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文武关系与治国方略

(一)宋代治国方略与文武关系

宋朝时期，其治国方略与文武关系无疑是当时影响王朝演进的重大问题，陈峰就此专题撰写了系列论著加以深入探究。氏著《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²²⁾从详细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指出这种变化是逐渐向着抑制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则在于防范将帅操纵军权、左右政局所采取的“以文驭武”及“崇文抑武”方针政策的影响。氏著《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²³⁾一书第三章《北宋武将在枢密院地位的变迁》立足于对北宋枢密院长贰文武出身所作的统计，反映出在北宋的167年期间，枢密院内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武将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作为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在是书第六章《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及其影响》中，作者则针对以往学界使用“重文轻武”一词概括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所可能引起的“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误解，特提出“崇文抑武”概念对宋代治国方略进行深刻阐释。指出“崇文抑武”的含义当理解为:“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指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并认为北宋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但随着其被不断加以推行、贯彻和放大，并与“将从中御”相融合，所派生出的畸形的“以文驭武”之策，则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是北宋专制皇权与文官士大夫集团利益结合的产物。在“内”与“外”的关系上，强调“守内虚外”，以内部稳定和发展为重心，不事开疆拓土。这个方略和政策的长期推行，对维护北宋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影响了边防建设。氏著《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²⁴⁾考察了突出存在于北宋政坛的“文不换武”现象，认为这一文武隔阂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崇文抑武政治取向。由此影响到社会风尚及价值观。氏著《何去非的选择与宋朝社会时尚》⁽²⁵⁾一文则透过曾六次科考落第，但却以饱读兵书，精于谈兵而得授武职的何去非终因耻于为武，渴求改换文资的事例，解读北宋的文武取向与社会时尚。指出宋代“守内虚外”与“崇文抑武”的政治导向，是造成文武隔阂，导致士人崇尚文资、羞于武职的根本原因。何去非的兵学思想也因如此隔阂而与实战检验相脱离，终难逃空谈之弊。李贵录《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²⁶⁾着眼于展现北宋仁宗朝文臣余靖与武将狄青之间关系由疏转亲的变化过程，认为尽管二人关系能有如此突破，但在宋朝“右文抑武”政策的氛围中，文臣对武将的偏见仍难改变。

有关宋代统治者对文臣武将的角色定位，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²⁷⁾围绕宋初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及“宰相须用读书人”说法之事实与附着其上的层累式塑造结果进行文本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提出:关于宋代士大夫对于“本朝祖宗”“立制垂范”的许多阐说，假若逼近历史的细节，则会发现其中的某些说法经不起验证。然而宋人曾经那样表述，也大多那样相信，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人的“本朝史观”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文章认为，宋太祖“欲武臣读书”的说法体现了其御将之道，首要目的乃在于将武臣改造成明了尊卑名分、自觉维护治国秩序的将佐官僚;而“用读书人”的说法，核心在一“用”字，意在令读书人为太祖所用，为建立统治秩序、安定赵宋政权所用。但实际上，无论是“欲武臣读书”还是“用读书人”，导向的实现都是相当有限的，非但武臣实践“读书”者有限，太祖等人对于文士的任用，也更多地着意于建构统治秩序，着意于文武制衡;对于他们以往所不熟悉的读书人，并非完全放心倚用。太祖更多的是在以个人能力恩威并施控驭文武、平衡文武关系，同时允文允武，提倡文武兼长。但在太祖之后诸帝，都仅能在提倡忠顺谨循方面下工夫，致使文武分途。其中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此后士人们方通过科举等方式涌入仕途，开始在国家政治与制度运转方面有所作为。文章最终强调，10世纪中叶以来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及文武关系的演变，并非如宋人通常所说，是取决于“祖宗”远见卓识的突然转折，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陈峰《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²⁸⁾，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武分途后文臣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为。认为宋朝开国以来逐渐确定的治国方略以及处理文武关系的政策，使得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宋太宗朝后期内政外交路线的引导之下，科举出身的文官在政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宋真宗时代，王朝终于完成其政治上的选择，科举出身的文官遂成为统治的政治中坚力量，走向政治舞台的最前列，亦即以不同于以往的身心继承了士大夫的衣钵。从此士大夫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并勇于承担政治责任，自然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进而阐述宋统治者采行上述政治选择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即门阀世族势力消亡之后，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的地主阶层精英分子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同时，通过这一途径成长起来的官僚队伍没有军功贵族、门阀士族的稳定特权，更没有藩镇跋扈的资本，因此他们只能更诚挚地效忠帝国，成为皇权统治的可靠工具。最后文章总结了承担治国角色的文官士大夫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现实，特别是剧烈的边防战争时，受自身背景、特点与局限性的制约，容易深陷儒家政治理想与现实复杂世界的冲突之中。

由唐入宋后，武官制度与军政体制发生了怎样变化?赵冬梅《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²⁹⁾一文认为勋赏问题是国家和武人的关系问题，是古代国家如何处理武人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故而从勋赏的独特视角阐释文武分途制度产生的根源，探讨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武选官与军职分立制度及其意义。该文指出:宋代文、武官截然分为两途，而武官又分为武选官与军职两个序列，武选官以武阶标志阶秩，以非职业军人而参与统兵，分散了三衙的统兵权，是枢密院——三衙体制之外的又一保障兵权安全的制度;禁厢军将校则称军职，职任与阶秩合一。文官与武选官有换官之制，但严格说来，这只是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军职则只有换授武选官之制，称为“换前班”，而无换授文官的制度，文官也没有换授军职的制度。军职与文官完全隔离，互不相通，此外军职之换前班，所授差遣也以统兵为主。文武分途与武选官、军职分立合在一起，从制度上将职业军人完全排除在非统兵行政职位之外。这个设计精巧的体系，确保了素质较高的文官对于国家主干行政职位的垄断，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武选官和军职)满足了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武人对官职的欲求，又将职业军人的迁转限定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圈子里面。从而杜绝了武人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分享要求。由此，长期困扰中国古代国家的勋赏问题真正从制度上得到解决，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军队战斗力的降低。范学辉《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³⁰⁾通过考察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历朝宋人对于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本朝军政体制所做出的论争、批评及改革倡议，指出: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如此遂导致了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多议论而少成功”的恶性循环。宋朝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因此始终未能改变。(www.daowen.com)

(二)宋代的驭将之策

宋代的驭将之策问题，近年来又有一些研究进展，就驭将之策的演变发展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等方面皆有新的研究成果。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³¹⁾一书第七章《北宋驭将之策的演变及其影响》着重论述了北宋驭将之策的演变过程，并就其影响做出评价。指出宋太祖朝为防范禁军主帅乱政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对于巩固统一、稳定政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至宋太宗朝出现转折，僵硬、极端化的驭将之策中既钳制又放纵的互相矛盾的内容，加上“崇文抑武”方略的影响，更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使武将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摧残了其应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导致自卑意识弥漫军营，促使其追求享乐安逸，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更重要的是，这一驭将之策被视为祖宗之法而奉行不悖，对后世继承者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至宋真宗朝及其之后，驭将之策中的“以文驭武”手段逐渐推广，相应而来的消极影响遂进一步加剧。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边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北宋在御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反映为“声容盛而武备衰”。张明《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³²⁾的研究表明，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逐渐形成了一套看似内在矛盾的驭将政策。即一方面，通过种种措施对将官权力进行削夺，大行猜忌和防范之法;另一方面，却纵容将官在物质上的奢靡腐化，乃至于在刑罚上对其姑息宽贷。进而指出此政策使北宋中期以后，在军政上出现了“将懦兵骄惰”的现象，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国防实力。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³³⁾认为不论从独揽禁军日常训练、调动和将校任免权，还是战时或御驾亲征，或居中遥控，不授大将以重权，都表明宋太祖是“将从中御”的始作俑者。分析“将从中御”是宋太祖基于宋初人心未固、军情不稳等具体政治、军事形势所采取的针对性很强的举措，也取得了巩固北宋政权的良好效果。但此后宋太宗在主客观诸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照搬“将从中御”，由此加剧了宋军在对辽战争中的惨败，遂难逃后人诟病。

对于宋太宗及之后滥用“将从中御”具体化措施的消极影响，陈峰进一步从多个方面作出分析。氏著《“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³⁴⁾一文以宋太宗所创制“平戎万全策”为例，剖析了宋朝盛行的皇帝赐将帅阵图的具体内容与成效诸问题。指出“平戎万全阵”是以步兵为主的防御性阵法，体现以步制骑的意图。但其在实战中却存在僵化的巨大缺陷，尤其难以应付辽军骑兵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文章进而深入分析宋太宗之所以违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指挥原则，并大肆依靠阵图钳制将帅，原因在于宋太宗本人对武将的猜忌心理;以及两次北伐失败后，“守内虚外”方略得以确立，宋朝边防战略最终转为全面防御。陈峰、王路平合著《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³⁵⁾以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为中心，对北宋时期所存在的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的特殊现象进行剖析。认为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尽心机，但因为当政者制阵法授阵图的主要目的在于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因而这些产物恰恰违背了作战的基本原则，束缚了统军将领的手脚，造成巨大的危害。同时指出，当时朝野推演出的许多阵法、阵图大都毫无实用价值，甚至颇多虚妄之作，仅为纸上空谈的图文。陈峰《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³⁶⁾对宋初御边名将郭进的治军事迹进行评述，并探究郭进死于非命的原因。认为郭进与同为宋初名将的杨业命运几乎如出一辙，均因监军的凌辱与逼迫而亡。从而进一步指出造成如此悲剧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宋太宗即位后对统军将帅所采取的诸多猜忌与压制措施。

宋室南渡后，北宋的驭将政策仍得以继承，继续对军政产生巨大影响。王青松《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³⁷⁾通过考察南宋末年刘整叛宋事件及贾似道推行“打算法”始末，探讨了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认为刘整叛宋投元的直接诱因即在于主帅俞兴“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而朝廷对地方统帅军费开支大范围实行“打算法”政令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挽救南宋后期濒临崩溃的中央财政。文章进而指出，上述系列事件所折射出的是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状态，在这种矛盾状态的背后，反映了南宋的驭将政策及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模式。首先，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其次，在军队领导体制上，以总领所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诸军的用度开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依然是把军权和财权进行分离，着眼点则是为求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如此则导致地方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对中央调拨的钱物不能随意处置，而另一方面地方军务的需要，中央又不能一一满足。致使地方往往违反规定，自由行事，从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随着战事的紧迫，二者矛盾的激化，必然令军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结果就是刘整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