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的质疑和修正

1．日本学者的“宋代中世说”

与祖述内藤湖南学说的京都学派观点不同的是，“二战”以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张唐宋变革是延续古代社会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会的转化。据谷川道雄先生介绍:“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⁴²⁾这一说其后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辺信一郎等学者所承袭。概括地讲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户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⁴³⁾。

2．国内唐史学者的回应

国内唐史研究者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日本学者沿袭内藤湖南之说，习称贵族，谷川道雄曾解释，他们这里所说的贵族，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门阀士族。

国内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种观点，少数主张士族在唐代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际的政权是士族政权。多数学者认为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魏晋以来的大族豪强地主，由于日益腐朽和农民斗争的打击，已趋衰弱。”“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衰落。”“从南朝开始，士族地主势力已逐渐衰落。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士族仍有很强的势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唐代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势力已经衰微，但其影响在社会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仍有威力。第三种观点认为，唐代士庶已经合流，不存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第四种观点反对用“士族”与“庶族”来划分唐代地主阶级⁽⁴⁴⁾。

对于唐宋变革的时间、阶级关系变动质疑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可推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⁴⁵⁾

3．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吗?

对于日本学界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观点较早提出质疑和商榷意见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1963年全汉升先生邀请台、港和海外八位学者在台湾宋史座谈会上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刘子健先生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么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贸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藤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些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截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

“英国经济史家R．H．Tawney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的启发。这话启发我这样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入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样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w-tradit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⁴⁶⁾

近年随着世纪之交“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说:“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藤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来源有三方面。首先，内藤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影响，而日本史学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欧洲历史学。其次，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确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藤湖南。再次，‘近世说’的提法，与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很大，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藤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 Era)，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⁴⁷⁾(www.daowen.com)

毋庸讳言，“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三百年前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发展道路发展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朝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对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化的三点认识对于我们反思“唐宋变革”论的“近世”说也许会有所帮助。一、他把中国近代看做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自欧人东渐，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改变，及其伴随而来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的变迁，费氏称此大变化为“近代化”;二、他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三、他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次要因素为帝国主义;如比较中、日近代史，两国最初虽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应快而致强，中国反应慢而变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剧增、蛮人的统治)的重要性⁽⁴⁸⁾。综合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说明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1840年以后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下才开始的，而且中国近代化因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保留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因日本、欧美的侵略而改变。再把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对照，也还有几许仿佛，现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国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比附在西方文明卵翼之下。

4．欧美“唐宋变革”论的新阐释

英美学者对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不尽相同。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ehett)说:“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十一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⁴⁹⁾

美国学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响，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⁵⁰⁾。

包弼德指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Middle-Period)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⁵¹⁾。

根据罗祎楠的研究，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修正有两个来源:其一，美国学者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的社会学研究是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⁵²⁾。实际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的官僚贵族问题时，是在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的论著中找到精英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从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郝若贝改变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这一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就是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的来源之一⁽⁵³⁾。

1982年郝若贝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在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从750年到1550年，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变化应该归于灾难(瘟疫、唐末动乱、1194年黄河改道引发的洪灾、蒙古的入侵等)，政治决策(如定都在洛阳、长安、开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运输和联络方式的改进(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唐末宋初的新稻种，12、13世纪南方低地沼泽的广泛开垦圩田)。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及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增多，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面貌的变迁还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缙绅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种多样的地方缙绅家族所取代。”

“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是另一个地区的人口衰减;许多地区人们生活发生了飞速变化，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可能几个世纪都大致维持原样。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有的地方，物质发展放慢了，而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却完成了。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期中华帝国的特质。”⁽⁵⁴⁾

第二个来源是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他从文学、经学、政治团体等领域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郝若贝唐宋变革理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⁵⁵⁾。

韩明士(Robert P．Hymes)《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八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备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⁵⁶⁾。

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以前的朝代进行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伊懋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因袭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8至12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入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14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19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⁵⁷⁾。

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论成为国内宋史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界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⁵⁸⁾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⁵⁹⁾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⁶⁰⁾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⁶¹⁾

台湾学者柳立言引述学界的讨论指出:“另一个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将唐宋与汉魏晋南北朝比较，一方面突显唐宋变革的特点，另一方面可能发现有不少的连续。例如风靡一时的由Robert Hartwell启发并由Robert Hymes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就可以找到从汉末开始的源流。刘增贵指出，汉代的豪族(旧豪强和新官吏的宗族组织)把持地方，后来受到中央的打击与妥协，部分成功转型为注重儒术(以经学取官)与教化的士族，‘常出现一个豪族不但是世学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们在地方上协助政府推动政令、建设地方，开启了‘官绅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部分解释了为何地方官员人数不多，经费有限，却仍然能够管理愈来愈多的人口，和从事地方建设，因为官员始终可以依靠地方士绅的合作。刘增贵又看到后汉‘清议’内容的窄化，指出:‘汉末的变乱使大群体意识逐渐消失，魏晋以下，士人退缩于地域与家族观念之中。’故此，所谓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徘徊于仕进与退隐之间的传统，也可说是对个人和家族都较为有利的选择，恐怕是历朝常有，并非南宋独有的现象。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宋代较新颖的，就是当统治阶级是较为封闭时，社会资源(如商业财富、婚姻关系和教育知识等)不易转化为政治资本，所以晚唐出现‘陪门财’，庶族以‘物质财’(经济资源)交换士族的‘地位财’(门户名望)，但入宋以后，统治阶级因科举取士而开放，社会资源很易转化为政治资本，甚至决定了后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毋宁就是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政治资本。科举制度对各种资源竞争和分配的影响，不容少觑。”⁽⁶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