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文体娱乐活动与“唐宋变革”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体娱乐领域。有关学者对此有所研究，大多认为其主要表现有下面三点。

(一)文体活动的商业化趋势

程民生在《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一文中指出:宋代的市民文艺具有“商业气息浓郁”、“形成文艺市场并使文艺商品化”、“追求感官享受的娱乐性”等特点，反映了“宋代城市的成熟和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³¹⁹⁾。龙登高在《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一文中认为:“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³²⁰⁾谭凤娥在《试论宋代的市民文艺和商业》一文中说:“在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的大型群众文娱活动里面，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呼吸沐浴到的是那浓郁的唯利是图的商业化气息。文艺与商业的联姻，促成了各种经过长期孕育的市民文艺的成熟。它推动了整个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即市民将时代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结构纳入了经济生活的运行轨道之中。”⁽³²¹⁾

瓦舍、勾栏作为宋代商业性的娱乐中心和演出场所，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重点之一。迟崇起在《论瓦舍勾栏的文化市场性质》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的瓦舍、勾栏，可谓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其独特性即在于，它与传统的非经营型的文化娱乐活动方式迥然有别，而以产业经营的方式从事文化娱乐活动，因而具有文化市场的性质。”⁽³²²⁾吴晟在《宋代瓦舍的创设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认为:“经营管理、演出竞争的商业化，形成瓦舍文化鲜明的商业性特征。”⁽³²³⁾黄伟在《宋代体育与宋代社会》一文中指出:宋代“瓦肆里一般都有相扑表演”，“反映了体育商品化的趋势”⁽³²⁴⁾。朱东方在《南宋体育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一文中认为:南宋“体育的发展呈现出表演化、技巧化、商业化、职业化的倾向”⁽³²⁵⁾。

节日期间，娱乐性消费最为集中，娱乐性市场达到高潮。朱瑞熙在《宋代的节日》一文中已论及宋代的节日娱乐性、商业性在增长⁽³²⁶⁾。吴晓亮在《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一文中指出:宋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节庆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也由此带来日益扩大的节庆消费，形成一种起自精神或文化，最终又与物质享受相融合的消费”⁽³²⁷⁾。魏华仙在《宋真宗与宋代节日》一文中认为:“宋代是传统节日文化的成熟、丰满时期，娱乐活动丰富多彩。”⁽³²⁸⁾康瑾娟在《从节日民俗词看宋代的节日经济》一文中指出:“节日的经济蕴涵在节日的文化氛围中。宋代节日经济中，节日经济消费的全民化、节日经济交换的规模化、节日演进与经济利益的双赢在宋代的节日民俗词中都有着广泛的展现。”⁽³²⁹⁾

在宋代，商业娱乐广告已相当流行。张金花在《宋代的广告与城市市场》一文中指出:“宋代广告既反映了城市市场的繁荣，又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适应和推动了宋代城市市场的发展，广告和城市市场之间呈现出以城市市场为主导的互动共荣的发展态势。”⁽³³⁰⁾罗铭在《宋代商人的广告意识特点简析》一文中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宋代商人重视广告的宣传促销功能，不断丰富广告的形式。”⁽³³¹⁾魏岚、陈刚峰在《论北宋时期商业广告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北宋时期，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广告也空前繁荣，形成了城市市场与广告之间的互动关系。”⁽³³²⁾李鹏涛在《略论宋代非纸质广告媒介》一文中认为:宋代“对广告媒介的利用由单一形式趋向多样化，出现将‘告示’、‘样品’与声势浩大的游行宣传、文娱活动、免费品评相结合的综合动态广告”⁽³³³⁾。(www.daowen.com)

(二)文体活动的大众化走向

为赢得商业利益，必须更广泛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体活动的商业化与大众化趋势是一致的。余江宁在《论宋代京城的娱乐生活与城市消费》一文中认为:宋代“新兴市民开始占据娱乐生活的主体，这与当时城市相对廉价的消费水平是不无关系的”⁽³³⁴⁾。吴晓亮在《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一文中指出:宋代“大众性的享乐消费异军突起”。其特点是:“为大众提供了观赏各种表演的场所”;表演“内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黄伟在《宋代体育与宋代社会》一文中认为:“宋代不少体育项目一改或为宫廷独有、或为众所鲜为的旧貌”，“逐渐步出宫廷、府第而走向社会，为一般市民所享有，如马球活动”。

与大众化走向相适应，宋代的娱乐活动呈现出通俗化趋势。龙登高在《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一文中认为:“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如说唱表演，于天池和李书在《宋代说唱伎艺的演出场所》一文中指出:“宋代的说唱伎艺极为普及，成为典型的市民文艺形式。”⁽³³⁵⁾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中更是从总体上认为，包括娱乐活动在内的宋代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是从“雅”到“俗”⁽³³⁶⁾。所谓“雅”即符合上层社会需要，“俗”即适应下层民众需求。

(三)体育运动对抗性减弱、技巧性增强

黄伟在《宋代体育与宋代社会》一文中认为:“宋代及其以后，力量型、竞技型体育日渐衰落，文人从事体育活动鲜少。”他以激烈竞争的马球、足球为例，由于为士大夫“所不容”，“已呈衰落之势”。“唐代盛行的步打球活动，宋代已演变为非对抗性体育项目”。而“棋类、投壶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流行”。施惠康在《宋代的球类运动》⁽³³⁷⁾一文中指出:宋代的捶丸“由步打球改革而成，变原来有身体冲撞的直接对抗比赛为比较和缓的间接对抗竞赛”。他在《宋代的球鞠之戏》⁽³³⁸⁾一文中认为:宋代的球类运动“运动技巧提高了，娱乐成分增加了，参加人数也扩大了，不管什么政治身份，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

与上述看法不尽相同，张元在《南宋城市体育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宋代“轻体意识与重体实践相交织”。一方面，“宋代统治者在思想是轻视体育的”。在当时，“那些弄水使棒、打球蹴鞠、射弓弩者被称作‘闲人’、‘闲汉’、‘贱人’、‘食客’……被人瞧不起”。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很重视武事和体育。为了选拔武艺人材，统治阶级兴武举，办武学。为了享乐，他们养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文体专业队’”⁽³³⁹⁾。对于宋代人们在思想上轻视体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其根源在于朝廷崇文抑武的政策和社会上重文轻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