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地域军政问题研究

(一)唐代方镇研究

唐代方镇问题的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海内外的著述成果颇多。近年来，又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区域的角度进行了探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化。

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¹⁸⁸⁾就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贾艳红《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¹⁸⁹⁾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论述。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¹⁹⁰⁾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强调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金滢坤《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¹⁹¹⁾指出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¹⁹²⁾一文，论述了唐代河西地区凉州、瓜州二都督府建制之演变。此外，氏著《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¹⁹³⁾则重点论证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四都督府实际是顺州、佑州、化州、长州四都督府的前身，而并非同时存在八府。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八镇考》⁽¹⁹⁴⁾对中晚唐时期的京西之八镇，即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振武、天德分别进行了考察。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¹⁹⁵⁾一文，就晚唐时期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河西节度与朔方节度均参与河西东部地区事务，反映出唐政府经营河西策略的多样性。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¹⁹⁶⁾指出，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特殊藩镇，其所设营田使也由节度使例兼，并由中原王朝授予，但其职掌主要是经营土地，即处置境内土地的分配、授予、请射、对换等。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¹⁹⁷⁾研究认为，吴越建国后，镇海、镇东两军与唐朝时的镇海、镇东两军已大不相同，在与中原王朝关系方面已不具备方镇体制的内涵。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方镇徒有其名，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此外，诸州升军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www.daowen.com)

(二)宋代地方军事个案研究

郭声波《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¹⁹⁸⁾认为较之唐代，宋代羁縻州的管理总体趋于灵活宽松，其原因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宽松的羁縻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过度宽松又弱化了沿边羁縻地区对内地的边防藩篱作用。雄州作为北宋北部御辽边防重镇，其守将在宋辽频繁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李之亮《北宋雄州守将系年》⁽¹⁹⁹⁾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对北宋时期雄州的前后守将加以编年整理，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杨军《试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城》⁽²⁰⁰⁾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雄州城在北宋迅速崛起的原因、背景及其在该时期所具有的重要军事、外交和经济职能。认为雄州城的出现和发展得益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五代时期和北宋都以开封为都城，由此引发了道路系统的调整和改变，对雄州城的出现起到了决定作用。

李合群《论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²⁰¹⁾谓北宋东京虽地处平原，且无山川可恃，但因宋王朝大力构筑城池，并派驻禁军守卫，遂形成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完备防御体系。并将宋与辽、西夏民族战争的频发及宋王朝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看作是北宋东京防御体系形成的直接成因。章深《宋代广东军事行政长官的选任》⁽²⁰²⁾一文，考察了宋代所选任广东军事行政长官即“知广州”人选的素质变化，指出知广州的选任标准及其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重视广州外贸，并力图加强控制的意图。此外，本专题相关研究还有日本学者高桥弘臣《南宋初期川陕地区的宣抚处置使和宣抚使》⁽²⁰³⁾以及氏著《南宋四川总领所》⁽²⁰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