展的关系。这是在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方面较早且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成果。

此外，程遂营对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氏著《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¹¹¹⁾一书选取唐宋开封的生态环境作为探讨对象，力求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与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的公共环境等方面，展现当时开封管辖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整体面貌，进而考察生态环境与开封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联系。目前，我国史学界对于古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气候、水文、地形与土壤、生物资源。它们包括了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自然河流与湖泊、地形与土壤条件，也有经过人类改造的社会环境因素，如人工运河、人工植被等。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作者认为:在古代，随着大规模、大范围城墙建设的出现，它的作用已不仅限于安全防卫，也划定了城市的地理空间和居住区域，散布于城内的官署、仓场、军营、行市、宫观、寺庙及一些重要娱乐场所等的位置，也会大大影响城市的环境状况，因而应该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尤其是都城，它的公共环境因子如木材与燃料供应、火灾及其防护、供排水系统、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重大疾疫及其防治等，都是与城市居民生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内容。作者既考虑自然因素对古代城市生态状况的影响，又对社会与人为因素加以关注。通过探讨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强调在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诸因素中，生态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环境史的视野探讨生态环境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