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²⁾。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慨:“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³⁾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⁴⁾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

上世:从周平王元年(前770)以前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589)，其间又分为四期;

中世:起隋开皇九年(589)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其间又分为二期;

近世:起南宋祥兴二年(1279)至晚清宣统三年(1911)，其间又分为三期;

现世:民国建元以来。

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⁵⁾。以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⁶⁾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分期标准: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以封建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综合考察历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

具体划分:由于分期标准认识不同，也由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对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具体划分，主张很不一致，大约有五种划分。二分法:隋唐五代以前为上行阶段，北宋以后为下行阶段，或称作上升期和下降期，或称作前后期，此说以“战国封建说”为主，“西周封建说”则主张西周至战国为一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前为一期;三分法:“西周封建说”将西周至秦统一为前一阶段，或称前期，中期为秦统一至元末，明清为封建社会后期。“战国封建说”，以黄巾、黄巢起义划分为三阶段，战国、秦汉为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阶段，魏晋隋唐是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是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朱绍侯主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分作三个时期，一是确立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以前，发展时期是西汉到唐以前，三是繁荣时期，从唐至清，民族进一步融合，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元的大统一、明代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四分法: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或称作形成期、发展时期、螺旋式发展时期和逐步解体时期，也有称作一二三四阶段的。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初，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五分法:《中国历史》初中课本，战国秦汉，形成和初步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民族融合;隋唐封建繁荣;辽宋夏金元封建继续发展民族融合;明清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六分法:《中国史纲要》西周秦汉封建开端;秦汉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北方封建割据，南方封建经济发展;封建向上、重建时期，隋唐;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矛盾扩大，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时期，明清⁽⁷⁾。(www.daowen.com)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略有不同的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轴，此前一般认为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⁸⁾。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同时还认为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之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⁹⁾。此后随着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的渐次展开，对过去的成说予以矫正，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¹⁰⁾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¹¹⁾。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¹²⁾。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二、魏晋隋唐时期(184—884):庄园农奴制阶段”“三、宋元明清时期(884—1840):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¹³⁾。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¹⁴⁾。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框架内，学者们对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和变化有种种不尽相同的看法。胡如雷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幺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¹⁵⁾。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繁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其主要变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¹⁶⁾。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¹⁷⁾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¹⁸⁾。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其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¹⁹⁾。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演变的角度，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²⁰⁾。

除以上的历史分期外，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²¹⁾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²²⁾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²³⁾。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²⁴⁾。

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