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军费、军事装备与后勤保障及相关研究

唐宋时期，由于王朝统治集团的军事政策和制度的不断调整，军费问题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随着战争经验的日益积累和制造业的发展，唐宋的军事装备、技术和后勤保障水平也在逐渐进步。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此多有探究。

(一)唐宋军费、军事装备及技术

近年来，贾志刚对于唐代军费问题研究用力甚勤，取得颇多成果。氏著《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¹²²⁾研究表明，唐代军籍勘简趋向于军额限定，中唐以后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但军籍虚占、窜名挂籍、军功虚冒之风，却普遍存在于各道诸军之中，军费漏洞愈益严重。这些现象导致唐廷财政亏空，进而成为国政之弊。唐政府采取的弥补措施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此外，氏著《唐肃代之际河西军费问题试析》⁽¹²³⁾通过考察西陲所出中古相关文书，将之与传世文献相比较，提出唐朝军费管理制度由前期的统筹统支到中唐以降的多级供给制之间，应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指出，这一时期所盛行的供军模式是理解前后制度转型的关键，而考察此种模式的典型案例，莫过于肃、代之际河西供军之案例。作者将当时河西供军方式作为过渡模式，用以观察唐代军费制度的渐变过程，不仅为文书显现的河西供军模式在唐制中找到位置，也是把握唐代军费制度变化节奏的一种尝试。此外，氏著《唐代军费问题研究》⁽¹²⁴⁾一书，对唐代军费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辨，该成果是目前唐代军费专题研究的集中体现。

关于宋代兵器的相关研究，徐东升《宋代兵工企业试探》⁽¹²⁵⁾试图从企业史的角度出发，对宋代兵器生产的发展变化、经营管理、生产者及其地位等方面进行考察。着重讨论了熙宁年间如何针对此前兵器生产诸种弊端，而对兵工企业管理进行系统调整，从而使之成为熙丰变法富国强兵政策的重要组成。日本学者冈田登《南宋的军事火器》⁽¹²⁶⁾一文，对南宋的军事火器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经过考辨认为南宋时期火器未取得显著变化。史继刚《论宋代的兵器生产及其质量》⁽¹²⁷⁾从兵器生产机构即京师和州郡兵器作坊、军器生产的管理制度及措施、军器生产的质量问题等方面，考察了宋代的兵器生产状况。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军工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其作坊规模、造作技术、兵器产量等都超过以往历代。在兵器生产管理方面所制订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在当时条件下大都切实可行，这对于提高兵器生产管理水平，保障兵器造作质量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宋代专制制度的腐败，主管官吏的渎职，加之军匠不足，物料缺乏等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最终致使宋代兵器生产虽然数量可观，质量却良莠不齐。周荣《北宋弓弩述论》⁽¹²⁸⁾对北宋军队所使用弓、弩的形制演变、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军队中的使用装备情况等问题，分别作出考察。认为北宋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宋政府非常注重对弓弩的改进和创新，并将其大规模装备军队。故而弓弩的制造水平也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但北宋却未能将较辽、夏、金先进的武器装备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北宋长期采取消极防御的国防政策，限制武将的发展，使得大多数将官庸懦无能、消极避战;其次，北宋统治者单纯依靠弓弩，没有将多兵器结合训练，作战武器的单一也使得北宋军队战术单一，难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改变;最后，北宋许多时期并不重视士兵的技术训练，放松了对士兵战术技能的要求。王树连《隋唐军事测绘》⁽¹²⁹⁾认为隋唐时期是军事测绘技术发展的成熟阶段。军事测绘管理采取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体制，军事地图制作空前繁荣，并呈现图志相结合的特点。广泛的军事地理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兵要地志资料。此外，唐代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纬度测量，覆矩、水平仪等新的测量工具在测量中得到应用。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¹³⁰⁾则对隋唐时期与军事相关的重要文书如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赠答诗序、碑文等进行分类，认为这些军事文书各有服务对象和特殊的结构、措辞。

(二)宋代后勤保障与军粮筹措

关于宋代军用物资的保障问题，史继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氏著《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¹³¹⁾一书是研究宋代军用后勤物资保障的一部专著。分别考察了宋代供军粮草、军服、营舍、兵器军械、战马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文章指出:宋代军队的所有物资供给采取完全由国家提供的方式，这有异于以往汉唐兵农合一基础上士卒自备资粮的方式，反映了宋代推行作为职业兵制的募兵制度的新特点。同时，政府在各种军用物资的供应上，采取以后方运送为主的保障方式。但往往因保障不力，导致后勤与军队间的支援关系极为脆弱，突出表现为物资供给不足、质量粗劣、供应滞后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平时影响到军人正常的生活和训练，在战时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效果，甚至造成军事失利，其中因战马缺乏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尤为深远。另外，氏著《试论宋代军队的军服保障问题》⁽¹³²⁾就宋代军队的服装供给和保障问题，从军服的构成及供给标准、军衣布帛的来源、军服的缝制、军衣布帛的发放等四方面加以探讨。指出虽然宋代在军队军服供应方面建立了保障制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军服供给不足，发放不及时而“致使人兵赤露，军容不振”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军粮补给在军队后勤供应体系中无疑处于核心的地位，能否保证军粮供应甚至常常成为左右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对此重要问题，近年来亦取得了不少成果。李晓《北宋的河北籴便司》⁽¹³³⁾重点论述了北宋河北籴便司出现的背景及其职能特点。将籴便司的职责特点归纳为:在河北形成了与转运司裂土而治的财政管理格局，直属中央专管沿边军需补给，实行沿边籴买与内地籴买相结合，集购买管理与漕运管理于一身。又指出尽管籴便司的出现，加剧了宋朝政府购买机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但在宋朝的政府购买管理及执行机构中，河北籴便司终究有其独特的地位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特号《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¹³⁴⁾认为，就古代而言，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宋代以前，军需供应与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入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军制的变化以及战事的频繁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军需供应脱离了与传统农业的密切联系，转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从而促成了以多种形式市籴粮草的军需供应商品化的现象空前繁荣。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¹³⁵⁾则通过讨论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宋代军队营利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导致军中腐败，并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强调造成如此弊端的根源则在于鼓励武臣聚敛财富的“祖宗之法”，以及募兵制下军费开支难以为继的窘境。(www.daowen.com)

程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北宋长期对夏战争中的粮食补给方式，氏著《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¹³⁶⁾指出在宋夏战争中，引兵就粮是北宋政府所采取的重要后勤补给措施之一，其具体办法是将沿边士兵由原驻地回撤到后方粮食聚集地，以获得后勤补给。同时认为，由于受到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影响，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即某路宋军固定到某地就粮。此外，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密切相关，宋夏战局的发展使引兵就粮逐渐出现了就粮兵移动范围增大和就粮人数增多等趋势。文章在肯定就粮措施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注意到引兵就粮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即守边军队回撤就粮削弱了沿边地区的军事力量。为此，北宋采取了分番就粮和分时就粮等办法弥补缺欠，这使引兵就粮得以长期实施，并在宋夏战争的后勤补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氏著《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¹³⁷⁾，认为屯田是北宋西北地区守军保证后勤补给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屯田的发展与宋夏战争的进程密切相关。进而以康定、庆历时期宋夏之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为例，指出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分布与规模直接决定了夏军的进攻方向以及战役的爆发地;同时，战斗的战局结果又反作用于沿边屯田，大大促进了战役发生地区后勤经济的发展。此外，氏著《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¹³⁸⁾一书，对百余年宋夏战争中北宋政府长期面临的沿边驻军粮食补给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研究。认为北宋政府为保证前线粮食供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后勤补给体系，以各种手段来满足沿边的后勤需求。这些补给措施包括屯田、运输、入中和籴、引兵就粮等，它们互为补充，并在地理上具有明显而清晰的表现。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以堡寨为依托制定了一套保护体系，随着堡寨功能逐渐转为屯田、护耕和疏通粮道，上述各项后勤补给措施的进行也得到有力保证。关于北宋政府对西北战场作出的横向与纵向规划，作者也多有阐述，认为横向规划表现为以河谷为轴线设置的诸安抚使路，纵向规划则表现在建立了以关中为核心的诸多圈层。本书结论指出:北宋政府在对夏作战中所采取的各项后勤补给措施，其产生、发展以及在地域上的表现和差异都与宋夏战争的形势和西北战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后勤补给方式也不相同，宋军根据地理环境的特点选择了最适合本地区的补给方式，既要及时补充前线的粮食需求，又要将后勤补给带来的经济消耗降低到最小。正是依靠这些补给方式的相互结合、补充，对夏作战的宋军才得以在西北沿边地区长期屯驻。氏著《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差异》⁽¹³⁹⁾则提出，屯田作为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宋夏灵州之战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由临时补给措施转化为常规补给方式。庆历时期，西北屯田在鄜延路、泾原路形成两大中心区域，并分别向宋夏边界东北部和西南部扩展。但由于受地理环境以及战争因素的影响，北宋中后期，出现了屯田向宋夏东北边界的扩展活动发展缓滞，而在宋夏西南边界扩展却极为顺利的不同结果。

就南宋的军粮筹措，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消耗与筹集》⁽¹⁴⁰⁾指出，为确保川陕战区足够的粮食供应，南宋采取了多种渠道筹集军粮，主要包括:籴买粮食、屯田与营田、因粮于敌、民众捐献、招诱豪强出献、家计寨自筹粮饷、分兵就粮、商人入中、以常平仓米充作军粮等。雷震《南宋沿边屯田的原因及其作用》⁽¹⁴¹⁾对南宋时期于御金沿边川陕、荆襄、两淮地区所开展的措置屯田行动进行论述，认为沿边屯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充实边备、稳定边防的积极作用，军费的部分自给同样缓解了他路的经济负担，从而奠定和保障了南宋王朝偏安的基础。

除以上所述外，相关研究还有日本学者西奥健志《宋代市籴制度的财政背景》⁽¹⁴²⁾一文，对宋代军队粮食供应也有相当涉及。

(三)马政

战马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物资，其管理状况直接影响军队的作战特点和效果。唐宋时期的马政便存在不同的变化，近年也有学者论及。唐代前期，马政运行良好，战马供应充足，促进了唐帝国军事的强大。中唐以后，随着藩镇割据的影响，马政逐渐遭到破坏。宋建国后，马政管理逐渐得到改善，但在西夏崛起后，传统的良马供应区丧失。而战马的短缺直接影响到宋朝马政，致使其更多依赖步兵军种，从而制约了两宋军队的快速机动的应战能力，难以实施远程运动作战，而偏重于守城防御战。

余和祥《唐宋时期的马政初探》⁽¹⁴³⁾提出:从马政的机构设置上，唐代开始了名副其实的马政。从中央到地方，马政的管理机构是健全有效的。然而自“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的影响，马政开始遭到破坏。这种状况，至五代十国时期愈演愈烈。宋朝建国后，马政全面得以恢复，并在此基础又有发展。马政的“官司之规”更为完备，马政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宋神宗期间的王安石变法，是宋代马政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以后由盛转衰，牧马机构臃肿繁复，官吏增多，而效益急剧下降。牧监废置不常，人员转迁不定，牧马数量每况愈下。宋徽宗以后直至南宋灭亡，马政从机构到实践，已基本消亡。从马政的实践和效果上看，唐代尽管机构设置处于创始摸索阶段，然而牧马的实践效果非常可观。宋代虽然在机构建设的投入上，较唐代大为加强，但落实到马政的规模和成就，却始终难望唐代前期之项背。

汤开建、杨惠玲《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¹⁴⁴⁾以宋金时期地处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安多藏族部落为主体，就其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马贸易兴盛的原因在于:安多部落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有着严重依赖性，以及以宋朝为主的中原王朝出于国防与战争压力对战马的渴求。边州市马与蕃部贡马则是双方马贸易的主要方式。魏天安《南宋广西买马制度》⁽¹⁴⁵⁾研究表明，南宋时期，邕州横山寨是重要的买马场，每年从大理国等地买马1500匹以上，多时达3000余匹。买马由广西经略司主管，买马本钱从广南食盐等地方财政收入中筹措，马价以银为本位货币计算。对马的标准、定价、招买、结纲押运、验收及其相关官兵的奖罚，均制定了明确的条规，广西买马成为南宋战马的重要来源。至蒙古占领大理国后，马路遂断绝，广西买马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