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变革论”与日本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一)

1922年，内藤湖南在《历史与地理》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²⁾，该文指出，唐代与宋代在社会性质上有着明显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最为明显的变革，就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具体而言，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的全盛时期，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批有名望、重谱牒的世家大族。政治权力为这些世家大族所共有，天子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天子并不能凌驾于贵族之上，其地位与权力较贵族相差不大，若贵族不满天子所为，可以更替皇帝、篡夺皇位。但宋代以后，世家大族势力日益衰落，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天子可以全权任免官吏，官僚的权力，完全来自君主，若君主对其不满，即便身为宰相，也难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样一来，天子的地位也愈发巩固，废立篡夺等现象，在宋以后几乎不复见。这种由天子掌握全部权力的政治体制，自宋代逐步发展，直到明清时期，独裁政治完全形成⁽³⁾。

毫无疑问，唐宋时期政治状况，尤其是君主权力的变化，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体系中，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如包弼德(Peter Bol)所说:“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⁴⁾。政治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中心，内藤以政治变革为中心来阐释社会变迁，体现出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视和继承，但与传统史学相比，内藤在政治史研究上有两个明显的突破。首先，突破了以往以朝代为单位的“王朝史观”，不再将眼光局限在某一个朝代的政治上，而是借鉴西方的历史阶段论，力求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脉络出发，来分析政治的阶段性演变。其次，突破了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单就政治本身进行论述的局限，努力将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其他层面因素的发展变化结合在一起考虑。从这个意义上看，内藤不仅是传统政治史的继承者，更是新政治史研究的开拓者。

就学术史而言，内藤并不是第一个讨论唐宋政治体制的种种差异的人⁽⁵⁾。他真正的贡献，在于从诸多唐宋体制变化中，梳理出一些最具关键性的转变，并在历史阶段论、进化论的思路启迪下，揭示出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从而以点带面，对整个中国皇权政治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势，进行了宏观的把握。从具体的体制变化中，看出历史大势的转折，体现出内藤独到的眼光。

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在史学领域的整体影响，学术界已多有论述⁽⁶⁾。其关于唐宋时期政治变革的观点，对于日后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尤其是宋代政治史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宏观的方面看，内藤的观点，指明了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后来日本学术界有一大批学者投身于宋代政治史研究，不能不说与之有直接关系。从具体的方面看，内藤的学说，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认识框架。内藤关于宋代是“君主独裁政治”起点的观点，阐释了宋代政治在中国政治演变史上的位置、它与前后时段政治的关系以及它的一些重要特征，从而使得学者在进行具体问题研究之前，可以对宋代政治的基本状况有一个大体的把握，并以此为基础，理解宋代政治的一些现象。后来的日本宋史研究者，对于“唐宋变革论”，多有修正，但对于宋代政治的整体性认识，基本没有溢出内藤湖南所论⁽⁷⁾。

第二，问题意识。唐宋两朝政治的特性和差异，以及宋代君主的独裁权力，无疑是内藤关注的焦点，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者重点分析的问题。学者选择的具体切入点虽常有不同，但多与这两个问题直接相关，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也往往将自己的实证分析引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这使得日本宋代政治史的论著，往往体现出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

第三，研究方法。内藤将唐宋两朝政治在权力结构、政治主体构成、君臣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对，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朝政治的基本特点，这样一来，便开启了“比较研究”⁽⁸⁾的路径。后来的日本学者，在分析某时期政治体制特点时，也多采用与其他时代进行比较的方法，即便是有意要突破“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学者，也不例外。

第四，对话平台。真正的学术对话，必定建立在一些被学术界接受的基本共识和议题之上。内藤湖南的论点，为学术界提供了认识宋代政治的基本框架，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使得宋代政治史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由于内藤论点涉及的时段较长，层面较广，所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同断代、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往往都可以在“唐宋变革”这一话题中，找到自己的讨论点。这又促进了宋代政治史研究者与其他方面学者之间的交流，对于政治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使得“唐宋变革”理论体系，可以不断在交流讨论中得到完善。

可以说，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认识唐宋制度的新看法，更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具有极强影响力的研究模式，塑造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基本形态。

内藤关于“唐宋变革”的论点，对于后来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观点，并不完善。宫崎市定曾说:“先生(内藤湖南)的学风，从以精致的理论来建立一个完备的体系的角度来说，与其说是有缺陷，不如说他能够以敏锐的直觉，单刀直入，把握事物的本质。”⁽⁹⁾这段话重在肯定内藤具有极其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但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内藤的论点，有着不够细致、不够周密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直观性的概括。就宋代“君主独裁”政治这一观点而言，“君主独裁制”是如何演变成型的?如何理解“独裁”?“君主独裁”是否如其字面意义那样，意味着君主在处理政务时任意独断专行?宋代君主，又是凭借怎样的政治资源和手段进行独裁统治的?均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但内藤往往没有作翔实深入的论证。因此，内藤关于唐宋政治变革的论述，仍存在需要进一步补充之处。

宫崎市定是内藤的弟子，也是内藤之后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东洋的近世》⁽¹⁰⁾等论文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内藤的“唐宋变革论”。与内藤一样，宫崎也认为，在唐代及其之前，中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而宋代及宋代之后，政治形态转变为“君主独裁政治”。对于“君主独裁”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宫崎在内藤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细致、清晰的分析和界定。宫崎指出，在宋代之前，虽然也出现过独裁君主，但他们都是凭借个人能力实行独裁，当他们死后，政治权力便会再度回到贵族群的手中，而宋代君主的独裁权变得制度化，君主独裁政体得以确立。宫崎强调:“君主独裁，并不是说君主肆意妄为。从官制上来说，是把尽量多的机关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所有的国家组织，只由君主一人统辖。”⁽¹¹⁾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宫崎对唐宋两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唐代实行三省制，天子和中书令确定政策后，交由门下省审核，若门下省认为不当，可以驳回。门下省审核通过的政令，则交尚书省施行于天下。可以说，中央的三省，只是在名义上推戴天子为君主，中央政府毋宁说是贵族大臣的合议政体。若贵族的意见不一，政令便无法推行。唐代晚期开始，出现了天子独裁权力发达的趋势，其表现就是代表君主意志的中书省权力强化，而代表贵族意志的门下省权力削弱。此后门下省被中书省吸收，君权不再受封驳的制约。同时，统帅权也开始独立，晚唐置枢密院以掌军事机密，经五代宋初的发展，成为与担任行政的中书相抗衡的机构。到了宋代，中书、枢密院、审官院、审刑院、礼院等机构，各自独立，直属天子⁽¹²⁾。

宫崎强调，天子与臣僚的接触方式，是理解唐宋政治体制变革的关键线索。在唐代，天子与中央政府之间，只能通过内局之长——中书令来进行联络，大部分官员，无法直接与天子进行沟通。而在宋代，“天子的手像章鱼的脚一样，从四面八方抱住中央政府”，通过奏对、章奏等方式，“极其多方面的与官僚直接接触”，“从而引发天子的独裁权并使之趋于完成”，与此同时，以往是政府首脑的宰相，则只能充当君主的顾问⁽¹³⁾。

宫崎还指出，宋代天子独裁权的确立，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政府和军队分离，宋代的军队，即被称为近卫的禁军，并不由政府指挥，而是出于天子的直接掌握之下，而从确保了君权的稳固。二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宋代科举制度发达，科举取士被天子直接操控，进士皆以天子门生自称，因此，纵然日后官位有高下，但和天子的私人关系同样平等的想法出现，官吏不经宰相而直接与天子接触的意思亦产生，从而支持了天子的独裁地位。同时，科举制还造就了一个依附于君主的士大夫阶层，使之成为天子统治的基础⁽¹⁴⁾。

在内藤的基础上，宫崎进一步阐明了宋代政治的特殊性，并且指明了应该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的“君主独裁”，可以避免在理解“君主独裁制”时出现不必要的偏差，也提示研究者，在宋代皇权政治中，官僚与皇帝同样具有重要的位置，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宋代皇权形成确切的认识。在唐宋政治的比较上，宫崎较之内藤更加细致，通过对制度结构差异的全方位分析，形象地凸显出唐宋政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内藤较为抽象的“君主独裁的成立”、“君主成为绝对权力主体”等观点具体化。此外，宫崎一改内藤那种直观、概括式的方式，而代之以较为缜密的实证，对研究走向深入有所推动。

以宫崎为代表的日本宋史研究者，在宋代政治制度史方面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学者们致力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宋代的政治体制，以把握其“君主独裁”特性。独裁天子，离不开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因此，必须有自己的“耳目”。佐伯富的《论宋代的皇城司》⁽¹⁵⁾、《宋代走马承受公事研究》⁽¹⁶⁾两篇论文，详细深入地分析了宋代皇帝侦视臣僚、探听外事的两个特殊警宪机构的建制、职能以及具体活动，直观地呈现出宋代皇帝利用自己控制的侧近群体，直接掌握政情，操控臣民，从而实现“独裁”统治的情况。

天子“独裁”，既然被认为是以官僚制为基础，那么对于宋代官僚制度的分析，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宫崎市定本人，就对宋代官僚制度做过比较透彻的分析，著有《宋代官制序说——宋史职官志的读法》⁽¹⁷⁾这一篇长文，以《宋史·职官志》为基础，对于宋代的政府组织结构、职掌、官员的品阶等多个问题作了论述，是文献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范例，对于学术界全面认识宋代官僚制度，以及官僚制度与皇权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佐伯富也对宋代官僚制度研究有所贡献，著有《宋朝集权官僚制的成立》⁽¹⁸⁾。对于宋代官僚制度的特点、官僚的特性以及官僚制与天子独裁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可称“集内藤、宫崎学说大成的一篇文章”⁽¹⁹⁾。梅原郁著有《寄禄官及其周围》⁽²⁰⁾、《宋代的武阶》⁽²¹⁾、《宋代官僚制度研究》⁽²²⁾等，对于宋代纷繁复杂的官、职、差遣等官制名目及其在唐宋间的演变、不同官职的升迁体系、各种职官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细密的分析，使得人们对于宋代官制的各方面特点，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意义等，均有了十分清晰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以往学术界对于宋代官制的负面评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对于官僚制的关注，又必然引发对于官僚选任方式的研究。宋代的科举制度，随之成为日本学者重点分析的对象。宫崎、佐伯、中岛敏等，都有讨论宋代科举的论著，而荒木敏一的成就尤为突出，著有《宋代科举制度研究》⁽²³⁾，对于宋代科举的类型、制度规定、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性格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并从科举的内容、形式等九个方面，比较了唐宋科举制度的不同点。有助于认识宋代的官僚集团和官僚体制。

除此之外，砺波护对于唐宋时期三司使等使职的研究⁽²⁴⁾，分析了唐宋之际行政结构的变化及其与政治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以及使职与中央集权的关系;衣川强对于官僚俸给制度的研究⁽²⁵⁾，论述了宋代在官员待遇和管理机制方面的特色;梅原郁对于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研究⁽²⁶⁾，分析了宋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和结构，并以此探讨了宋代政治体制的特性，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上述研究中，多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宫崎市定的影响:其对于宋代政治的基本看法，均与宫崎相近;所选择的题目，多与宫崎所论述的“君主独裁制”构成要素相契合;研究成果也从不同角度支持了宫崎的说法。在研究过程中，与宫崎相似，这些学者也都具有详尽收集文献史料，并加以细致分析的优点，从而使得其学术论著往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可以说，内藤湖南开创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宫崎市定的发挥，以及佐伯富、梅原郁等学者的实证性研究，成为一个比较周密的理论体系。(www.daowen.com)

就学术史而言，上述论著，多属于开创性的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均为前人未曾涉足、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通过这些论著，人们对于历来被学者视作畏途的宋代政治制度，形成了一个较以往全面清晰得多的了解。而关于唐宋制度的比较，不仅凸现出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也对于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助益。这些论著对于宋代政治制度各层面的分析考证，多获得了学者们的认可，成为继续研究的起点，而研究所获得的一些论点，更直接启发了后来者的研究。如对于科举制和官僚群体的分析，为后来士人社会、科举社会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宫崎等人关于“宋代天子与官僚之间直接接触”的说法，也直接启发了后来寺地遵、平田茂树等人“政治过程论”的研究。

宫崎、佐伯等学者，大大推进了学术界对于宋代政治制度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就无懈可击。宋代政治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以及可以切入问题的角度也很多。但上述学者，涉足的问题则有过于集中的现象，一些被认为与“君主独裁”等直接相关的制度，得到重点论述，而其他的制度则往往被忽略。而且，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他们在分析制度问题时，往往过于强调唐宋之际的制度变化，不太重视制度延续的一面;同时过于强调唐宋之间的变化，而忽略了宋代不同时期的制度演变，为学术界留下了很多需要填补的空白。

为了凸现唐宋的差异，宫崎等人多关注诸如政府组织形式等能直观反映出“变化”的因素，而对于制度的实际运作等比较微妙的情况，有所忽视。例如，宫崎、佐伯等人，都强调宋代君主与臣僚之间“广泛的直接接触”，使得君主得以直接操控政局。从制度规定上看，宋代的各级官僚，确实可以不必经由宰辅而直接与君主接触沟通，但是君主的能力和时间毕竟有限，他是否能真正地对各级官僚呈报的政情一一加以处理?是很值得怀疑的。在《长编》等文献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事务，各级官僚并没有直接奏报皇帝，而是申报宰辅，一些在制度规定上本应由君主处理的章奏，其实并没有得到君主的亲览，而是被直接交给宰辅处理。如果注意到这些因素，或者可以对宋代皇帝“直接”介入政务的程度，以及其与宰辅所扮演的实际政治角色，形成更有层次的认识。

作为“内藤假说”的继承者，他们往往将内藤的观点奉为圭臬。在论述宋代制度的特点时，多用“君主独裁”一言以蔽之，而不考虑宋代制度是否还有其他特点;在阐述宋代各种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时，往往强调其在促进“君主独裁制”方面的共同作用，结果忽略了不同制度及其实施效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参差、矛盾和抵牾;在解释唐宋之际各种制度变化的原因时，又往往过于拘泥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转变这一线索，似乎一切制度变化，都可以用这一线索来加以阐释，有时反而使得解释形式化、空疏化。总的来说，这批日本学者的制度史研究是细致缜密的，但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常最终成为前人观点的一个注脚，这又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可以说，“唐宋变革论”的框架，既指引着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思考和分析。诚然，内藤湖南是一个具有极高天赋和极广博知识的杰出学者，但他的论点，并不能成为绝对真理，也不足以成为认识唐宋政治制度的唯一框架。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势必会出现超越“唐宋变革论”的研究。

(二)

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东洋史学界中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的研究，日渐兴盛，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相反，政治制度史研究则显得没有太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新理论，又不断被引介入历史学研究，对于传统的研究模式，形成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制度史研究者，逐渐开始反思“唐宋变革论”，寺地遵和平田茂树，正是代表人物。

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²⁷⁾的序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中，寺地遵较为详细地回顾了此前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政治史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1．国家统治机构、制度;2．国家意识、政策;3．重要政治事件;4．政治主体、政治势力。日本宋代政治研究比较注重对于政府机构、法令制度的分析与描述，而对于国家意识、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则显得相当贫乏。这显示出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状况相当的偏执”。之所以会如此，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此前的研究者，都是自“唐宋变革说”出发展开研究，而若要比较唐宋，则必须使用类型化的方法，才能发现唐宋的历史特性。这样一来，学者们便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关注政权的组成和类型，同时忽略其运动、过程。寺地遵进而指出，要突破这种闭塞状况的方法，以往那种形态、结构论必须有所突破，转而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体，他们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源泉，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进行政治活动，“以宋代存在从皇帝到官僚机构的最下层之间的连线为前提，考究这个连线内发生的，势力集团围绕国家决策所发生的冲突、抗争。”“针对政治活动中力量的输入与输出进行动态的研究。”以上观点，被寺地遵概括为“政治过程论”。不过总的来说，寺地遵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将“政治过程论”引入制度史领域的学者当首推平田茂树。

平田茂树对于“唐宋变革论”影响下的日本宋代政治史，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指出以往的研究，因受“唐宋变革论”影响，在方法视角上存在偏颇、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局限、在史料运用上需要拓展。对于寺地遵的看法，平田表示赞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空间”这一概念。他认为，宋代的政治过程中，皇帝与官僚是两个主体，两者之间进行着文书交往和人际交往，从而形成政治意向。也就是说，“场”(政治空间)是以官僚集团形成意见的“场”和皇帝进行裁决的“场”为中心组成，因此，理解政策过程的钥匙在于解明这两个“场”呈何种状态，发挥何种作用⁽²⁸⁾。这些看法，将寺地遵提出的“政治过程”具体化，也使讨论的方向和重点更加明确。

寺地、平田等人的思考，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受“唐宋变革论”影响，研究者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而习焉不察的思维方式，而寺地、平田则能比较成功地摆脱这些局限，站在较高的层面上，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²⁹⁾，审视此前的研究。他们对于“唐宋变革论”的反思，重点不是讨论某篇论文或某个观点的正误得失，而是对于这种学说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对学者所形成的限制作了比较全面的检讨，从而抓住了整个“唐宋变革论”研究模式过于重视形式的比较而将历史简单化的弊病，为制度史研究的全方位更新创造出条件。

寺地、平田提出的“政治过程”、“政治空间”等概念，为学术界所贡献的，与其说是关于宋代政治制度的新观点或新结论，不如说是分析宋代制度的新视角。一方面，较以往更多的将宋代制度视为一个整体的看法，寺地、平田更加关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制度所表现出的特点，以及各自的演进脉络。另一方面，与以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度规定上的研究取向不同，寺地和平田，更加关注的是制度由书面规定落实为实施结果的过程;人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政治人物、群体在制度影响下的互动以及互动所造就的关系网络等更加复杂的因素。这种新的观察角度，有利于人们对于制度运行的实态形成更为确切的认识，更有利于通过制度去了解宋代政治的复杂面向。

新视角的提出，为宋代制度史研究开拓了更多的讨论点。例如，要讨论“政治过程”就势必要讨论文书制度、决策制度，要分析“政治空间”就必须考察奏对制度以及相关的宫廷建筑布局、礼仪规定等因素，而要将整个宋代政治过程纳入视野中，则又必须分析两宋不同时段，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政治体制。这些以往研究者所不太关注的问题，在新视野的关照下，显示出了学术价值，也扩宽了宋代制度史的研究空间。

总之，寺地遵、平田茂树，不仅指出了“唐宋变革论”研究模式所存在的不足，更为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发展，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宋代制度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成果。平田本人，对宋代的文书制度、奏对活动、政策决定过程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研究⁽³⁰⁾，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宋代政治结构问题，藤本猛则著有《北宋末的宣和殿:皇帝徽宗和学士蔡攸》⁽³¹⁾，以宣和殿为切入点，细致的分析了北宋后期随着皇帝日常活动空间变化而出现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君臣关系的变化。此外，熊本崇《北宋的台谏:以神宗·哲宗朝为中心》⁽³²⁾、《元祐三省考:以“调停”和聚议为中心》⁽³³⁾等论文分析了行政体制变迁与北宋后期政治运作的关系;德永洋介《宋代的御笔手诏》⁽³⁴⁾以君主指挥政事的文书为中心，讨论宋代皇权运行方式的演变，指出宋代后期，皇帝通过御笔手诏，为君主直接指挥六部以下行政机构的体制开了先河;久保田和男《宋代制敕的传达——以元丰改制前为中心》⁽³⁵⁾在全面论述北宋前期文书制度的基础上，研究了宋代中央政府的权力运行;南宋史方面，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的皇帝侧近官》⁽³⁶⁾、藤本猛《武臣的清要: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状况与閤门舍人》⁽³⁷⁾，分析了孝宗出于对宰辅专权的防范，以及与文官士大夫的观念差异，利用门官员等侧近私人亲揽大权的特殊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对南宋政局发展的影响。

以上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论著，多以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为讨论重点，在内容上较以往以机构建制、法令条文为中心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在视角上，大多重视过程，关注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时段上，不再将整个宋代视为研究单位，而注重考察宋代不同时段的政治体制变化;在切入点的选择上，也较以前更为具体微观，往往带有很强的个案研究特色。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与寺地遵“政治过程论”观点相近的思路，突破了以往“唐宋变革论”指引下的研究模式。此外，一些老一辈的宋代制度史研究者，如梅原郁，也开始将研究视野由政府机构、制度规定，转到文书传递、政令运行上⁽³⁸⁾。似可以认为，日本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研究模式，有自“唐宋变革”向“政治过程”转移的趋势。

在思路和方法上对“唐宋变革论”有所突破的同时，平田等人的研究，也在内容上补充了“唐宋变革论”。如前所说，在内藤看来，宋代政治是君主独裁政治，而宫崎则进一步指出，君主独裁政治是以发达的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与官僚之间的直接接触，是独裁统治得以成立的关键。但是对于君主与官僚直接接触的途径、方式等具体问题，宫崎、佐伯等人却分析得比较简单。而平田等学者，通过对文书制度、奏对活动等因素的分析，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宋代君主如何直接接触官僚，获取信息并下达政令等问题的了解，从而“可以弥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有关‘君主独裁政治’陈述中存在的盲点。”⁽³⁹⁾

对于上述研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唐宋变革论”，但却并没有完全脱离“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如寺地所言，“政治过程论”的前提，是“宋代存在从皇帝到官僚机构的最下层之间的连线”，这正是宫崎市定等人所着重强调的。若没有宫崎等人提出“宋代君主与臣僚全面直接接触”这一论点，“政治过程论”的研究方式也就很难成立。平田茂树常常强调的唐宋之间，决策重心由宰相议政的“场”转移到君主裁决的“场”上，也明显是延续了以往“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演变的观点。而这些学者在讨论到宋代皇权时，也时常会将“君主独裁”等概念加以征引，反映出他们对于内藤、宫崎的基本看法，仍然是赞同的。可以说，在上述方面，这些学者也是继承发挥了宫崎等人的看法，就如同宫崎等人继承发挥了内藤的观点一样。

突破内藤、宫崎等人的“类型论”研究方法，是平田茂树反复强调的观点，但他的研究中，不免存在新的“类型论”倾向。通过平田的一系列论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注意从微观层面考察政治过程，但这些论文，仍然存在着宏观性论述多于细节性分析的特点，比较喜欢用一些直观的提法，来概括某一时段政治体制的特性。如他指出，唐代存在的是以宰相为中心的政治空间，宋代存在的是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空间;北宋皇帝与臣僚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面对面交流，而南宋则是文书交流⁽⁴⁰⁾。与以前“唐宋变革论”框架下的讨论相似，这些说法，具有使人们可以在复杂的政治史现象中，迅速把握住一些特征，从而对历史形成整体理解的优点，但也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缺点，存在着史料运用上的“选精”与“集萃”问题⁽⁴¹⁾，未必总是与历史事实完全契合。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平田也没有完全避免关注制度形式甚于实际运作的问题，例如，对于宋代有哪些君臣交流的“空间”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平田作了一一列举，并分析了其中的差异，但对于这些“空间”之中，君臣双方究竟是如何利用不同的制度所赋予的特定身份、政治资源、行为规范来制定策略，彼此互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等问题，则少有细致的论述。可以说，平田的论著，仍带有“类型论”的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创新性，也使得文书行政、君臣交流、决策过程等问题，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从深层次上看，平田等人并未完全跳出自内藤开启的“比较研究”方法，仍在试图通过比对，来概括出各种制度因素的本质特性。在比较的范围上，他较之内藤、宫崎有了很大的拓展，除了唐宋体制之外，南、北宋的政治体制，乃至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都被他用于对比，这也的确使人们对宋代制度的认知全面化、细致化。但另一方面，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重拾“类型论”方法，重复前人研究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不足。前代学者所使用过的研究方法，往往具有某些不可代替的价值，要在方法上绝对彻底地推陈出新，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深化对宋代政治体制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仍需要继续采用“比较研究”⁽⁴²⁾。然而，在“比较研究”之外，也应该探寻一些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复杂面相的路径。

总而言之，内藤、宫崎等人所建构的“唐宋变革论”，一直对日本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不仅在于为学术界贡献了关于唐宋政治体制的基本看法，更在于塑造了日本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即便有意识要突破“唐宋变革论”的学者，在某些方面，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模式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