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御边策略与战争

唐宋时期，因为国家的统治思路以及周边形势的不同，而在边防上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和举措。因此，唐宋时期对边防战争与御边策略的内容呈现了显著的变化。近年来，对战争的研究除考辨史实的个案研究外，还出现了引进新理论、探索新视角的尝试，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一)唐代的御边策略与唐宋变革期的战争文化

李蓉《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策略》⁽¹⁴⁶⁾研究显示，唐初的辽西走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占据辽西走廊的主要是号为“两蕃”的契丹和奚族，故唐初的东北策略基本是笼络两蕃，争取其归附，进而控制辽西地区，达到牵制突厥和高丽的目的。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¹⁴⁷⁾认为唐朝在显庆至天宝年间，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到该体系当中。曾超《唐代防秋兵力考证》⁽¹⁴⁸⁾以唐代宗朝所建防秋兵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防秋兵的兵力构成及防秋兵云集西北西南边防所产生的影响。高霞《试论唐朝河东道的军事地位和军队部署》⁽¹⁴⁹⁾就唐朝河东地区的军事地位和军队部署进行了考述。刘锡涛、古丽扎帕尔《浅谈唐代的军警预报制度——烽堠制度——兼谈唐代西域的烽堠分布》⁽¹⁵⁰⁾一文，详细叙述唐代西域地区的烽堠布局、烽堠的建制、职能及烽堠的管理制度等内容。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¹⁵¹⁾谓怛罗斯之战虽然是边将个人素质不高引发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是唐朝与大食两大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必然反映，是唐朝西域政策的必然结果。认为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心乃是确保葱岭以东地区安全，防止吐蕃与西突厥等联手侵犯此地，唐在中亚的统治及对付大食的挑战，则居次要地位。赵贞《回鹘归义军始末》⁽¹⁵²⁾认为回鹘归义军虽然存世仅240余天，但其增加了唐北部重镇的防御力量，并自始至终影响着唐对漠南回鹘的态度和立场，是唐朝最终解决回鹘问题的重要一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唐中央“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赵雨乐《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唐宋变革期战争文化考析》⁽¹⁵³⁾以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为考察对象，对唐宋变革期的战争文化进行考析。认为唐末五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最后阶段，期内藩镇混战达至白热化，这使武人的战略文化日趋成熟。武将的骑斗作为大战前的序幕，双方的战技与应变，随时左右着两军的胜负。同时强调，中国中古骑斗表现得好武之风，反映乱世中武力重建秩序的发展通则。就挑战与响应上说，武人的单挑和应战，同样说明战争机制的发动，按着主动和被动方式推演，继而产生战术上的微妙变化。

(二)北宋御辽政策及“澶渊之盟”研究

宋辽关系是北宋对外关系的重点。北宋建立后，其对辽战略以宋太宗两次北伐受挫为界，经历了一个由攻势转为守势的过程，战争冲突不断，直到“澶渊之盟”订立，双方才开启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到宋徽宗时代，则因女真势力的崛起，又出现了联金灭辽的活动。

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¹⁵⁴⁾对北宋御边政策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重北边轻西鄙;宋仁宗、英宗时期防御重心西移;宋神宗朝后开拓熙河，经略河湟，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认为御边政策的调整是当时内政、外交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制衡的产物。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¹⁵⁵⁾分析了宋太宗雍熙北伐后宋辽间的若干局部战例，力图呈现群臣及宋太宗基于此现实而引发的对辽策略的转变过程，即从战争力量的实际出发，由战略进攻完全转为战略防御。认为宋廷自君子馆之战后对辽逐步实行的主和、主守策略应受到充分肯定。林荣贵《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¹⁵⁶⁾就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指出:北宋以传统中原王朝的地位和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国内各朝邦中独具优势;辽朝致力于北疆东北、北部和西北广大民族地区的经略，把唐末这一地区再次出现的动乱局面重新统一起来并维持了长达二百年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认为具有传统内向关系和中心地位的中原地区及以新的发展面貌出现的北疆地区，都为日后元朝重开全国性大一统局势奠定了基石。

曾瑞龙对宋辽战争从战略学的角度作出过深入研究，氏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¹⁵⁷⁾一书意在检讨战争史上的一个严峻而又具争议性的课题，即军事灾难如何形成。作者将军事战略分析的方法揉入历史研究当中，做出科际整合的尝试。其研究表明，单一战略层次的失误不大容易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军事灾难的形成往往是因多个层次上都出现了不利因素。宋军经略幽燕的失败，正是由于同时在大战略、战役法和战术几个层次上都出现了负面因素所致，其间，有着深远历史和战略文化根源的连续人为失误又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在战役法和战术的层面，军事指挥官喜好追随以往成功的军事信念，其战略文化承袭了五代传统，使宋军具有鲜明的野战取向，惯于运用急攻突袭的纵深攻击，却令具体战役中战略的制订不能因时度势做出适当的部署调整。如在高粱河战役中因袭五代的兼行速进、君子馆战役中未能及时转入守势，皆为战败埋下伏笔。而在大战略和战役法的层面，宋初以“弭兵息战”和“经略幽燕”为目的两个大战略取向间的妥协和迁就，提高了军事决策的风险。长期的，以社会经济潜力优越性为保障的战略间接路线，被一个短线、却倚重欺骗的战役间接路线所取代，从而加深了大战略与战役层次的脱节。故概括而言，战略文化的失调是北宋经略幽燕失败的重要因素。

李京龙、赵英华《北宋河北缘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述略》⁽¹⁵⁸⁾认为宋廷在河北缘边地区将种植防御林、兴修塘泊、开挖地道、实施屯田等工程配套互补，形成了一道对辽防线，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抵御辽军南下的作用。杨军《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城市的对辽间谍战》⁽¹⁵⁹⁾从北宋君臣重视对辽间谍活动、河北沿边开展的对辽间谍活动、北宋对辽间谍活动中的一些制度以及沿边城市对辽间谍活动的防范等四个方面入手，考察了北宋时期宋辽双方围绕河北沿边城市所展开的间谍活动。舒仁辉、范晓燕《试论两宋时期的间谍问题》⁽¹⁶⁰⁾分别就宋辽、宋夏和宋金战争中的间谍活动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两宋时期战争频繁，间谍的作用受到人们高度重视，间谍活动十分活跃，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政治决策、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¹⁶¹⁾一文提出，从“东联高丽”战略到“联金灭辽”战略的发展与嬗变，是在由宋神宗朝至徽宗朝的演进过程中应对内外形势的产物。最终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则在于宋人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观念和“不勤远略”的保守意识。

在宋辽“澶渊之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王晓波《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¹⁶²⁾认为在宋真宗即位后，宋辽两国均已存在息兵通好的意愿，尤其宋真宗业已做好“屈节为天下苍生”的准备。双方间一系列的战争客观上起到了以战促和的效果。进而评价“澶渊之盟”虽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却是明智之举，盟约的签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张希清、田浩、穆绍珩、刘乡英主编《澶渊之盟新论》⁽¹⁶³⁾一书汇集了众多相关成果。此书作为“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研究课题的论文结集，以“澶渊之盟”为研究中心，从“碰撞与融合”这一视角着眼，意在对10—13世纪中国境内宋辽夏金之间不同文化的冲突、沟通与整合做出深入研究。书中论文主题和内容包括:第一，“澶渊之盟”的背景、性质，盟约对宋辽双方的影响以及“澶渊之盟”的经验教训;第二，“澶渊之盟”相关人物研究;第三，“澶渊之盟”的有关政策和制度研究。陈峰《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¹⁶⁴⁾就北宋御辽战略与“澶渊之盟”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重新进行深入探究。指出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然而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逐渐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此后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思想，并以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文章评价“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北宋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即令宋廷过分依赖议和手段，遂轻视武备建设，最终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www.daowen.com)

(三)北宋对夏战争与西北经略

宋夏关系与战争是学界以往研究颇多的领域，有关成果丰硕。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在诸多问题上展开了探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认识。

汪天顺就北宋经营西北边防问题有多篇论文。氏著《曹玮与北宋西北边防整饬》⁽¹⁶⁵⁾从考察曹玮经略西北所采取的对西夏政权积极防御、收服蕃部、建立弓箭手制度及构筑边防堡寨、清理土地问题等诸多治边措施入手，说明曹玮在北宋前期对西北边防的全面整饬，对日后宋朝西北防务及民族关系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氏著《熙河开发与北宋国家统一述评》⁽¹⁶⁶⁾着重回顾分析了自宋神宗熙宁年间熙河路设置后一系列的拓展与建设过程。认为最终导致熙河路发展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北宋朝政的内耗型统治机制，宋王朝不能适时地进行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北宋政府主观上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经营熙河、一统天下的目的。氏著《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¹⁶⁷⁾认为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被动、再渐趋主动的过程，其成绩总体上不如王安石变法时期。具体表现为宋太祖时期在西北采取酋豪世袭体制，并委任将帅长期驻守，取得积极效果。至宋太宗以后逐渐加重军事征战色彩，最终引起党项李继迁的反叛。此后真、仁两朝政风保守，加之对边事的消极态度，都令西北边防陷于被动。并指出，宋初西北地区合理的军事布防在宋太宗时期发生变化，使统治者对于如何应付新的边防形势无所适从，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终使其陷入消极、被动局面。这个变化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的国策息息相关，亦与一代帝王的经邦素质及宋代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态度密切联系。王立新、窦向军《论宋辽夏鼎立与宋夏和战的关系》⁽¹⁶⁸⁾提出西夏政权实力虽远不及宋辽，但却得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宋辽南北对峙，西夏作为维系二者间平衡的砝码，促成了鼎立局势。闫春新、张稳《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¹⁶⁹⁾认为无论从宋或西夏方面看，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正统观念对宋夏关系的波动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宋夏和战不仅是宋夏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实力消长的结果，宋夏政治精英们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思想观点集中到一点便是正统观念，正统观念的处置影响着宋夏和战的始终。［日］大室智人《西夏军的特征于北宋军的对策》⁽¹⁷⁰⁾也探讨了西夏军、北宋军的战法、装备等问题。

曾瑞龙著《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¹⁷¹⁾，则是尝试通过对北宋后期西北拓边战争的一些个案研究，揭示此时北宋对外政策转变的一个侧面。概括可归结至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利益团体和对外政策的关系。书中《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参谋作业与拓边战争:种朴的军事活动》两部分，都论及武将家族和拓边战争的相互关系。认为将门的延续是恩荫制度的产物，但其兴盛则有赖战功，为获取战功，武将借招抚蕃部之名进行有关活动，说明将门延续的需求与弭兵息战的政策可能存在潜在的抵触。同时，豪士的活动也是促成大规模拓边活动的动因。第二，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关系。通过《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军事战略的兼容性》、《北宋对外战争中的弹性战略防御:以宋夏洪德城战役为例》等文，讨论了将防御和进攻在战略和战术手段上不同配合的军事战略的兼容性对国家外交政策转型的影响。指出宋军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前夕，就已相当熟悉机动作战。到正式大举进攻时，又能以一向擅长的进筑城寨手段与之配合。这可以说是宋人在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巨大反复时，军事上仍能取胜的原因。第三，对军事成就的政制诠释。在《被遗忘的拓边战役:赵起〈种太尉传〉所见的六逋宗之役》一文中，作者针对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的争论性，尝试提出一些传统史籍如何诠释军事成就的指标，初步揭示出历史记载作为集体回忆的多面性，即社会对军事成就认同的相对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检讨北宋军事战略类型时，提出并将其战略基调概括为“弹性战略防御”，阐释其特点在于它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通常要具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以期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进而考察了弹性战略防御在北宋对辽、夏战争中的运用及所遭遇的问题。概括指出:野战部队机动能力低、一体化的指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曾长期制约战略优势的发挥。就此问题，作者的探索之功应得到赞许，但弹性战略防御概念是否果真能够全面概括北宋的对外军事战略，似乎尚存颇多有待商榷的余地。

关于宋夏战争中堡寨的功能及其在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作用，强文学、黄领霞《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¹⁷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了论述，认为乡兵的大量招募，缓解了北宋在西北沿边兵力不足的局面;而乡兵依托堡寨进行屯戍，又使得北宋对西夏的军事防御逐渐巩固，宋夏战争的战略优势也逐步转入北宋手中。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¹⁷³⁾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在宋夏对峙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单个堡寨抑或众多堡寨所联结成的体系，鲜有发挥阻滞夏人入侵的功效。“使其不能深入为患”并不是堡寨所发挥的实际功能，而宋方堡寨真正的军事功能在于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实现屯田、护耕及疏通粮道，从而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求。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¹⁷⁴⁾从北宋对麟、府、丰州地区的经营，以及西夏方面的军事入侵、土地侵耕和对缘边蕃户的争夺等方面，论述了宋夏在麟、府、丰州地区的斗争关系。

就宋夏战争中的情报应用问题，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¹⁷⁵⁾将情报战的主要形式归纳为派遣间谍、招降纳叛、兵不厌诈、离间策反和反间谍几种。进而对比宋夏双方情报战形势，认为情报战的胜负优劣，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李琛《从李元昊对情报的利用看西夏对宋三场战争的胜利》⁽¹⁷⁶⁾就宋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场战役中西夏方面就情报的利用和处理进行考察，将三战中元昊所使用的情报手段概括为派遣间谍多方搜集情报、离间和策反以及施放假情报三类。提出，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宋军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对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夏军在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情报作战优势，更是宋军难以企及的。

在与宋夏战争相关的文献研究方面，汤开建《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¹⁷⁷⁾介绍并转录了三份关于北宋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即《绥州城录》、《永洛故城》和《种太尉传》。胡玉冰《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¹⁷⁸⁾一文将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归纳为:宋朝君臣可以凭借图志资料了解对手情况，决定在御夏战争中采取何种策略，并及时调整自身战略战术，以期在对夏交战中占据主动争取胜利。氏著《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¹⁷⁹⁾则就王应麟《玉海》卷二五《地理·议边》及其他宋人传记资料中所见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进行考述。指出此类文献对于了解宋夏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四)宋金和战研究

长期以来，宋金关系与和战一直是宋史学界重点研究的热点专题，老一代学者如全汉昇、邓广铭、张亮采、陶晋生、王德毅、王曾瑜等先生以及加藤繁等国外学者，都有精辟论述，可谓成果丰硕。

近年来，围绕宋金和战问题的研究，学者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任仲书《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¹⁸⁰⁾，将南宋初年宋高宗面对金军南下采取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归结为:主观上，高宗继承并延续了北宋末年消极、腐朽的思想作风，力主求和、不图恢复、无意中兴;客观上，社会矛盾突出，朝政混乱、军政涣散，高宗统治尚难巩固所致。李锡厚《岳飞与“绍兴和议”》⁽¹⁸¹⁾针对某些肯定“绍兴和议”的观点提出批判，强调对于坚持抗金斗争的南宋军民而言，“绍兴和议”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假若一定要说这个和议也有积极意义，那只不过是这个消极和议在一定条件下引出的积极结果。杨峰《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¹⁸²⁾试图对宋高宗赵构与秦桧二人进行重新评价，认为南宋初，二人作为政治核心的关键人物，不应是投降派，其“议和”是出于历史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正确策略。侯绍庄、钟莉《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¹⁸³⁾则针对前文观点，认为赵构、秦桧二人的乞和，乃是出于保住其统治地位之私利，南宋小朝廷能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崔英超、张其凡《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¹⁸⁴⁾考察了“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分化与重构的演变进程，指出在南宋高宗时期，曾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双方观点鲜明，彼此对立，形成了明显的两大阵营。至隆兴和议前后，又逐渐从主战派内部分化、重构出一个新的介于战、和之间的派别——主守派。从此改变了以往只有两派斗争的格局，呈现出三派间既斗争又妥协、联合的新局面，并对孝宗朝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智勇《论宋、金德顺军之战》⁽¹⁸⁵⁾评价宋、金德顺军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局部战役影响全局的战争，陕西的得而复失令南宋北伐中兴梦想再度破灭，非战场因素即“将从中御”是导致宋军失利的根本原因。王曾瑜《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¹⁸⁶⁾对韩世忠指挥的被有些史料誉为“中兴武功第一”的大仪镇之战，进行客观公正的考证与述评，认为该说被夸大，此战“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进而指出:韩世忠坚决反对对金屈辱和议，足可称道。但当时进攻型的将帅，唯有岳飞一人。另就防守型的将帅而论，吴玠和刘锜所指挥的和尚原、仙人关与顺昌大战，其军功也应在韩世忠之上。王云裳、张玲卡《宋代与北方民族军事斗争失利原因的若干探析》⁽¹⁸⁷⁾，将宋朝军事失利的原因归结为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冗兵弱卒，战斗力低下的客观现实以及军队的营利性经营活动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