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从何谓“唐宋变革”说起

如今一说到“唐宋变革”论，人们立即想到日本京都学派即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或进而想到东京学派即周藤吉之、前田直典的“宋代中世说”。一言以蔽之，“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非日本学者莫属。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笔者近年来有关“唐宋变革”论的不少疑问中的一个。近读台湾学者柳立言的论文《何谓“唐宋变革”?》，至少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唐宋变革”是一种历史分期;第二，不能混淆“唐宋变革”与“唐宋变化”;第三，在“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之间不能画等号。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也留下一个疑问，即“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到底属于谁。作者强调:“唐宋变革”论“最早由日本的京都学派提出”⁽¹⁾。其实，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就有反证。然而不少学者都如是说:内藤湖南“第一次试图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容解决历史分期问题”⁽²⁾，他们十分强调“最早”、“第一次”，有学者不无渲染之嫌地描述道:“似乎日本人近一百年前的‘伟大发现’直至今日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所认识。”⁽³⁾“最早”、“第一次”之说眼下虽然流传甚广，其实并不确切。首先是否“最早”、是否真是“第一次”就成问题，其次恐怕不能说中国各式各样的“唐宋变革”论都是日本学者有关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在笔者看来，此说或有数典忘祖之嫌，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一)“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既不是内藤、宫崎，也不是周藤、前田，只怕应当是南宋史家郑樵

“唐宋变革”论是由内藤湖南首先提出吗?何忠礼颇有依据地说“不”:“中国古代学者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也早已有所察觉。”他引用明代史家陈邦瞻所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并解释道:“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⁴⁾此前，葛金芳也曾指出:陈邦瞻认为:“宋代进入(我国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⁵⁾笔者以为，何、葛二位的阐释堪称敏锐，但存在两个缺陷:第一，陈邦瞻认为中国历史经过三大变革，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鸿荒、唐虞至七国、汉至五季、宋以后，而并非三个阶段。这还在其次。第二，更重要的是，“唐宋变革”论者在陈邦瞻之前早已有之，南宋史家郑樵(1104—1162)就比陈邦瞻(1557—1623)资格老，而且要早四百多年。

对于郑樵的那段名言，研究者们均耳熟能详:“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⁶⁾此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观，它准确无误地表明郑樵是个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论者。此外，如北宋沈括、南宋王明清以及清初顾炎武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唐宋变革”有所察觉和论述。他们有关“婚姻之变”、“氏族之乱”、从“豪民”到“田主”等论述，治史者无人不晓，无需一一征引。沈括虽然在时间上早于郑樵，但对“唐宋变革”只是有所察觉而已。至于顾炎武，尽管揭示“唐宋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较之郑樵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时间上毕竟远远晚于郑樵。

就近代而言，在内藤湖南(1866—1934)之前，中国学者夏曾佑(1863—1924)便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对此，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已提及。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⁷⁾一书和《概括的唐宋时代》⁽⁸⁾一文刊行于20世纪初期，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一书大约是20世纪初的讲稿，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印行于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4—1906)⁽⁹⁾。夏曾佑依据历史进化和演变的观点，在其《中国古代史》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此书《古今世变之大概》一节称:“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¹⁰⁾尽管他的认识不一定准确(如认为宋代处于退化期)，论证并不完整(此书仅写到隋代)，但毕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新式分期法，其宋代“近古说”无疑属于“唐宋变革”论中的一种。与夏曾佑的论述相比，内藤的论点更鲜明，论证较具体，但“他们对于中国史的划分，在关于‘三分法’、上古时代的不可信及近世的开端等问题上颇有相似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婉约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说:“内藤于1902年会见过夏曾佑，对他的学问多有褒赞。”据内藤的学生回忆:“先生高度评价夏曾佑的历史教科书”、“总是劝我们一读夏氏之书。”研究者认为:“内藤湖南从夏曾佑的书中，获得了某些启发，引起了思想共鸣。”总之，在中国历史分期、“近世”的开端乃至“唐宋变革”等问题上“甚是相近”⁽¹¹⁾，然而不是内藤影响夏曾佑，而是夏曾佑对内藤有所影响⁽¹²⁾。

需要补充的是，夏曾佑乃至内藤的新式历史分期法均受提倡“史界革命”的梁启超(1873—1929)影响。梁启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中国史叙论》一文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他说:“第一上古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¹³⁾虽然其分期标准和具体断代与夏曾佑、内藤不同，然而已有研究者相当准确地指出:“中国新史学先锋之一的夏曾佑的中国史分期、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三分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梁氏分期说有着内在联系。”⁽¹⁴⁾

(二)长期以来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唐宋变革”论者并不是内藤、宫崎，而是钱穆、侯外庐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唐宋变革”论者可分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唐宋变革”论的形成虽晚于日本学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的产物，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并无简单的因袭、继承关系。

就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唐宋变革”论者莫过于钱穆。此论在他以多年来的讲稿为基础、1939年整理出版的《国史大纲》一书中就有反映。钱穆在论述唐代的制度时，认为:“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不同。”指出:“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强调:“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让受教育讲道理的读书人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并将“士大夫的自觉”称为宋代有别于唐代的新的“时代精神”⁽¹⁵⁾。继《国史大纲》之后，钱穆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文化演进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其主要特征是“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合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¹⁶⁾。由于《国史大纲》作为教材一再重印，而读者往往又将它与《中国文化史导论》合读，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后，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又有新发展，集中地体现在其《理学与艺术》一文中。其要点有三:一是突出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路标意义。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社会。”二是将宋代社会称为“平民社会”⁽¹⁷⁾。如果说《国史大纲·引论》将“中唐以来之社会”视为“平铺散漫之社会”⁽¹⁸⁾，那么此文进一步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社会及门第传统之遗存。”三是强调“唐宋变革”涉及社会诸多方面。他说:“就宋代而言，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学术思想亦如艺术，亦均随时代而变。”⁽¹⁹⁾他在《理学与艺术》中还剖析了由唐至宋，学术思想由禅学到理学即新儒学，书法由以隶体为主的碑书到以行草为主的帖书，特别是绘画上由宗教政治画到山水花鸟画、由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演变。

从时间上说，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早于钱穆。20世纪初期，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就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至于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乃师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与钱穆同时。钱穆的“近代说”与内藤的“近世论”究竟有何关联?钱婉约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指出:“钱穆也把唐宋时代截而为二，把宋元明清作为未命名却相近于近世的时期，并指出它是文学、艺术的隆盛时代。这与内藤近世说的时代划分与所论近世特色不谋而合。”她强调:“并没有发现钱穆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内藤湖南的影响。”⁽²⁰⁾

钱穆的“唐宋变革”论究竟受到谁的影响?从目前已知的某些迹象看，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其前辈学者夏曾佑。钱穆很崇敬夏曾佑，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钱穆反复精研熟读的著作。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道:“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此后余至北平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后来又“细读夏氏书”，订正其“疏失，凡一百七十余条。”⁽²¹⁾二是其恩师吕思勉。吕思勉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历史、地理两课老师，钱穆当时对老师就“争相推敬”，以后又长期保持联系，或通信或登门请益。吕思勉还是其《国史大纲》初版的审订者，对钱穆有“特加赏识之恩”⁽²²⁾。据虞云国考察，吕思勉就是一位“唐宋变革”论者。他指出:“对唐宋之际一系列重大变化，吕思勉表现了充分的关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²³⁾总之，钱穆的“唐宋变革”论有可能渊源于夏曾佑、吕思勉的潜移默化。

除钱穆而外，还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如据李华瑞介绍，雷海宗1936年在《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中，称隋唐五代为“综合与创造的时代”，而宋代则被视为“整理与清算的时代”⁽²⁴⁾。他着眼于文化的纯粹程度和外来成分，同样看不出与内藤的宋代“近世”论有什么因袭关系。又如据朱瑞熙回忆，蒙文通“较早注意到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²⁵⁾。此说有蒙文通1957年正式发表的洋洋十万余言的长篇大论《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作证。此文将周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战国两汉、魏晋六朝、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并一再强调:“这四个阶段中，又以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而且也更为全面。”⁽²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蒙文通自述，他的历史分期主张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形成。他在1935年发表的《评〈学史散篇〉》一文说:“中国学术，自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只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学术思想。第二，蒙文通在赋役制度上突出两税之变、在学术思想上突出天宝、大历之变，表明他所说“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主要是指中唐前后之变。第三，蒙文通强调“庆历更革”，他说:大历以还，“历五代至宋，风俗未能骤变也。旧者息而新者盛，则在庆历时代”⁽²⁷⁾。蒙文通的这些论断，后来被其弟子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论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唐宋变革”论⁽²⁸⁾。(www.daowen.com)

就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唐宋变革”论者当推侯外庐。他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集中地阐述其“唐宋变革”论。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作为第一章。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²⁹⁾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这一转变过程以唐代后期为转折点，到宋代定型。这分明是一种“唐宋变革”论，他之所以强调“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自有其缘故，下文将论及。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提出“唐宋变革”论虽晚于内藤乃至宫崎等人，但其理论与日本学者并无因袭关系。下面两点即是其明证。

一是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与内藤等人不同，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唐宋变革”。他既注重经济基础，认为这一变革的关键在于:“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支配的形态，代替了以劳动为支配的形态。”⁽³⁰⁾又突出阶级斗争，指出:“前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³¹⁾。侯外庐的论著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影响面极广，绝非内藤湖南等人可比。

二是其产生背景是“打破王朝体系”。与内藤等人不同，侯外庐特别强调“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固然由于“唐宋变革”确实肇端于中唐前后，同时又与当时中国内地的研究者普遍致力于“打破王朝体系”这一时代背景关系极大。稍后因舆论导向转变，研究者又普遍认为不能“腰斩古代王朝”，于是“中唐前后变革”说演变成为“唐宋之际变革”论。当然，研究者们通常仍然认为“唐宋变革”以中唐为起点。对此，后面将作具体一些的说明。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学界曾经成为热门论题

查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关报刊，不免引起老年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记忆。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史学战线掀起群众性的修史热潮，既修通史、专史，也编世界史、亚洲史，还写公社史、工矿史。当时所编的中国通史“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于是出现了如何“打破王朝体系”，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应当怎样分期的讨论。笔者当年只是一名大学历史系低年级学生，也置身修史热潮，致力于“打破王朝体系”，对此有些切身体验。在“打破王朝体系”的过程中，出现了“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削减或删去”的倾向。1959年，翦伯赞站出来纠偏，他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这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倒掉。”⁽³²⁾接着，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一文中指出:“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³³⁾于是，研究者们又转而强调一般不要“腰斩王朝”。所谓不要“腰斩王朝”，是指在进行历史分期时，尽量不要将一个王朝的前期和后期分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尽量保持王朝自身的完整性。

1958年的修史热潮有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但随后开展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则并非毫无意义。只是因为不久即进入“文革”前夜，这场逐渐深入的讨论才戛然而止。侯外庐的“唐宋变革”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和提出的。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很多。如1959年，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等在其执笔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³⁴⁾一文中，以生产方式为基础、阶级斗争为线索，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四个时期:形成时期(从战国到黄巾起义)、巩固时期(从黄巾起义到“安史之乱”)、发展时期(从“安史之乱”到元末农民战争)、衰落时期(从元末农民起义到鸦片战争)。又如1961年，漆侠在其执笔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³⁵⁾一文中，以黄巾大起义和黄巢大起义为界标，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战国至黄巾大起义、自黄巾大起义至黄巢大起义、自黄巢大起义至鸦片战争。此后，漆侠又在《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³⁶⁾一文中，“把农民的阶级斗争与封建政治经济诸关系作为统一的整体”，并“以此为线索”，将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些论文中都不乏“唐宋变革”的内容，但人们很难发现它们与内藤等人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关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如雷，他可称为在中国内地学界继侯外庐之后最为明确的又一大“唐宋变革”论者。1960年，胡如雷发表《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文，其主要论点有四:第一，应当“把中国中世纪史划分为封建社会的早期和盛期两个阶段”;第二，其分界线为“由均田制的最终破坏至北宋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即研究者们通常所说的“唐宋变革期”;第三，早期与盛期的断限，以“北宋的建立划分历史阶段最合适”;第四，“唐宋变革”表现在“阶级斗争的变化”、“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生产物的斗争形式之演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各个方面⁽³⁷⁾。此后，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第五编题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³⁸⁾，其中对“唐宋变革”有进一步的阐释。如将“早期和盛期”改为“前期和后期”，增加了“统一集权趋势的加强”一节，进一步论证了“隋唐五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并阐述了“凡是大的王朝不应当腰斩”的主张，为其坚持“以北宋为路标”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论断张目。胡如雷的历史分期法和“唐宋变革”论与内藤等人并无关联，受蒙文通的影响则相当明显。他在《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文和《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一再引证蒙文通在《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中的有关论断。

(四)内藤等人的“唐宋变革”论对我国学界影响越来越大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早在1934年，周一良便有《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上的贡献》⁽³⁹⁾一文发表。或许是由于抗日战争不久全面爆发，内藤论著当时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并不大。有学者推测陈寅恪的宋史观有可能受到内藤《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影响⁽⁴⁰⁾，毕竟只是一种有待进一步求证的假设。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翻译组编译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其中收有体现其“唐宋变革”论的《宋元的经济状况》、《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宋代的煤与铁》⁽⁴¹⁾等文，但是作为内部读物而印行，影响很有限。

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内地学界产生影响并越来越大，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1年，夏应元发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⁴²⁾一文。此后，《中国史研究动态》又陆续刊出有关介绍性文章⁽⁴³⁾。特别是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收录了内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前田直典的《古代东亚的终结》、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等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此后，更有介绍与研究并重的论著问世，如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一书，其第四章为《“宋代近世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观》⁽⁴⁴⁾。

当中国内地学者最初接触到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时，他们的感觉不是欣喜，而是惊诧。按照多数中国内地学者的理解，所谓“宋代中世论”即将宋代视为奴隶制的终结、封建制的开端，而“宋代近世说”即将宋代视为封建制的扫尾、资本主义的起点。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中国内地学者大多至今仍然难以认同。他们只是抽象地赞成日本学者关于宋代进入中国历史上新阶段的见解。至于其具体论点，则认同与不解兼而有之。如果说内藤等人好用“独裁”，而中国内地学者好用“专制”，只是语言习惯的差异，那么内藤等人在阐述“六朝至唐中叶”的历史时，几乎言必称“贵族”，中国内地学者不免感到很刺眼。历史上的“门阀”与“贵族”自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混淆。内藤等人论著中所谓“贵族政治”、“贵族时代”、“贵族阶级”，在多数中国内地学者看来，“贵族”一词均应改为“门阀”或“士族”。至于宋代“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变得和秘书官差不多”⁽⁴⁵⁾一类的说法，中国内地学者大多认为不免言过其实。然而内藤等人的论著毕竟为中国内地学者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如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自称“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笔者孤陋寡闻，在此文发表若干年之后，才从中得知在国外有宋代出现“燃料革命”一说。虽然宫崎在论证此说时，使用了并不完全确切的史料。即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中称:“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这分明属于“过分夸张”⁽⁴⁶⁾之词。然而由于获得了许多新的信息，使得不少中国内地学者从前在侯外庐、胡如雷等人影响下所形成的“唐宋变革”论进一步得到了某些新的印证。90年代以来，正是在内藤等人的论著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刺激下，不少中国内地学者业已形成的“唐宋变革”论逐渐走向深化、细化和具体化。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唐宋变革”论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以修史热潮为背景，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则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的传入和刺激有关。当前关于“唐宋变革”论的探讨，有两大可喜现象。一是史学界热议的范围早已不局限于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二是不仅史学界，而且文学史界、哲学史界都颇为关注“唐宋变革”论。如有的文学史家发表专论《重提“内藤命题”》⁽⁴⁷⁾，探讨内藤、宫崎等人的“唐宋之际转型论”以及“宋代文化顶峰论”、“自宋至清一脉论”。有的文学史家指出:“近十年来，唐宋文化与唐宋文学转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成为唐宋文学研究中最流行的一个‘主题词’，甚至构成一种研究范式。”⁽⁴⁸⁾又如有的哲学史家写下专论《唐宋间中国思想转型及其提供的思考》，将唐宋之际称为“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指出:“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转折阶段，无论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文化史角度看，这一时期都可谓是个重要的分界岭。”并认为:“唐宋之际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向世俗化、平民化、理性化方向的靠拢。”⁽⁴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共同参与，不同学术门类的交叉与互动，势必推动“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总之，“唐宋变革”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介绍和阐释日本学者的有关理论。既要回顾从内藤到宫崎乃至周藤、前田，也要总结从夏曾佑到钱穆，从侯外庐到胡如雷。因此，李华瑞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虞云国的《论吕思勉的宋史观》等文值得重视，而《顾炎武〈日知录〉与“唐宋变革”论》之类或许亦可成为探究的论题。尤其应当着力的，只怕是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从宏观的深度和微观的广度上切实地推进“唐宋变革”论与唐宋史研究。下面进入本文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