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影响

加藤繁是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发掘了唐宋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其主要著作《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⁹⁾和《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¹⁰⁾收录了多篇实证论文。加藤并没有在论文中明确阐述过自己的历史观。在《中国经济史的开拓》⁽¹¹⁾一文中，谈到历史研究应该参照的作品时，他特别推崇德国、英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因此可以推测20世纪20—30年代给予日本历史学界很大影响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也对加藤有所影响，前述的宫崎市定也受到了其影响⁽¹²⁾。但是一般而言，历史学派经济学本身关于历史的展开有各种各样的构想，加藤关于唐宋经济史的个别研究又究竟参照了谁的经济史或者经济学呢?具体是很难说的。因此，历史学派经济学究竟给予加藤什么样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在此姑且不涉及这个问题，只是看一下在加藤的个别研究之中，究竟是怎样抓住唐宋之际经济史这种课题的。

加藤研究的唐宋时代的经济现象，涵盖市场制度等城市制度、定期集市、货币(铜钱、纸币、金银)、作为信用惯例的赊、行会、贸易等广泛领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论文的题目冠以“唐宋时代”这样的词语。表面上看，加藤似乎是把唐宋视作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论著中，他都是把从唐中期到宋代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对待，而与唐代前期的差异相对照。也许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有所不同，但可以推想加藤是从经济史角度认可唐宋变革这种说法的。

加藤的唐宋时代观可以比较多地从他关于商人组织——“行”的研究中得以洞悉⁽¹³⁾。清朝、民国时期兴盛的商人组织是以会馆、公所为中心结合起来的，这种组织被认为与西方的行会(吉尔特)相类似，其起源和沿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行”。在唐代的市场制度之下，结成“行”的同业商人是为了根据布局条件实现商业垄断，唐代后期以后由于市场制度废弛、崩溃，商业垄断也濒临危机，正是通过强化商人的同业组织——“行”的力量，才得以维持垄断。也就是说，从中唐到北宋中期的市场制度崩溃的时期也是商业组织发展的时期。作为同业组织的“行”的机能，包括对官府承担行役、承担官用物品的收购和销售、追求同业者的共同利益、排除行外商人等，而承担行役则被视为获得政府认可“行”的垄断的代价。总之，加藤关于宋代以后的“行”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行”是同业者为了垄断经营利益、互相扶助而结成的团体。

不过，加藤也认为，如果从官府的角度看，“行”是因为行役而存在的，官府要把“行”及其属下的商人登录在案，因此实际由商人组织的“行”与被官府所利用的“行”未必是一致的。他还指出，虽然也存在不属于“行”的商人，但这些商人大概都是小商人，中等以上的商人都归属于“行”。民间的“行”与官府管理下的“行”不同、有不从属于“行”的商人、“行”是大中规模的商人的组织等，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构成了把“行”理解为经营垄断和互相扶助团体的障碍。尽管如此，指出这些事实仍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藤而言，其重要性大概就在于把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先入为主地置于心中，然后发现了与它的相似之处⁽¹⁴⁾。加藤学说的要点是，抓住“行”的机能和组织的自治性，认为唐宋之际的城市市场是从国家管理之下的形态(市场制度)，向由民间同业组织自主管理(“行”)的形态演变。

加藤描绘的唐宋之际的流通经济的变革有如下特征:由于商业的发展，在城市废除了市场制度关于交易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行”的团结得到强化;同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客商往来增加了，市与草市有所发展。由于比以往需要更多的货币使得铜钱的铸造激增，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铜钱外流导致了铜钱流通量减少，从而提高了纸币和金银等货币的需求。纸币的出现，是以商人的社会性信用的提高为基础的，赊这种延期付款的交易方式也是以信用的成立为前提的。不用说，这些现象与各种产业的发展有平行关系⁽¹⁵⁾。(www.daowen.com)

加藤的论证，虽然有局部的差异，但大部分被研究者所接受，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其中，日野开三郎就致力于将加藤发掘的各种课题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日野认为唐宋之际农业生产的显著倾向是，在“地方性孤立化”即市场目标的特产化，或者换言之商业性农业成长的基础上，以纺织品为首的各种手工业发展起来，从而市场扩大，打破了地区性小经济，发展了“国民性大经济”⁽¹⁶⁾。日野陆续发表的成果有:1930—1940年代关于宋代票据和纸币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关于唐代金融的研究⁽¹⁷⁾、1970—1980年代以邸店为中心的唐代商业研究⁽¹⁸⁾、还有关于“行”的研究⁽¹⁹⁾等。

日野关于“行”的一些主要观点，大致继承了加藤的学说，例如认为“行”既是以营业垄断和相互扶助为目的的团体，也是向官府供应物资和劳动力的团体，在旧市场制度解体的背景下，作为独立的团体成长起来等。与加藤的学说不同的是，日野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探讨加藤所忽视的一些现象，讨论了“行”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税役负担关系。即，宋初的“行”的负担包括屋税地税、和买科配、行役等，这个体系与乡村户的两税、和买、职役等税役负担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行”的负担是与乡村户的税役相对应的坊郭户的正规税役。事实上，行役不能认为是垄断的代价，这种想法意味着把唐宋之际“行”的发展置于了这样的过程中加以把握——一方面是对于国家制度的寄生性(旧市场制度之下由于布局状况必然产生的垄断)，另一方面是“行”的势力没有制约的成长。

对于不隶属于“行”的商人，日野称之为“行外铺”。行外铺大量存在这种事实，表明“行”的营业垄断只限于商品采购环节，而不涉及销售环节。日野的这些观点虽然否定了加藤的“行”具有全面垄断性的说法，但是行外铺的存在也表明即使是商品采购环节也未必完全能够垄断的。而且也不能如前所述把作为正规税役的行役视为垄断的代价。尽管如此，仍可以推测日野的想法是，最终把“行”认定为垄断团体，属于流通组织发展的历史性过程中必经的垄断(行会)阶段⁽²⁰⁾。

日野还探讨了唐宋时期文献中出现的邸店业，详细论述了从住宿、仓库、饮食等基本业务，向车辆、驴等运输工具的租赁、服务于客商的经纪斡旋、委托销售、金融等业务扩大的轨迹。此外还细致研究了以长安为代表的城市内部商业状况及城外、交通要道等地定期集市、草市、镇市的发展过程⁽²¹⁾。

通过日野的论述，唐宋之际商业发展的各种具体现象得以明了。但是日野并没有涉及商业资本的特性、流通商品的特性、价格形成等市场的历史性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