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1．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

日本学界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大致从“二战”以后对国际宋史研究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⁶³⁾。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⁶⁴⁾。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⁶⁵⁾。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⁶⁶⁾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为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先生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⁶⁷⁾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⁶⁸⁾。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之使然。

另外，有学者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说得好:“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⁶⁹⁾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步步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⁷⁰⁾，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⁷¹⁾。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⁷²⁾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含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含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⁷³⁾。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⁷⁴⁾。(www.daowen.com)

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国内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国内学者所吸纳。

3．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

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论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画等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⁷⁵⁾。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形中的最高峰⁽⁷⁶⁾。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⁷⁷⁾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⁷⁸⁾，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⁷⁹⁾，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

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置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的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和理论，国内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⁸⁰⁾，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论的不同特点⁽⁸¹⁾。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⁸²⁾。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论成为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⁸³⁾，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至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论的定义⁽⁸⁴⁾。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