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唐宋社会变革的种种歧见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此说如今在学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不赞成者为数较少，且理由欠充足。如有的学者说:“广泛流行的‘唐宋变革’论者是以唐亡为分界线。”他反对这个看法，认为唐宋之际变革说“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⁵⁰⁾。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指出:“这恐怕是误解，因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大多主张‘唐宋变革’的起点是中唐。”⁽⁵¹⁾然而围绕“唐宋变革”这一论题则产生了种种歧见。早年日本学界的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之争，已为人所熟知，可置而不论。当前，不同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变革的路标何在

关于“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有以“安史之乱”、两税法的实施、唐末农民起义、北宋的建立、“庆历更革”⁽⁵²⁾乃至南宋的建立为标志等多种说法。对此，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唐宋变革”是个长过程。1989年，笔者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死的拖住活的，很难一刀两断。”“何况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这场变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不是以突变的形式出现，而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渐进过程。”⁽⁵³⁾因为是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才出现了以“安史之乱”到南宋的建立为路标等多种说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

二是不宜将唐宋时期等同于“唐宋变革”期。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指出:“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⁵⁴⁾笔者的认识与此大致相同，认为:“这场变革前后经历了两三百年之久，大致开始于中唐前后，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可“把它简要地表述为发生在唐宋之际”⁽⁵⁵⁾。所谓“唐宋变革期”，通常是指从中唐前后到北宋前期。而“唐宋变革”可视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简称。柳立言针对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大泽正昭“把唐宋两代统统算作‘变革期’”，香港学者赵雨乐认为“‘唐宋变革期’是指唐五代迄宋”，提出异议。他说:“将起自中唐终于宋初约200多年的‘唐宋变革期’，拿来泛称从初唐(618年)经五代而至宋末(1279年)约662年的‘唐宋时期’”，是“把‘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混淆”⁽⁵⁶⁾。柳立言的意见值得重视。

三是可以北宋的建立为路标。早在1960年，胡如雷在《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文说:“我觉得，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划分历史阶段最合适。”⁽⁵⁷⁾如此处理，虽然并不也不可能精准，但可以避免“腰斩古代王朝”。作为一种处理方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可见，将北宋的建立作为社会变革的路标并不是宋史研究者的偏见，恰恰是由唐史研究者胡如雷较早提出。

(二)变革的属性如何

关于“唐宋变革”属于什么性质，有许多不同的论断。如钱穆将由唐入宋定性为从门第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化。而漆侠则侧重于经济制度，认为是由庄园农奴制至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演变。又如胡如雷论定北宋的建立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标志。而朱瑞熙则主张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⁵⁸⁾。再如台湾学者黄宽重干脆将其称为“科举社会”，他著有《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一文⁽⁵⁹⁾。而林文勋在《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将宋代社会称为有别于“豪民社会”的“富民社会”⁽⁶⁰⁾。他说:“我们主张将唐宋社会乃至其后的明清社会称之为一个‘富民社会’。”⁽⁶¹⁾这项有新意的研究引人注目，近年来探讨宋代“富民”问题的论著为数不少。刁培俊的《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⁶²⁾、高楠与宋燕鹏的《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⁶³⁾，即是其例。关于“唐宋变革”的属性问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是上述各种说法各有其意义，大多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宋代社会的特质。如称宋代为平民社会，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平民化趋势。称宋代为科举社会，则是当时科举取士制度对社会影响力增大的真实写照。认为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其意图在于表明宋代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主张宋代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目的则在于强调中国封建社会自有其特色，它始终“没有发展到自己的天然终点”⁽⁶⁴⁾。

二是上述各种说法又各有其局限，大多存在涵盖性不强或不够确切的问题。如唐代实行庄园农奴制之说不一定确当，邓广铭早有《唐宋庄园制度质疑》一文发表⁽⁶⁵⁾。科举未必能够左右整个宋代社会，宋代官户、形势户等特权阶级的势力不能低估。关履权曾对科举社会、平民社会一类说法提出异议:“如果认为科举可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那是毫无根据的。更何况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平民’阶级。”⁽⁶⁶⁾有学者认为，富民社会无较为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富民致富方式不同，文化程度迥异，无共同的价值取向，相互缺乏认同感，很难称为一个阶层。总之，无法取得一致、难以达成共识的局面将长期延续。其实，诸说并存的状况并不一定是坏事。(www.daowen.com)

(三)变革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白寿彝与任继愈便有较为明显的分歧。任继愈认为由唐入宋意味着从发展到停滞，他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说:“隋唐以前封建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宋元明以后封建社会制度则开始停滞以至僵化。”⁽⁶⁷⁾而白寿彝则认为从唐到宋意味着继续发展，他在《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一文说:“从907年到1368年(即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⁶⁸⁾对此，需要说明之处有二:

一是与白寿彝相同或相近的学者为数较多。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等早在1959年就明确地指出，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⁶⁹⁾。法国学者谢和耐既是一位唐宋社会转型论者，又是一名宋代社会发展论者。他1959年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2、13世纪时的中国与8世纪时有过最辉煌时期的唐代，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在这400年间中国有了剧烈的变化。”“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⁷⁰⁾。谢和耐后来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大家便会得到一种经济和文化均取得了令人震惊之发展的印象。”⁽⁷¹⁾关履权1983年在《宋史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断言:“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宋代既没有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发生发展，也不是什么平民社会。”⁽⁷²⁾朱瑞熙同年在《宋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多年来，人们总把宋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有人认为汉、唐时经济发展较快，到宋代就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其实，积贫积弱只是表面现象，它只反映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和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能，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看，它要比汉、唐富裕得多。”⁽⁷³⁾他后来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的《前言》中又指出:“历史进入辽宋西夏金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⁷⁴⁾为了反驳“汉唐是盛世，宋代积弱走下坡路”的说法，程溯洛在1986年发表《宋代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若干特征》⁽⁷⁵⁾一文，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类似说法还多，不再一一列举。

二是笔者并不认同宋代社会停滞论，十分赞成宋代社会发展说。我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中曾表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不是下降型的转化，而是上升型的运动”，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发展到停滞”，而“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⁷⁶⁾。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中有进一步的说明⁽⁷⁷⁾。

(四)变革的程度有多大

关于“唐宋变革”的程度究竟应当如何估计，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估计过高。甚至将它同春秋战国之际相提并论:“唐宋之间，是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⁷⁸⁾此说不仅有言过其实之嫌，而且将唐代视为领主制时期，令人很费解。

另一种是估计偏低。如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一书中说:“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从“至多”二字及其所说:“唐朝和宋朝都是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农业社会。”⁽⁷⁹⁾不难看出，他岂止估计偏低，而且不甚认同“唐宋变革”论。

第三种意见介乎于过高与偏低之间。如笔者曾自称“是个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代“是把魏晋南北朝和宋代这两个很不相同的历史时期联结起来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宋代是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但同时又说:“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把宋代无论看作取贵族社会而代之的平民社会，还是视为取中世纪时代而代之的近世时代，都属于缺乏根据的想当然。”⁽⁸⁰⁾

至于“唐宋变革”的具体内容，涉及面甚广。下面将从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角度，分别从社会结构、婚姻领域、妇女生活、家族形态、衣食住行、文体娱乐等几个方面作些回顾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