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时期军事与政治关系走向

(一)总论

唐宋时期，王朝统治集团在对待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态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即唐朝治国倚重武力，并实施开疆拓土的政策，因此也产生藩镇割据和干预政治的后果;而宋朝汲取了以往兵变的教训，调整了治国思想，抑制武力对政治的干扰，特别是从宋太宗朝后期开始更不断推行“崇文抑武”的方略，并放弃了对外用兵的政策。对此，有多位学者的论著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

李焕青《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¹⁾认为唐宪宗朝因藩镇政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盛世，而矛盾却在激化。唐宪宗中兴，使唐王朝结束了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代，进入了藩镇割据之势横流的后唐时期。日本学者山根直生所撰《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²⁾一文指出，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史书中一直被认为“惑于神仙之说”，而通过对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考察，认为这是淮南节度使实行的一种改革。“它的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使其走向完全独立化。”认为“‘妖人吕用之之党’其实具有下层商人的特性，而且跟扬州周边有盐铁专卖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改革的旗手”。促使唐朝灭亡的原因是当时各州府互相斗争状态的持续，这到五代十国时也成了诸势力的政治课题。

北宋建立后全国政治与军事走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是什么造成了宋代日后的积弱之势?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³⁾一书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作者把握了史料细节，考察了宋初以来统治者对待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态度变化，从中探索历史深层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北宋九朝上起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下迄徽、钦二帝“靖康之难”诸史事的探究，展现了所提出的北宋“崇文抑武”国策从最初产生，到被作为祖宗成法日益强化以至最终定型的变化过程。另就北宋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所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指出:这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以及自卑，而且更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最终影响到中国历史日后的发展走势。李承、宋新夫《宋朝享国与国防制度文化》⁽⁴⁾认为国防制度文化是宋王朝在“内困外扰”政治环境中却能享国长久的重要因素。宋朝国防制度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所践行的“宽典待吏”、“重文轻武”等军事政治理念已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军权制约观、法典治军理念、文人政治观以及忠义爱国精神却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之精华所在。刘旭东、杨晓红《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⁵⁾一文则对“‘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较北宋而异，南宋存在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这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以“守内虚外”作为国策，而是既要“守内”，又必须重视防外。

对于宋初收兵权的问题，又有进一步的探讨。程兆奇《宋初收权得失略论》⁽⁶⁾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论述了宋初太祖实施的强化专制皇权的过程，包括削夺禁军统帅兵权、剪除强藩、析分相权、以文代武。认为这一系列的收权措施是有相当自主意识的制度更张，曾有效的保全了赵氏皇脉，但因过分集权而付出的军队战斗力弱化等代价，对于边患特重的宋代，却又尤具危害性。该文所论涉及宋初军政的特点。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⁷⁾将“杯酒释兵权”视为宋初新贵集团取代留用的后周旧臣的重要举措。文章认为:宋太祖与留用的后周大将之间的关系是战友关系;与自己殿前军中嫡系部下的关系是长官与下级的关系;而宋太祖与亲兵卫士们的关系则更进一层，是“养”与“被养”的关系，是带有强烈人身控制和依附色彩的主仆关系，相比于部下和战友，奴仆无疑更可靠，也更容易驾驭，自然就更易得到提升。因此，宋太祖一朝禁军指挥权的转移，呈现出由留用的后周大将向宋太祖的嫡系部下转移，再由宋太祖的嫡系部下向其亲兵卫士群体转移的明显轨迹。就南宋统治者收兵权与诛杀大臣的问题，顾宏义《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⁸⁾认为宋高宗诛杀岳飞并未违背太祖以来“不杀大臣”的传统，因为太祖誓约所言大臣，仅指文臣士大夫而不包括武将在内。北宋不乏武将被杀的先例，高宗所为，完全与其祖宗猜忌、迫害武将的家法一脉相承。宋志红《论南宋初年韩世忠罢兵权》⁽⁹⁾认为韩世忠从拥兵权到罢兵权，反映了整个南宋军政局面的演变以及宋金关系的变化。他拥兵权在当时是形势需要，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而后来罢兵权又是南宋政局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www.daowen.com)

关于宋朝对战争持何种思想与态度的问题，程民生《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¹⁰⁾根据具体实现过程，将宋初和平统一行动的实践概括为: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从而指出，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应得到充分肯定。陈峰《宋代统治集团以和缓战思想及其影响》⁽¹¹⁾在长时段的背景下考察了宋代统治集团以和缓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认为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长期具有重视武备和积极御边的主流意识，但至宋代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宋朝“崇文抑武”统治方略的推动以及两次北伐失败的影响下，主流意识逐渐形成了以和缓战的应对边患的导向。武力虽然有时也是现实的选择，但宋朝统治集团在精神上却对边防战争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宋代统治思想中的以和缓战意识及其流播，对国家的发展路线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二)军事决策机制的变迁

唐宋时期中央军事决策、统兵与军事机要制度的变化，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¹²⁾认为唐代中央在君相对军国大政进行决策的前提下，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此外，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从最初的行台、天策上将府，到藩镇节度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修明《唐代神策中尉考论》⁽¹³⁾一文提出，神策中尉是唐后期中央神策禁军最高军事统帅，其军职设置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任职人选身份必须是宦官。而唐后期出现的宦官专权以及由宦官专权引发的种种政治矛盾斗争，与神策中尉这一特殊军职的设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李军《略论五代使职官的几个特征》⁽¹⁴⁾提出使职官在五代产生的新特点在于:枢密使、三司使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取得核心地位，内诸司使多由士人充任，并出现阶官化趋势，部分在唐朝业已消失的使职重新恢复，部分使职可兼领外职，即将三省体制与使职差遣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枢密使掌军事，三司使掌财政，中书掌行政的局面，对北宋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军、张军刚《论五代使职官的军事化》⁽¹⁵⁾认为五代军事性质的使职官在继承唐朝的基础上又有创新，许多非军事色彩或在隋唐时期军事色彩较淡的使职都带有了军事意味。军巡使和亲军侍卫使等带有司法色彩的军管系统的产生，意味着五代司法建设的突破;枢密使、三司使更多的涉足军事;出于军事考虑，恢复了营田使的设置。这都反映了五代动荡中又有革新的社会特点。

而特就枢密使与枢密院制度予以探究，则有如下多篇论文:黄洁琼《唐代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之比较研究》⁽¹⁶⁾谓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成为左右中枢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宪宗元和年间基本确立的枢密使制，使宦官参政合法化，德宗贞元年间确立的神策军护军中尉制则标志着宦官对中央禁军领导权的最终确立。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也因此成为最有权势的宦官，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戴显群在《五代的枢密使》⁽¹⁷⁾指出:五代枢密使承袭唐制，但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如以朝士代替宦官任枢密使且职权进一步扩大以及兼管军事乃至主持征伐等。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古代枢密使正是沿着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的趋势发展，而五代的枢密使仍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¹⁸⁾，从枢密院长贰的文武出身变化入手，论述了其与北宋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因探究的主旨围绕系列问题展开，此处从略。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¹⁹⁾就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枢密使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指出了唐宋时期“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一变而任用亲信僚属，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却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机构逐渐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晚唐以来枢密院职能性质的演变以及宋初枢密院长官人选背景的分析，探索该机构性质在北宋初年逐渐转变的曲折轨迹。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²⁰⁾ 对学术界所存在的关于宋代相权因枢密院分割而削弱之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两宋时期，宰相的军权自始至终一直存在，并且渐次得到加强;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枢密院的权力、地位逐步削弱，并最终沦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同时提出宋初所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乃在于如何削夺唐末、五代以来威胁皇权、影响政权安危的禁军和枢密使权力，而非长期大权旁落、徒具其名的宰相相权。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是以解决禁军和枢密使问题为核心的，而以枢密使专司军政的目的恰好在于分割、削弱枢密使权力，实现还政于宰相。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²¹⁾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枢密院长贰人选入手，进一步论述了唐五代北宋前期枢密院制度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