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内藤湖南提出了中国从中世向近世转变论、也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论。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中与流通经济相联系的有关议论。内藤认为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经济有显著发展，其特征就是货币的使用激增。从而在历史的阶段上，唐代是实物经济的终结期、宋代是货币经济的开始期。当然，不是说唐代没有货币，绢、布就作为货币表示财物的价值。因此唐代不能称为货币经济，而宋代的货币经济则非常发达。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的铸造量(这也被当作流通量的基准)被视为唐宋变革在经济方面的最主要标志(2)。
继承了内藤学说的宫崎市定，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截止秦汉)为货币经济、中世(三国至唐)为自然经济、近世(宋至清)是货币经济。这种看法与皮连努(H．Pirenne)关于西洋经济史的分期相对应，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大波动的论断，把古代称为“好景气时期”、中世为“不景气时期”、近世又是“好景气时期”，时代越向后，景气变动的间隔越短，近年来缩短到了十几年(3)。这种景气变动论是把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规律扩大到了前近代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转变相对应。宫崎的观点虽然容易理解，却不是对市场和景气的前提条件搞清楚了的有严密逻辑的理论。(www.daowen.com)
宫崎所说的货币经济，意思是使用金属货币的经济。于是，唐宋变革就被视为从中世的自然经济(庄园经济、物物交换)向近世的货币经济(基于自由契约关系的租佃制度、商品经济)的转换。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各国采取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其结果生产和流通得到发展，为中国再度统一之后的经济显著发展提供了准备(4)。宋代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倾向(5)、形成了银和铜钱二根支柱的货币制度，其中，银是贸易和跨地域的结算手段，铜钱则在政府价格体系、纳税、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经济波及了农村，自给自足崩溃了，并不以自家消费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蓬勃发展起来(6)。
宫崎还认为，中国近世的特征还有:在农村的土地经营之中，出现了所有者与管理人员的分离，亦即出现了充当地主和佃户媒介的“业主”;在商业领域，出现了联结客商与铺户的中介经纪人;在政治方面，则在官与庶民之间出现了胥吏(7)。对于随着社会复杂化而出现的专门从事某种营生的中介性行业比较重视，是宫崎论点的特色之一。另外，他对于“行”的看法也与后述的加藤繁一样，认为是垄断团体作为垄断的代价负担行役而结成的(8)。宫崎认为宋代的农村社会已经废除了农奴制，因此按照他的这种思想逻辑，在城市经济中也似乎应该把“行”视为实行了同业行会规则的垄断团体。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难道不能把“行”推定为近代社会能够见到的那种依靠经济性力量防止其他参与者进入的垄断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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