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启示

回顾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它处理与大国间关系的全过程，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自立自强是中国维护民族独立，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唯一途径。从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中国历届政府为使国家在列强的共同宰割压迫中求生存，竭尽“以夷制夷”之外交能事。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外交思想仍多少留有残余。然而，事实表明，对于一个自身没有抵抗力的国家来说，依靠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为着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这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以无比的战斗勇气和牺牲精神，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不仅使自己的国家免遭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反侵略斗争。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迸发的不畏强暴、不惧牺牲的伟大民族精神使它重新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初对此高度评价说，中国军队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人民破坏自己劳动果实以免为日本掠夺性军队所用的巨大牺牲，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为了夺得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去争取的胜利，这种牺牲精神对于大家都是需要的。”^[13]中国人民正是在长达四年半时间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独力抗战中重新找回了国家尊严，树立了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促使美、英等西方大国不得不对旧有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进行调整，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大多数特权，并逐渐开始把中国作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来看待。

中国虽然赢得了大国地位，但却没有与之相称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相当有限。在许多事关全球的重大问题和不少实质性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取得“强国”地位。英国始终反对让中国享有真正的大国权益，仅愿把中国当作是大国集团中的一个礼节性成员；苏联虽未像英国那样发表过多轻视中国的言论，但却在实际行动中处处蔑视中国，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坚决反对与中国一起开会，就是不愿让中国享有与其他三国同等的地位，更不用说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对中国的赤裸裸的欺凌。美国在三大国中最扶持中国，主张给予中国以大国地位的国家，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却一再拒绝中国的加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意中国收回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对于香港，他也提议由中国收回，然后宣布为自由港。但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考虑到迅速打败日本的军事需要和争取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治目的，遂满足了斯大林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要求，出卖了中国东北的主权。这些都说明，由于国力不强，中国这个最早抵抗侵略者的国家，在成为名义上的“大国”之后，仍然免不了沦为大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因此，中国只有自立自强，以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才能真正享有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真正发挥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处理国家间关系，尤其是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反法西斯联盟是一个涵盖了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几十个国家的联合体，在这个同盟中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打败侵略者的目的。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同盟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执，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对立。作为在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国家，中国在与其他三个最大的反法西斯盟国拥有共同敌人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同苏联在新疆问题上产生过严重的冲突；同英国在领土问题、经济问题和大国地位等众多问题上纷争不断；即使是同关系最好、中国又素来倚重的美国之间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纷争时，中国时而态度坚决，毫不退让；时而又委曲求全，妥协退让，最终使它与这三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甚至更远。中国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张弛结合，且张弛有度的外交策略是比较成功的，对当前中国开展外交活动也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它远比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有着更为强大的国力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可以更加切实地享有大国的权益，同时在国际事务中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所需要处理的国际关系更为繁杂，更需要把握对外交往中的张弛之度。当前中国的最大也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统一，这一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要创造和维护这样的国际环境，需要中国在坚定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学会必要的妥协，把对外关系的基调设定在合作与协调这一点上，并积极促进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圆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一个大国的影响力。

第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为中国当前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之主张的实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充分表达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胡锦涛的演讲充分反映了当前世界人民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迫切需求。

这样的和谐世界究竟能否建立呢？60多年前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国家、已经遭受侵略或面临侵略危险的国家还远未能有效地达成共识，结成联盟。一方面，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与国际孤立主义的影响，英、美、苏等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避战自保，竭力置身于战争漩涡之外，既不敢指斥日本的侵略，也不愿积极有效地援助中国抗击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寻求结盟抗日的努力更是屡屡遭到冷遇。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最能有力打击侵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资本主义的英、法、美等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猜疑、误解和不信任。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署后，英、法、美等国家对苏联是否会加入德国阵营更是充满了疑惧和戒备。然而，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三国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和侵略目标的不断扩大升级，英、美、苏等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抗日战争对保卫它们自身安全的价值，它们也逐渐认识到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要远远高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使英、美等国更加确信苏联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苏德战争一爆发，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分别发表声明，传达了援助苏联的友好信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卷入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洪流中，以美、英、苏、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迅速建立了。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所有国家，即使其社会制度水火不容、发展程度天差地别，只要能找到利益共同点，并以“求同存异”为国家间的行为准则，就一定能够进行最大程度的国际合作。当前世界各国虽然没有面临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危险，但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如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局部战争、跨国犯罪等问题，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环境恶化、资源锐减、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可以想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将会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享有共同利益，承担共同风险。同样可以想见，这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共同利害关系将促使世界各国更加自觉地求同存异，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和谐世界成为现实。有必要指出，和谐世界并非无矛盾的、绝对一致的世界。众多的民族国家必然会因为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产生形形色色的分歧和矛盾，但共同的利害关系将会使它们学会如何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协调同别国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国家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在建立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大国和强国应该发挥导航作用，这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从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来看，大国、强国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着世界的安危。人类惨遭战乱主要是由于出现了侵略性大国强国或大国强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所致；人类赢得世界和平根本上也有赖于大国强国之间的互信与协作。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一个囊括了几乎所有遭受侵略国家的和平阵营，大国强国是这个和平阵营的领导者，在打败法西斯侵略国家的伟大战争中，大国强国所作的贡献比小国弱国的贡献更大、更有决定性意义。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中，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却是一个大国，中国以其广袤的空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为代价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主力，支援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成功实施。英、美、苏作为大国强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仅成功抗击了最大的法西斯国家德国的侵略，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其他反侵略国家输送战争武器和战争物资，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见，中、英、美、苏四大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自觉主动地担负起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应尽的伟大责任。此外，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四大国之间基本上实现了真诚的合作，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和牺牲，这种为了共同的最大利益而所作的牺牲和让步也是反法西斯盟国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战后60多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成立，也是中、英、美、苏四大盟国通力合作的产物。与此相类似，为了构建和谐世界，大国和强国也必须发挥领头雁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大国强国操纵和主宰世界事务，而是意味着大国强国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负有更大的历史与现实责任。在国际安全方面，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反对侵犯别国主权、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行径；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和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等这些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大国要发挥表率作用，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起大国的责任。在国际经济方面，大国强国应该为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力度，增加对其发展援助和投资，减免其所欠的债务，切实为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和瓶颈，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实事。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虽然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却表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时，宣布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对其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减免债务，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及帮助他们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中国的这种积极活动表明：大国尤其是强国只有以成熟心态来看待世界，看待与己相伴的其他国家，才能真正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此外，为构建和谐世界，大国和强国应该推动国际的有效合作，因为国际合作是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各国应该克服民族利己主义，坚持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原则，切实实践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理念，这是我们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中汲取的一个教训。仅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中国同其他三国的关系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同另外三个强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存在着相当突出的矛盾。中英两国在反攻缅甸、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斗争激烈；中苏两国在领土和边界等问题上矛盾尖锐；中美两国之间也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中国同英国和苏联还在是否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的问题上心结难解。凡此种种矛盾的出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英、美、苏等国没有完全彻底地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和平等的盟友来对待。尽管它们都充分认识到，中国是反法西斯联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盟友，但中国饱受欺凌的历史和贫弱的现实国力使这些国家不时会有不尊重中国主权利益、不平等对待中国的想法甚或举动，这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抗战热情和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牢固性。历史表明，只有切实贯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理念，国际合作才能有牢固的基础和保障。当今世界是发展不平衡的世界，既有大而强的国家，也有小而弱的国家，还有大而弱的国家和小而强的国家，要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各类国家间首先必须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大国和强国尤其要自觉尊重小国和弱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它们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只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不同文明间才能进行取长补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消除疑虑和隔阂，增进了解和信任。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推动者，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和主要实践者。所不同的是，积极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时的中国是一个贫弱的、饱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战胜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明显优势的日本，中国以多种方式积极致力于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时，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崛起、世界为之聚焦的国家。和谐世界外交理念是对中国“和为贵”的传统理念的延展，更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发展，它的提出是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为缓解当前国际紧张态势而做出的应对，反映了中国愿意承担大国责任、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积极谋求解决国际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到首倡构建和谐世界，迥异的国际国内背景折射出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基础上的，为在国际社会更加有力地倡导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那样，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中国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者，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主要实践者，必将为和谐世界的构建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注释】

[1]Irving Sigmund 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1931-1939，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115-116．(www.daowen.com)

[2]如英法的代表团乘船而不是乘飞机前往苏联。苏联的代表团团长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地位很高，并拥有签订军事协定的全权证书。法国代表团团长有本国政府的签约授权，但在法国军界的地位不高；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退役的海军上将，而且连签约的授权都没有。英、法对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共抗侵略的诚意由此可见一斑。

[3]［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0页。

[5]［苏］斯大林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7页。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62页。

[7]罗斯福认为，未来的国际组织将以“联合国家为基础，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它设有三个主要机构：一个是广泛的联合国家代表大会，各成员国可以自由地讨论世界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一个是执行委员会，处理除军事以外的一切问题；最重要的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它有权“处理任何威胁和平或任何意外紧急的事件”。斯大林则提议最好建立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世界组织。显然，这是要不合理的排除中国在远东以外的其他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

[8]《纽约时报》，1943年8月23日。转引自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武汉大学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9]唐润明，叶春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政府首倡同盟国家联合作战述论》，彭训厚，苑鲁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持久和平》，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10]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05页。

[11]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04页。

[12]《向旧金山会议提醒几点》，《大公报》，1945年4月30日。

[13]［美］罗斯福著，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