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

如前揭，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按西方历史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受日本桑原骘藏的影响，但是桑原骘藏对唐宋历史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唐宋之际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重要性来看待。因而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世纪国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岁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07年以后转任京都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过去一般以为内藤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²⁵⁾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²⁶⁾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²⁷⁾。

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即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和“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他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的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²⁸⁾

内藤湖南的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²⁹⁾。

内藤湖南的学生和后继者在两个方面大大发展了他的假说。一是后继者们把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1945年以前，在这一阶段，内藤自己并没有直接归纳出‘唐宋变革论’这个专门的术语。这一提法，实际是后来的研究者归纳的。也就是说，虽然内藤的时代分期说、他的一些论说中包含有‘唐宋变革’论的内容，但是，这一专门的学术术语并不是他亲自提出的。池田诚发表了《关于唐宋变革的再检讨》⁽³⁰⁾，这或是当时比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术语的论文。”⁽³¹⁾“必须注意的是，通篇论文都没有‘唐宋变革’一语，把它用来简称‘中国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的时代观，是后来的事。把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之名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的，当推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内藤专攻的断代史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宋代，‘最早对于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并不相信，而是从数十年的研究中，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世’。尽管两人的重点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宫崎进一步阐释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³²⁾

二是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换句话说，内藤湖南虽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但他与当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结到西洋的‘近代’这一单线的历史观相比，在本质上全然不同”，“‘近世’论的特征在于，并非只重视西洋‘近世’，对日本、中国也设定了这一有着共通时代面貌的‘近世’”。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可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内藤的“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³³⁾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地从学术层面来理解。对此，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钱婉约指出:“这里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唐宋变革论。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文化中心移动说，都说明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干预感相当强烈。……进一步说，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想。研究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因此，我们最终看到，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质上背叛中国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亟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³⁴⁾。

但不管怎样说，内藤湖南并没有完全把宋以后的中国“近世”视作与西方雷同的近世社会。而他的后继者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内藤湖南“近世说”则如包弼德(Peter Bol)所说是“断言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³⁵⁾绪论中说:“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定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一三○○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二百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

“欧洲以公元一七五○年为中心，发生了工业革命，继而出现以一八○○年为中心的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地域的历史上均未见过的新时代。欧洲的近世清楚的跳过了文艺复兴阶段，飞跃至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讯息的意义与其由欧洲的立场看，反不如由东洋的立场去观察更为清楚。东洋也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没有这两个革命。从这个立场来说，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作为最近世史，文艺复兴阶段则作为近世史，以资区别。由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家往往容易疏忽这个阶段历史的独自性。但欧洲以外的东洋诸国很早便到达了这个阶段，只是其后一千多年不停的苦于原地踏步，一直未能飞跃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在上面以西洋的文艺复兴探讨东洋的文艺复兴现象，认定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史一般习惯称为近世史，但若按我们的说法，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和以前的欧洲应有重要的区别。”接着宫崎市定从“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观”“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中国近世的政治”“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近世的文化”“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等六个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内藤的“宋代近世说”。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有两项，一是通过对《九品官人法研究》为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提供坚实的佐证:“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并认为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从汉代的秀孝制度发展而来，“汉代的秀孝制度是随后兴起的贵族式选举的前奏。果然，九品官人法一出现，它就被吸收在内，与九品官人法一起做贵族式运作，有时甚至完全被忽视。南朝梁的秀孝制度已经脱离了贵族主义，并开始显现出与之对立的性格，在北朝就表现得越发显著，经过北朝到隋朝，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立，它遂成为取代中正制度的制度出现”⁽³⁶⁾。从而为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二是添加了社会经济方面诸特征的内容。这是因为“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日本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在于强调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分社会形态或者是历史分期的基础。宫崎市定也确实在“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着力描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展现诸项近世特征:

“总而言之，由隋炀帝开始的大运河，一出现便带有振兴中国内陆交通机能的使命。不过，后来世界的交通渐渐由内陆时代进展至海洋时代。天津、上海、广东(当作广州——译者)等海港因外国贸易变得繁荣，中国的人口和财力亦集中于沿海地区。天津和上海或许不能说是纯海港，但如果从船舶的出入要利用潮汐涨退一点来说，也带有海港的性质。” (www.daowen.com)

“从经济上纵观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再降至晚清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这个海岸中心现象由于是欧洲影响下发生的新事态，所以或当视为最近世史发展的开始。”

“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到了这时，都市内官设的市场已经失去意义，都市几乎全区商业化。这就是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官厅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这时变为近世的商业交通都市。这个变化，始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完成。”

“在制陶过程中，由采土开始，簸土、造型、赋彩、上釉以至烧成，各有专门的职工分担每一道工序。这已经脱离家庭工业的阶段，属于甚至可称为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

“在这种商业达至极其隆盛的社会情势下，政府的财政政策亦不得不由中世的政策变为近世的政策。”“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承认人民的土地私有，租税也不单以农地作为赋课对象，而是凡是资产皆课。”“宋代的财政分为向土地课两税和对商品的课利。两税征谷粟绢布，课利征铜钱。所谓课利，除了盐利以外，尚包括酒、矾、茶、香孳等专卖所得的利益，及向其他一般商品所课的商税(通过税与所得税)。课利虽然最终是消费税，负担及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消费者，也就是全国人民，但直接把这个税纳给政府的却是商人。由于两税和课利在国家的收入上不相伯仲，商人的集税能力纵或是在特别的保护下，仍然与州县官相等。从这点来看，也可见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实拥有不能简单视为农业国的特质。农民在数目上无疑占压倒的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来说，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质。”

宫崎市定在另一篇重要论文《从部曲走向佃户》⁽³⁷⁾中又从贵族社会瓦解后社会阶层变动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的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具有决定性的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³⁸⁾。

经过宫崎市定的发展，唐宋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晚清中国社会制度、风俗、思想形成的源头，而是开启近代社会的大变革。遂成为“今天日本学界的定论，而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宋变革”论:“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³⁹⁾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⁴⁰⁾

“八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以王朝来说，自唐朝中期到元朝的灭亡，大约只有六○○年的时间。但其间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的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的时代有显著的变革，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作唐宋变革期，受到研究者的关心。”⁽⁴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