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如前所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是反侵略国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坚固基石。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和它存在的全部历程中，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早受到法西斯武装侵略和最早认清法西斯侵略野心的国家，中国首倡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就掀起了广泛的要求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热烈讨论，呼吁国际社会以联合的力量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打击日本的侵略野心。遗憾的是，中国民众这种富有远见的主张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的软弱可欺和国际社会的冷漠甚至纵容，不仅使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而且使欧洲大陆的两个法西斯野心国家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刺激着它们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野心。“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在浴血苦战的同时，以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己任，开展了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一方面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和侵略野心，唤起爱好和平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警觉，推动国际舆论发生积极转变；另一方面又开展务实外交，从争取苏、美、英、法等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物资支持着手，密切同这些主要大国的关系，加强与它们之间的利益纠结，以为其制裁日本乃至最终与日本的决裂铺路奠基，推动这些国家走上积极援华制日道路的过程是曲折的。在同情中国、缓慢迈向援华道路的途中，为了保全各自的私利，这些国家都曾有过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本妥协的行为或打算，有时一度对中国造成严重的打击和伤害。但中国并不因为有求于它们的援助和支持而放松过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反对绥靖反对妥协所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仅保全了中国抗战，而且构成了对主要大国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一种有力牵制，从而为反法西斯联盟特别是国际反日同盟的建立争取到了宝贵的空间和余地。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推进和整个世界和战形势的明朗化，中国政府开始公开向反对侵略战争的各主要国家提倡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自1939年春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实践这一主张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百折不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更是投入了最大的精力来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呼应政府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外交努力，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2月9日发表《太平洋战局的关键》的社论，明确指出侵略集团是整个的，是互相响应和互相声援的，是反侵略国家共同的敌人。因此，同盟各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的兵力，共同的资源和共同的财源，打败法西斯侵略国家。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也发表题为《太平洋大战爆发》的社论，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从此更见鲜明。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相关，不分彼此，胜则俱胜，败则俱败。每个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再不能将战争看成局部的战争，利害得失，应该从整个打算。”^[9]显而易见，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最终得以签署，是与中国政府的首先倡导、积极推动和大力宣传分不开的。美国官方人士在当时即发表谈话，承认蒋介石为“同盟国中倡议统一指挥并实现有效军事联盟的最先一人”^[10]。尽管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从酝酿到最后建立有其本身的发展轨迹，但中国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它即便不是反法西斯联盟成立的决定力量，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中国的推动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反法西斯联盟成立的早或晚。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巩固者和积极维护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中国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外交目标，它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大局，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符合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联盟建立后，中国是全心全意为着联盟的巩固而努力的。联盟建立之初，正是反法西斯国家战场形势极其危急之时，由于对战争的急迫和凶险缺乏必要的准备，盟国最初频频受挫，先德后日的大战略也受到严峻考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战场的捷报不仅是中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而且是整个盟国反侵略战争的一种胜利，它鼓舞了盟国的士气，坚定了盟国反侵略斗争的信念。为配合盟国大战略的实施，中国不仅远征缅甸，而且在后来的反攻缅甸问题上一再作出牺牲和让步，这一切对于盟国扭转战局，并赢得最后胜利都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军事上的配合与牺牲之外，中国还在外交领域进行了多方努力，蒋介石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虽然未能化解英印双方的对立和矛盾，但却加强了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相互了解，加强了两国在共同的对日作战方面的联系，并有力打击了日本的挑拨宣传；宋美龄访问美国，极大地加强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信任与友谊，有力地巩固了反法西斯盟国内部的团结。中国在废除同美、英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参与签署《普遍安全宣言》和出席开罗会议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中，使自己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中所赢得的大国地位正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承认，从而加强了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凝聚力。尽管随着战场形势发生有利于盟国的战略转折后，盟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日渐显现出来，但中国还是真诚地希望能将反法西斯联盟维持到底，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在美国的斡旋下，积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与英国就领土问题进行斗争时，尽可能避免破坏盟友关系；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而采用拖延策略等。这些努力虽然不无对本国利益的考虑，但维护同盟关系始终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www.daowen.com)

然而，纵观中国政府在巩固和维持反法西斯联盟整个过程中所作的这些贡献，不难发现，在不少情况下，中国的贡献是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如中国在反攻缅甸问题上的牺牲和让步对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配合，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心甘情愿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接受，如果可以选择，中国政府是宁愿先日后德的；再比如，中国在处理港九问题上同英国的矛盾时，之所以会最终让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本身的软弱，只不过这种软弱对当时维护中英之间的盟友关系客观上也是有用的。而在处理同美国的矛盾，尤其是史蒋矛盾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反动性有充分的暴露。为了赶走史迪威和抵制美国武装中共军队的主张，蒋介石是不惜破坏战时盟国关系的。中美之间的矛盾固然有控制与反控制的一面，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以备内战的反动企图，与美国对这种企图的不满之间的冲突也是相当明显的。必须承认，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很多做法是对同盟造成了伤害的。所幸的是，国民政府积极巩固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毕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也在推动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力量。联盟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积极呼吁，大力支持本国政府推动反侵略国家结盟的努力；联盟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一心一意地为着联盟的巩固和维护而努力，不仅坚定不移地进行抗日斗争，而且对盟国的大战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最大的支持；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同各主要盟国尤其是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为开展与它们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而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国共产党为联盟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民党顽固派对盟国造成的不良影响。

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整个筹建过程，并起到了参与决策、协调大国关系与缓和矛盾、维护弱小国家利益的具体作用。但在肯定中国所作的有益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虽然是创建联合国的重要成员，但由于某些大国的歧视性政策，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无缘参加最关键的决定联合国基本框架的第一阶段会议，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一阶段会议长达一个月零七天，而第二阶段会议仅仅为九天，会议的仓猝进行，使中国只能以补充意见的方式向美英表明中国的看法。对此，一向务实的顾维钧也不无遗憾地表示：“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11]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国协调战后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安理会投票程序、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等重大问题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但这次会议却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甚至都没有让中国知道。某些大国的歧视性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本可以更好地为创建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贡献才智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挽回的遗憾。会议期间，《大公报》发表社评，抨击了大国的强权政治，指出：“按照民主的理想，国家应无大小强弱之别，一律平等。”“世界毕竟不是大国强国所独有的世界，在理想的和平幸福的世界中，应如一个融融泄泄的大家庭，无歧视，无差别，国国人人，同被尊重。”^[12]这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和愿望。

综上所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虽然中国政府也曾有过一些影响盟国关系的言行，但毕竟推动联盟的合作是主流，中国所作的贡献无愧于自己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