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典范:都城史研究的意义

城市变革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并且最具典型意义。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面展开对城市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系统的研究当属杨宽，他选择了最具典型的都城作为研究重点。氏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²⁰⁾，通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道等城市建筑与都城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作者认为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联结布局的发展变化和“郭”内居民所住的坊里以及市的发展变化。至于营建宫殿的“城”内布局结构，还是次要的。从整个都城制度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

所谓封闭都城制度，主要指的是郭内存在封闭式的居民“坊里”制度和集中贸易的“市”的制度。先秦到唐代这个实行封闭式都城制度的历史阶段，还可以按城郭联结的不同布局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联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尤其是西汉和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联结东郭或由西南城联结东北郭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后来魏晋以及北魏的洛阳都沿用东汉的布局，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洛阳废弃南北二宫的结构，只保留北宫，并在宫门以前建设两侧整齐排列官署的中轴线。到唐代长安建成贯穿于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轴线，出现东西两面郭区对称的街道、坊市的棋盘格式布局，这都是东汉都城“坐北朝南”布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作者认为，综观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都城布局有三次重大的发展变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联结的结构;从西汉到东汉，都城布局从“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唐以前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说明了棋盘格式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的逐渐形成过程。它之所以会发生如此三次变化和形成这种中轴线布局，是和当时政府所用礼制发生变革有关，特别是和举行万人以上的大朝会的礼制有关。因为这种统一王朝每年元旦的大朝会，不仅是为了对皇帝的朝贺和提高朝廷的威严，而且是对全国地方政府一年政绩的总检查和总考核，也还是团结全国上层统治者、巩固全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作者也指出，唐以前的政治家和都城建筑的设计者，为了确保都城内部的安全，加强治安，都主张采用封闭式的结构。随着中央集权统一王朝的建立，王朝的统治权力逐步高度集中，都城设计者所要求的封闭式结构，就越来越严密。因此，随着都城三次重大变化和棋盘格式中轴线的形成，整个都城的封闭结构就达到整齐严密的高峰。唐以前的都城，由一道道、一重重墙垣组成骨架，不仅四周有“城”和“郭”的建设，具有封闭整个城郭和加强防卫警戒的作用，同时城郭以内，所有宫殿、官署、仓库、贵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筑有墙垣，连作为居民聚居点的“里”或“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防卫警戒用的围墙。所有城门、郭门、宫门、官署的门、坊里的门以及市门，都设有大小官吏掌管，驻有警卫人员，早晚要按一定的时间开闭，夜间实行戒严，街上禁止通行，犯禁就要判罪。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必须造在坊里之内，一般贸易的商店也只能造在市以内，出入必须经过坊里的门或市门，接受守在门口的官吏的监督和检查。只有高官和特权者所造府第，或者皇帝赏赐的府第，才能向街开门。因此，当时都城的大街上，除了官署、府第的门以外，只有坊里或市的围墙的门，不见有一般居民住宅和商店开设的门。只有进入坊里的门才能找到一般居民住宅，只有进入市门才能看到许多开设的商店。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又一次更大的变化，就是从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这也是都城布局的第四次重大变化，即唐以前封闭式的(筑有围墙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代之以水上交通要道上新“行”、“市”和繁华的“街市”以及大街小巷的结构。这是都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居民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重大变化。这与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阶层的抬头活跃有密切关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及行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这一重大变化，从唐代晚期开始，经过五代，直到北宋中期才完成，因而到北宋末年的东京，就出现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述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种情景。酒楼、茶坊以及各种商店都沿街开设，并在巷中开设，甚至桥上都称为市场。卖艺的游艺场也都沿街巷设立。居民众多的小巷也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居民区与商业区往往连成一片，而不再是封闭式的“市”了。“坊”也成为行政上地区的名称，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住宅区域了。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由于都城人口急剧增长，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原有封闭式的“市”已不可能供应。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使得都城内外、水上交通要道上新的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兴起，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渐发展成新的“街市”，于是“街市”就代替了过去封闭式的“市”。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了过去“街坊”的结构。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五代的后周世宗曾作出重大的贡献。五代时，除后唐以外，四代都建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东京的宫城原是唐代节度使的治所，宫城外围的旧城(后来称为里城)原是唐代汴州的州城，规模较小。后周世宗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州城外围加筑一圈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面积比原来州城大四倍，并作出了新规划和新设计，因而使东京变成了新的都城。新的规定是，由官府划分好官署、军营、仓场、街巷所占地段后，“即任百姓营造”;而且准许居民沿街道造屋，并占有街道十分之一的宽度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等，这是适应城市经济新发展的新街道制度;同时为适应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和增加都城的壮观，还允许居民在汴河沿岸种榆柳，起建超过礼制规定的邸店和楼阁台榭。北宋东京(开封城)的建设，就是在后周这个新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允许居民沿大街建筑超过礼制规定的规格高级的邸店和楼阁;并从外城东、南、西、北四面城门开辟通向里城、宫城的四条“御街”，其中南面一条“御街”就具有全城中轴线的性质，于是北宋东京出现宫城、里城和外城一共三重城圈的结构，并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后来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辽、金、元、明、清的都城，都沿用这种都城新制度而有所发展。(www.daowen.com)

作者认为，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商人之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从而使得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新的“行”、“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为适应社会交际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逐渐形成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集中的“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于是大街小巷畅通的结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正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原有封闭式的都城制度逐渐趋向开放式的都城制度。当然这在唐宋之际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这一重要变化，使得都城居民在生活上得到飞跃的进步，从饮食起居到文化娱乐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表演杂戏的讲小说的，大寺院中有表演歌舞和百戏的剧场;到北宋东京就有六家称为“瓦子”的游艺场分布于交通要道上。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书肆，北宋东京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玩好的场所，而且在相国寺东门大街上也设有许多书铺，书铺也已成立行市，称为“文字行”。同时烹调作为一种技艺大为发展。北宋东京不仅有各种地方性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门的饮食店，其中著名的店铺出售名菜的不少。到南宋临安时各方面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间讲究诗文、武艺、技艺和戏曲的社会团体纷纷兴起，城内外瓦子多到23所，民间文艺的创作和演出都有很大发展，出版图书的书铺增多，书铺的行市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可见，都城的发展和变化是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对于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居民生活的改善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总的看来，杨宽的都城制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考察了礼与城市建设和布局的关系;二是以都城为切入点，探讨了唐宋时期城市由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的转变;三是确定了城市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在五代后周时期，其中周世宗设定的东京改造和扩建原则对唐宋都城变化具有重大乃至关键性的意义;四是强调了人口的增长对城市尤其是都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看到此后的研究，很多是对上述问题的拓展。

除杨宽的都城制度史研究而外，史念海等人立足于古都西安，创建“古都学”，从理论上阐述了都城研究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性和典范式意义。

中国古都学是在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研究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通过这样一些演变过程，探索其中的规律，为当前的建设服务⁽²¹⁾。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言:“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求。”⁽²²⁾城市史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的城市，是泛称的城市;古都学研究的对象是特殊范畴里的城市，是“都城制度的最高形式”的“都城”。古都除具有一般城市的特性之外，还具有显明的历史因素、山川形胜的地理因素以及代表人类文明智慧的众多的文物遗存因素⁽²³⁾。都城通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有的是地域性的政治中心，还是一个经济都会。都城之内，户口繁多，人物荟萃，因而也就成为文化相当发达的城市。所以，都城应是全国精华所在地，是全国社会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约略看出全国的面貌⁽²⁴⁾。对于都城的研究和探索往往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建筑、艺术、考古、历史地理等各门学科。而在这其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都城文化通过汇集全国各地的文化并吸取域外传来的文化经过融合趋向更为高度的发展，并且它又可以转而影响到全国各地，甚至也可以向域外传播⁽²⁵⁾。都城文化作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权的最高水平的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个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的精神支柱，而且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²⁶⁾。

古都研究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典范作用，其最大的特色即是强调都城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不仅对城市史研究，而且对其他相关研究都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