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资本的理论和市场阶层理论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史学界围绕宋代的地主佃户制的特性展开过论争。其中形成了两大学派的尖锐对立。一派是以宫崎市定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主张把唐宋变革理解为，从中世向近世演变，亦即从唐代庄园制度之下的私人的农奴制社会，向宋代的基于自由契约的地主制演变。另一派是历史学研究会派，前田直典首先倡议⁽²²⁾，主张把唐宋变革理解为，从古代向中世演变，亦即从唐代的大土地所有制之下的私人性奴隶制社会⁽²³⁾、或者从以均田制形式表现的总体性奴隶制社会⁽²⁴⁾，向宋代的地主制之下的私人性农奴制社会演变。但是，把加藤、日野等论证过的唐宋之际流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史方面展开的唐宋变革论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此时还没有出现。

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推进的⁽²⁵⁾。斯波所关注的，是对9—13世纪“商业的繁荣”乃至“商品、货币经济的展开”之类的历史事实，进行科学的剖析。“商业繁荣”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显著的城市化现象，二是全国性市场圈的形成和农业的商品经济化，三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所谓显著的城市化现象，是指在工商业的比重增加、城市特性变化的同时，农村出现了无数集市、形成了新的城市与农村的分工关系。所谓全国性市场圈的形成，是指各地涌现出拥有全国性声誉的自然性物资、手工业产品，商品生产特产化，流通量扩大，与此同时，出现了高度先进的金融和信用惯例以及运输机构的发展。所谓经济体制的转换，是指原则上排除自给经济和私人性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以私人的土地所有制和货币经济的划时代发展为前提的两税法所取代。

斯波致力于流通史的研究，也明确地论述过他的研究方法。其一，是从社会性分工的角度抓住农业史和商业史的相互规定性。其二，对于民间经济领域和官府经济领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质的和量的两个方面判定它们各自的社会性比重。关于第一点，斯波以前的研究者几乎都没有结合起来过，也没有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内部对于两者的关系做过逻辑性探讨。关于第二点，以往没有区分民间经济和官府经济两种范畴，而是把唐宋之际的商业发展视为一个整体。(www.daowen.com)

下面介绍一下斯波关于唐宋之际商业发展的历史性地位的理论框架。他排除了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关于商业资本的特性参照了“早期商业资本”的概念。所谓早期商业资本，是给予战后日本的经济学、经济史很大影响的大塚久雄重视的一个概念⁽²⁶⁾。指的是在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主的共同体构成的社会里，通过不等价交换诈取利润的资本。它不创造剩余价值、利用各个共同体之间不同的货币体系、价值体系、经济制度获得利润，作为商业资本，它通过远距离商业而产生和发展。早期资本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虽然它能够对于以实物经济为基础的旧的生产方式产生解体作用，但是也能够与奴隶制和农奴制相结合，它能否发挥历史的解放性力量，是由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所决定的。

斯波运用上述观点和方法，研究了交通运输领域的船运业的经营结构(劳动的各个方面、经营形态等)，谷物之外的自然性农业产品以及纸、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城市和村市等市场的发展，牙人、邸店等商业组织的发展，连财合本及投资对象等商人资本的特性，国家与商业关系中的力胜税等。斯波还着眼于以草市(村市)为起点逐级积累而形成的市场结构，认为这种市场体系包括农民相互之间水平性地交换剩余产品的农村定期集市、把农民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成为垂直性交换媒介的小市镇、属于地方性工商业中心的中级市镇、属于高级中心地的地方城市(县治、州治)等层次。这些经济中心地的层次，未必与行政或财政中心地的层次相对应⁽²⁷⁾。

斯波认为，从唐末到北宋中期，是社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从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属于量的发展期。宋元时期的这种商业发展，具备了“商业革命”的实质。但是一方面，在对于这种商业革命进行评价时，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业的发展所引起的传统经济秩序的重构。即财富的最终投资对象仍然是土地等不动产;主要粮食、衣料、铸造货币的原料、制作武器的原料的生产，仍然基于维持体制的目的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城市行会作为一种政治性商业团体，有自上而下组织的一面;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性的物资供求的层级结构(市场的金字塔)被财政性的供求体系所利用;酿酒、茶盐等专卖机构、内地税的基层征税所等为了防止两败俱伤、确保财政收入，实行了政府许可制度等等。唐末至宋元时期的国家，以社会性分工、国内商业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为前提，容许了对于工商业体制的某些补充性机能的存在、并对传统秩序的重构加以分析利用⁽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