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武将群体与武将个案研究

(一)武将群体研究

以往学界对武将的研究，多侧重于人物个案方面。而对于武将群体的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进展。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³⁸⁾一书首次对北宋武将群体进行了探究，所论述的武将群体范围主要包括从事军事及与军事有关活动的中级及以上武官(含武职)。在第一章《北宋武将群体的主要构成》中，作者据《宋史》有关传记统计出北宋武官480人左右资料，依此将其出身划分为以下类型: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成员、文人文官从军、武举选拔、宦官、蕃将、吏人、宗室等等。并指出其中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及外戚成员四类武将，是北宋各时期武将群体中的主要力量。文章进而就仕宦、事迹等要素对分属于各出身类别之武将个体，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第二章《北宋武将群体主要类别的作为》主要对构成北宋武将群体主要类别的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外戚及文官等类出身武将的作为，分别加以考察和评述。结论认为:在北宋武将群体四个主要类别中，将门世家、军班行伍出身者虽然存在着自身的诸多问题，但其中名将众多且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在潜邸亲随和外戚成员类别中，则不仅罕见名将，而且不乏能力低下、品行低劣者;文人为将，人数虽不多，却因普遍素质较高，故而表现过于拙劣者有限，反而亦有名将身影出现。汪圣铎、孟宪玉《宋真宗的潜邸旧臣考论》⁽³⁹⁾一文，包含了对宋真宗潜邸出身类武臣的研究。认为潜邸旧臣是宋真宗朝的重要政治力量，群体成员文化素质较高，且文官数量居多。但总体而言却存在武将官大而无功，文臣无为而因循之弊，没有利用和平有利之形势，改革政治，发展生产;而是和真宗一起因循守旧，继续延续太宗朝后期的保守政治，对宋朝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顾宏义、孙建民《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⁴⁰⁾钩辑了关于北宋初大将自晦、自污现象的史料，认为宋初武将不勤政务、甘于平庸的群体性格的形成是出于应对统治者，尤其是宋太宗对武将的猜忌心理。为求自保，大将们或忠谨逊言、不理政事，或佞佛崇道，贪财聚货。流弊所致，严重挫伤了国防军事力量。陈峰《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⁴¹⁾以北宋初期统治者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对大量武将在此背景导向下所作出的适应与转变进行了个案考察，指出武将群体五代时强悍跋扈的精神面貌在宋太祖时转变为谨慎、谦恭，并最终在宋太宗的刻意打压下定型为庸碌、萎靡与怯懦。陈峰、张明《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⁴²⁾通过考察北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之政治遭遇，探讨了武将在北宋中叶所处的地位境况，究其原因，乃是宋初以来“重文轻武”、“以文驭武”政策一以贯之，变本加厉所致。压制、蔑视武将的社会意识改变了武将的群体性格，成为北宋武事不振的原因之一。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⁴³⁾着眼于北宋武将作为个体的军事领导素质及作为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对北宋武将群体素质进行整体考察，发现武将群体素质存在明显下降的趋势。认为其原因在于由统治者刻意营造的“重文轻武”社会风气与“以文驭武”治军原则共同作用下所造成的文武隔阂。将门现象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同时将门又是武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峰《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⁴⁴⁾对中国古代的“将门”现象进行回顾和考察，并以北宋为例，从整体角度对此现象作出断代史剖析。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但“将门”现象却被延续下来，将门在北宋武将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进而将北宋将门分为开国将领之家、前朝遗臣故将及新兴将门之家三类分别加以描述。并探究北宋将门出身者在武将群体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既有承袭历史传统的因素，即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基本缺乏制度化，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仍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又有北宋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即推行募兵制度使从军更加职业化、宋皇室对上层武将家族给予优待甚至与其联姻、荫补作为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武将家族间相互联姻等。最后文章指出，北宋将门中也存在诸如能力不断退化以及坐享富贵等痼疾问题，其原因在于武将任用过多地依赖家门和荫补、“崇文抑武”国策造成的文武间鸿沟令北宋将门在职业自信和荣誉感上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以及长期对武将处处设防使得将家大都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宋廷能有效地将“将门出将”现象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虽然杜绝了“将门”势力的膨胀，却也对其自身的职业角色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此外，氏著《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⁴⁵⁾则对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即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进行深入考察与探析。认为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逐渐成为以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并为后嗣帝王所沿袭。由此皇室得到了一些重要将帅家族的支持，同时也造就了如曹彬、李处耘、高琼等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氏著《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⁴⁶⁾就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及影响进行讨论，指出宋代武将的培养选拔体制与以科举为主的文臣体制不同，是建立在沿袭传统制度基础之上的。其中以传统的荫补和军员转补制度最为重要，而新兴的武举及武学制度发展滞后，影响很小。在此体制下，所培养和选拔的武将，注重的是门第出身、资历和军功，而轻视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在内的综合素质，这难免产生很大的缺陷和消极影响，从而造成平庸、匹夫之勇者居多，善谋略和有胆识者较少的不良后果。 (www.daowen.com)

(二)武将个案研究

在武将群体研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侧重于对诸多武将人物、事迹和相关时代背景进行研究。其中就北宋武将个案探究着力最多的是香港学者何冠环。氏著《北宋武将研究》⁽⁴⁷⁾一书为作者长期从事北宋武将研究的论文结集，由12篇论文组成。其中前4篇涉及的内容较为宽广，包括: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宋太祖朝的武将党争、宋太宗朝的武将党争和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将，其余8篇则为若干武将的个案论述。前者关注的问题包括武将群体的社会流动、武将群体内部之党争、外戚武将群体等;后者则选取了功臣世胄、将门子弟、皇帝亲随、行伍步卒、儒臣为将、外戚统兵等类型作为考察对象，人物涉及马知节、曹利用、刘平、张玉、贾逵、杨文广、狄青、高俅、种师道、种师中等。此书的研究为认识北宋武将的事迹、性格、人际关系以及了解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相关史实，提供了广泛而有益的视角。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褒扬流播广泛的英雄式人物或家族时，也指出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史实;而对或时论针砭、或后世唾骂的角色，也通过透析各种传说的流变过程，还原其本来面目，揭示出被不断夸大罪恶的事实。氏著《宋太祖的从龙功臣李处耘(920—966)》⁽⁴⁸⁾通过考察宋太祖朝武臣李处耘的家世及生平，认为在宋太祖的从龙功臣中，除赵普外，以李处耘的表现及功劳最为突出。但其不幸被赵普排挤，加之英年早逝，以致大志不酬。同时又指出，李处耘所奠下之基础，加之李家后来成为外戚的机遇，这都使上党李氏成为宋初最为显赫的外戚将家。韦祖松《论北宋安徽名将高琼》⁽⁴⁹⁾对北宋名将高琼的功业及家世进行考辑，认为高琼在宋初统一南北的征战中立下功勋，尤其在宋辽澶渊之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促成真宗渡河亲临澶州前线，稳定战局，签订澶渊之盟，从而开启宋辽百年和平的局面。

有关南宋武将个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研究岳飞的主要成果有:龚延明《评岳飞的军事思想》⁽⁵⁰⁾从时人议论与具体战例出发，分析并阐释了岳飞的军事思想，即以德为先、以智取胜、治军以严、临战以勇、用人以信。视岳飞为“杰出战略家和军事家”，并将对岳飞治军经验和治军思想的总结作为全面评价岳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依据。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⁵¹⁾是研究岳飞与南宋前期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成果。作者在重点对岳飞事迹及相关军政史实作系统考辨和论析的同时，也对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及秦桧的主要事迹和罪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意在揭示岳飞所处的时代，及造成其悲剧的背景。在对岳飞事迹进行的考辨当中，作者指出，经过后世对岳飞史事层累地叠加，今日人们所熟知的岳飞形象，已非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而成了半神半人。作者的研究，正是力求剥离这些附会与杜撰的成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另外，是书还将岳飞的军事思想总结为: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以正己为治军前提，恪行“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等四个方面。陈桂炳《略论刘锜被罢兵权》⁽⁵²⁾由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在取得柘皋大捷后旋被罢兵权一事入手，分析此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宋高宗为加强君主专制而采取的抑制武臣措施。认为高宗所行一系列削夺大将兵权的措施对于宋金对峙下的南宋方面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陶喻之《吴玠死因辩诬》⁽⁵³⁾认为，吴玠并不是死于挟妓和吸毒，而是死于腑脏寄生虫病。曲解吴玠死因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不符合战时实况，更与吴玠的一贯为人秉性不相符。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宋史》论述有失偏颇。就此问题，引起了学者积极回应。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⁵⁴⁾经过旁考多种史料，认为《宋史·吴玠传》中关于吴玠“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的记载不误。王智勇《从吴玠死因之争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⁵⁵⁾赞成前引顾文观点，并主张对陶文所引洪迈《夷坚志补》的内容，应作具体、更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将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八《吴少师》中之吴少师断言为吴玠并不准确，其所指抑或可为吴璘。文章最终指出，治史者在对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引起足够重视的同时，更应对其所载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解读。舒仁辉、陈仰光《论吴氏抗金在南宋军事史上的地位》⁽⁵⁶⁾对吴玠、吴璘兄弟所领导的抗金活动进行评述，认为吴氏兄弟力保全蜀，粉碎了金人欲通过四川对南宋进行迂回包抄的企图，为巩固南宋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结合宋金和尚原、饶凤关、杀金坪等系列战例，对吴氏抗金的军事思想作出总结。李贵录《“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⁵⁷⁾考察了南宋初年宋金陕西富平之战后“曲端冤狱”一事始末，认为曲端冤死，主要是因张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罗织罪名陷害所致。此事几令陕西人心尽失，其消极影响远甚于富平战败。陕西陷失，使南宋丧失对中原的夹击之势，终成偏安之局。黄宽重《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⁵⁸⁾一文将贾涉置于南宋中期对外事务纷杂的背景中考察，试图突显此类人物及其角色扮演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之作为了解13世纪中国境内政治社会的冲突与融和变化过程的基础。认为贾涉身处宋金蒙三国势力交错兴替的非常时期，对山东忠义军的处置方式是其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