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围绕“婚姻不问阀阅”的争议

某些研究诸如探讨新娘从坐花车到坐花轿的变化、唐宋婚俗中喝交杯酒的差异乃至提倡中表婚、禁止族际婚之类，虽然属于唐宋婚姻领域的变化，但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其内容与“唐宋变革”无关，不属于本文回顾的范围。而笔者的《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外是从婚姻的角度，为唐宋社会变革提供证据”⁽¹⁷³⁾。其主要内容与“唐宋变革”相关。婚姻自来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众所周知，最早在南宋时，史家郑樵就从婚姻的角度揭示唐宋社会的变革:“自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如今研究者们的有关争议大致围绕如何理解“婚姻不问阀阅”而展开。有关争议可归纳为三点。

(一)不问阀阅与门当户对

笔者在《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一文中认为，不问阀阅不止确有其事，而且构成了宋代婚姻制度的一大特色。其主要依据有三:一、“士庶婚姻浸成风俗”;二、后妃“不欲选于贵戚”;三、宗室婚姻“不限阀阅”。从唐代“士庶不婚”到宋代“不问阀阅”，显示唐、宋两代人们选择配偶的标准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表明历史的车轮已经迈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时期，进入了典型的官僚政治阶段，是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个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历史性进步⁽¹⁷⁴⁾。

陶晋生一方面赞同“北宋士族的婚姻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不问阀阅’，士庶之间通婚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又强调“北宋士族婚姻的第一个特点是士族之间相互为婚姻”。他以王旦、韩亿等家族为例，说明北宋士族在婚姻方面仍“讲究门当户对”，“标榜他们是名族，夸耀其祖先的飞黄腾达”。甚至认为:“至十一世纪中叶，士族联姻似乎已达到了形成‘新阶级’的程度。”⁽¹⁷⁵⁾黄宽重指出:“宋代婚姻现象相当复杂”，不问阀阅“只能显示历史趋势而非社会全貌”⁽¹⁷⁶⁾。王善军《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一文中，具体地论证了王氏联姻“注重对方家族的现实政治地位”即门第。他指出:“在王氏家族子弟所娶之妻中，其家族大多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在王氏家族女子所嫁之婿中，大部分也是门当户对的。”⁽¹⁷⁷⁾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将“阀阅”等同于“门第”。朱瑞熙等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认为:“宋代不像唐代那样，婚姻重门阀世族”，但“重新科举官僚”⁽¹⁷⁸⁾。姚兆余在《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一文中指出:“‘门第’和‘阀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一个家族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地位，后者主要指一个家族以往的历史。‘不问阀阅’并不等于‘不问门第’，而是可以不考虑姻亲在‘历史上’的门第，但却不能不重视其近世的门第。”⁽¹⁷⁹⁾台湾学者彭利芸在《宋代婚俗研究》一书甚至认为:“宋代婚姻门第观，表现得比汉、唐更为严格而具体。”⁽¹⁸⁰⁾可惜并未详加论证。

(二)宋代婚姻论“财”与论“才”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又问什么?《历史研究》1986年继《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之后，又刊载了方建新的论文《宋代婚姻论财》。论文揭示了宋代婚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社会倾向，并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影响及其形成原因。他认为，宋代婚姻论财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妇女身份的商品化，婚姻也深深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变成了赤裸裸的讨价还价的商品交换的过程”⁽¹⁸¹⁾。宋东侠在《宋代厚嫁述论》一文中指出: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义利观念的根本转变，导致婚姻关系中的门第婚让位于财婚，婚姻论财成为一种颇具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又不可避免地促成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厚嫁风气，给当时社会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¹⁸²⁾。(www.daowen.com)

继《宋代婚姻论财》之后，《未定稿》杂志又刊载了笔者的论文《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论文的主要论点，简而言之，即宋代婚姻论“才”。笔者认为，“如果说‘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约定俗成，标志着魏晋乃至隋唐是极端讲究门当户对的时期，那么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便意味着两宋是相当标准的郎才女貌时代。”“就实质而论，榜下择婿只不过是‘尚官’的表现，仍旧是以地位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榜下择婿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新的门当户对的一种特殊手段。”总之，此风的出现、形成和发展，折射出由魏晋经隋唐至两宋，社会从“尚姓”到既“尚姓”又“尚官”，再到“尚官”的前后变迁⁽¹⁸³⁾。吴旭霞在《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一文中说:“婚姻重科举士人是宋代婚姻史上的一个较重要的特点”，“它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分不开的”⁽¹⁸⁴⁾。朱瑞熙在《宋代社会风尚概述》一文中指出:“宋代人们在婚姻上，把乡贯、族望放在次要地位，而更加重视对方及其家属的官职或钱财。贵戚们择婿，不重视男方的家世，只要省试中榜，即符合标准。”⁽¹⁸⁵⁾

其实，宋代婚姻论“财”与论“才”并非绝对对立，非此即彼。邓小南指出:在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并不能全然排斥议婚时‘门当户对’的考虑。而所谓‘人物’的‘相当’，无疑与这些条件(指各阶层不同的活动范围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¹⁸⁶⁾。姚兆余在《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一文中认为:“由于每个家族的家境状况不同，价值观念和治家理念不同，每个家族的择偶标准也就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家族‘以财论婚’、‘以财定婚’，但总体来看，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可以说，重视门第和重视才学，是宋代世家大族择偶的两个主要标准。”

(三)宗女卖婚与进士卖婚

宋代士商通婚的较为盛行，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大直接影响，反映唐宋社会变迁。漆侠在《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一文中指出:“通过婚姻而与官僚士大夫结合”，是商人向官僚地主转化的又一形式⁽¹⁸⁷⁾。而士商通婚往往通过买卖即财婚、卖婚而实现。财婚历代多有，然而宋代的卖婚自有其时代特征。

如果说唐代女性卖婚者多为世家旧族，男性买婚者多为新兴官僚，那么宋代女性卖婚者多为宗室即皇族，男性买婚者多为商人。笔者在《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一文的第三节《宗室联姻不限阀阅》中，分析了宋代“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形成于宋真宗以后，随着皇族人口的剧增，出现了宗室贫困的问题并渐趋严重，以致北宋后期宗室女子竟定价出售，县主“每五千贯一个”。而其买方如“大桶张家”、“帽子田家”之类，大多是财力雄厚的工商业者。吴旭霞在《试论宋代宗室之婚姻》一文中认为，宋代宗室婚姻重门第，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门第观念发生了变化。她指出:“他们往往不顾门第高低，与商人联姻。”⁽¹⁸⁸⁾

如果说唐代卖婚以女性居多，卖婚者以世家旧族为主，他们收取的是“以赔门望”的“赔门财”，那么宋代男性卖婚者为数不少，多为新科进士，他们收取的是“系捉钱”、“遍手钱”。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笔者的《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对宋代“进士娶妻论财”现象均略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