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扬弃与继承

从上述简要的叙述可以归纳几点认识:

1．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两条主线索各自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

2．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变革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中国学界认识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见，但始终没有从范式的角度特别关注唐宋的社会变革，即便是有也是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把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加以认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唐宋变革”一词也是沿用日本学界的说法。

3．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洲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

4．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从假说到形成理论体系的模式，无疑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必须强调它只是一种理论，或是一种观察视角，或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普世或“四海之内皆准”的意义，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仅仅预设和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走向，并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⁸⁵⁾。它与实际走向有多大层面的吻合，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目前国际学界普遍对“唐宋变革”论“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说明日本“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的史观，还有待于学界用更缜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更广泛的视角去揭示。

5．尽管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但是它在方法论上所展现的意义对我们今后探讨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意义即在于讨论“唐宋变革”具有严格的科学界定。柳立言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义。‘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八世纪的中唐，终于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换句话说，就是唐代的历史一直在变，但从中唐八世纪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后在宋初十世纪固定下来，所产生的后果，是结束了中唐以前的旧文化形态，开启了宋初以后的新文化形态。京都学派把那个旧的文化形态称为中古，把新的文化形态称为近世，因为后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征。界定近世，只是针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枉费力气，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变革起点和终点，而学人为了把它们塞进‘唐宋’两朝，便把唐宋变革期一再延长，从原来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叶，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现了‘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明清变革’这种一直在变(‘变革—变—变革’)的说法，将来说不定要再往后延至南宋末，或向前提早至隋初。”是故柳立言建议，“先找出各个领域的变革期，然后叠在一起，看看它们重复的时间点坐落在哪里，再加以分析。在寻找各个领域的变革期时，需选择较重要的问题，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论点、作全面性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谈‘唐宋变革’而不理会其中的史观(中古文化形态→近世文化形态)，已是夺其魂魄，再不针对其中的史实(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简直是尸骨无全，徒具空名。我们固然可以不谈‘变革’，只谈‘转变’，但历史不断在变，唐宋两代有着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说都知道有各种转变，所以只说‘唐宋转变’或‘唐宋演变’，其实跟说‘唐宋两代’并无多大分别。问题不在有没有变，而在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⁸⁶⁾。

6．中国学界虽然没有像日本学界对“唐宋变革”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视。南宋初期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⁸⁷⁾，是从自身所处时代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与隋唐社会的不同。明代陈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变革后同样关怀的是“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⁸⁸⁾?而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⁸⁹⁾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⁹⁰⁾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也提出:“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⁹¹⁾这些先贤的论述有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第二，自宋代以降，从明代到晚清，宋代文化模式影响着或者说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但是宋代文化模式是怎样影响的?这种走向又是如何行进的，这无疑为今后讨论“唐宋变革”提出了艰巨而重大的课题。第三，研讨“唐宋变革”首先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始终把握“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⁹²⁾。当然我们也赞成张广达先生总结内藤湖南治学方法时所说的:“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做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众说，做出独断。”⁽⁹³⁾只有将中外方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庶几才可使“唐宋变革”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注释】

(1)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2)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及其它》，《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四《跋吴氏族谱》《跋李氏谱》。

(4)从分期角度引述这段序言的似首见于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第12—131页。

(5)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1918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年，第52—60页。

(6)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

(7)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不同见解》，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庐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9)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1)《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12)《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13)《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6页、第14页、第2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5)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16)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7)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18)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1期。

(19)《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3页。

(21)《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2)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

(2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5页。

(24)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50页。

(25)《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200余字。

(26)《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后记》，第527—530页。

(27)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另外，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大致受到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日本近世史》(1903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观点的影响。详见［日］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28)［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18页。目前对唐宋变革说的形成、特点、理论发展及定义的阐发最全面和最确切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二是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9)引自张光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

(30)《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日本史研究》第24卷，1954年。

(31)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10月号。

(32)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3)以上引文分见［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157页、166页、29页。

(34)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1页，第239—240页。

(35)全文55600多字。《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

(36)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译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9、349页。

(37)《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版。

(38)［日］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日］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3月、6月。译文见中文译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版。

(39)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世界》序说，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40)［日］佐竹靖彦:《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总第30期)。

(41)［日］竺沙雅章著，吴密国译:《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台湾稻香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2)［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译文见《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43)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www.daowen.com)

(44)详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9—825页。

(45)《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46)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台湾稻香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2页。

(47)《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8)参见郝延平:《学人简介:John King Fairbank》，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

(49)《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50)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5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2)中文译本《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53)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54)选自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体翻译的译本。

(55)有关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亦可参见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是一部收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论宋代思想史的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6)详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3—672页。

(57)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六章《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之三:宋代的发展》，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313页。

(58)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三联书店2003年版。

(59)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结论第二部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版。

(60)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

(61)《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2)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

(63)可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

(64)这里主要指我国大陆地区。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改观研究”一节，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未见大陆地区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

(65)李锡厚:《“唐宋变革”，还是唐中期变革》，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

(66)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9页。

(67)《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8)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119—122页。又见氏著《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9—243页。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5页。

(69)《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70)20世纪末以前讨论问题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并加以肯定的学术论著，大致只有张邦炜先生的《婚姻与社会——以宋代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葛金芳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论集《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虽冠以唐宋变革期，然从收录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迄2004年以前关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论文14篇来看，其论文主旨没有超出唐宋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变的讨论范围。

(71)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7页。

(72)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73)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4)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

(75)参见拙稿《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76)《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7)《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78)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如李中清(James Lee)、王丰(Wang Fong)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R．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Andre Gua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

(79)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宋代的发展》，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80)《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

(81)《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

(82)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

(83)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4)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

(85)［美］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序言中说:本书的“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86)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

(87)郑樵:《通典》序。

(8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

(89)《学衡杂志》第13期《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90)《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

(9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James T．C．Liu，China Turning Inward)，赵冬梅译、柳立言校:《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2)钱穆:《略论治史方法》，收于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6页、160页。

(93)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