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密切与苏联的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把争取美国更积极地支持中国抗战和民主事业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实行积极联美的政策，但它对国际政治分野的基本看法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共中央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最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142]1943年夏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企图，苏联舆论开始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原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8月上旬出版的苏联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暗害，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利。与此同时，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赞扬他们“是由中国最进步、最自我牺牲的人民所组成的”，“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荣的业绩”。文章还认为，“中共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组织者，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43]罗果夫的文章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罗果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尖锐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反映了苏联在国共问题上的鲜明立场。苏联对待国共冲突的这种公开态度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鼓舞，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苏联的良好感情。这一时期，中共报刊发表的评论反映出中共中央对波兰和希腊形势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些评论热烈赞扬苏军解放波兰和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行动是义举，对于英军在希腊镇压希共领导的反政府起义则予以强烈的谴责，并反复提出要反对在中国策动反共军事行动，提醒全党要警惕国外反动势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44]

从1944年夏季到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也在着手加强同苏联的联系。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谴责日本是侵略者。^[145]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与赫尔利偏袒国民党的作法不同，苏联的态度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坚决主张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联合一切力量，实现国家民主化，以便尽快结束战争。^[146]苏联对日对华政策的动向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有可能在打败德国后在远东参加对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扶蒋抑共的政策日渐显露出来。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重心由美国转到苏联身上。1944年11月7日，《解放日报》上刊文高度评价“苏联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消灭阶级的国家。因此，苏联的民主体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优越。广大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权者”。^[147]在军事上，中共将主要配合美军作战转为要配合苏军作战。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共军队同美军的合作迅速减弱，而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日益加强。1945年3月中旬，华南中共部队领导人向中共中央请示配合盟军在广东沿海登陆作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在复电中指出，美军有可能先在广东登陆，但美国以扶蒋为主，英国则注意拉拢地方实力派，对中共军队比较轻视，华南部队必须准备应付局势恶化，应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以立于不败之地。中共中央显然已经不再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将对中国政治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注意到暂时不存在迫使美国放弃扶蒋政策的条件，因此对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开始采取谨慎的态度。^[148]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一事件不仅表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而且极大地坚定了中共将对外工作的重心向苏联转变的信念。4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评指出：“这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有头等重要性的事件。……对于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的日寇，苏联的废约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无疑地将促使它更加迅速地溃灭。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及美英盟邦则是一个重大的鼓舞，它增强我们胜利的信心，加速胜利的来临。”^[149]4月18日，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苏日中立条约》的废除表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已为期不远，今后配合盟国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主要发展方向是察哈尔北部和东北。必须教育干部克服对美国的盲目观点，在宣传中突出苏联舆论力量的强大，并使干部了解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支援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是中共外交战略发生实质性变化的重要信号。在此前后，中共各报刊报道和转载的关于苏联舆论对华评论及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文章日益增多。与此相反，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对美国新的对华政策进行虽有分寸但足够尖锐的批评，指责美国大使赫尔利的言行实际上是在鼓励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150]

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重心的转变直接反映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4月23日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在分析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有利条件时，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列为四个条件之一。在4月24日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长久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概括和赞扬，对国民党政府对苏不友好的态度进行了谴责。他说，“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是1924—1927年间唯一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感谢。毛泽东还指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151]。这种把苏联置于首要地位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态度，说明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心。也正因为如此，当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没有进行过多批评。

综上所述，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着力发展与主要盟国美国的外交联系。在国民政府与美国就缅甸反攻作战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发生较大的分歧和冲突时，中国共产党却开展争取美国的外交工作，不仅热情接待了美军观察组，与之进行了真诚坦率的沟通和卓有成效的军事合作，而且对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的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积极配合，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内部各种力量间的相互了解，更好地协同对日作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赫尔利扶蒋抑共的政策显露之后，中共对美国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却十分注意分寸的把握，其目的也是为了在进行必要的斗争时，不破坏战时的同盟关系。在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始终立足于对苏友好的政策，并在战争末期为配合苏联对日作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和军事上所作的这些努力对于协调盟国内部关系，维护反法西斯联盟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1]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之自由与释放政治犯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三个条件在1933年1月17日第一次提出。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473、458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52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05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1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3～47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08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16页。

[9]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Republican China：Nationalism，War，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1911-1949.New York：Vintage Bocks，1967： 250．

[10]蒋介石自牯岭致宋明轩(哲元)电。国家第二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卷宗号4194。转引自王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11]Hugh Deane．Evans F.Carlson on China at War，1937-1941．Foreign Languages Press．Beijing，2004：13．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1～222页。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6]江志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及其策略》，第21页，西南师范大学在职教师硕士论文。

[17]［苏］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53页。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5～10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5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4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9、605～606、609、617页。

[24]唐培吉著：《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版，第132～1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7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页。

[29]［美］迈克·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0]［苏］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80页。

[31]［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32]王建朗在《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中，反对把英美对日本的绥靖称之为“远东慕尼黑”。

[33]关于太平洋调停会议的比较详细的内容介绍可参阅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35]《新中华报》1939年7月7日，第一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6]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1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7]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第135～138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书名、页码)。

[39]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40]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1]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选集》，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437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7页。

[43]罗平汉：《崛起的征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上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7～418页。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1页。

[46]《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1940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7]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第134页。

[48]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3页。

[49]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16～417页。

[50]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1页。

[5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4页。

[52]《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第一版。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95页。

[54]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33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48～249页。

[5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1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8]“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January 23，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197(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9]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0]“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Chungking，July22，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226．

[61]唐培吉著：《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第307页。

[62]杜俊华：《论抗战时期周恩来求同存异国际统战策略与实践》，《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22页。

[6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65]李世安：《英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42—1946)：薛穆大使的作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66]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140页。

[67]杜俊华：《论抗战时期周恩来求同存异国际统战策略与实践》，《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

[6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22～124页。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抗战五周年宣言中表示，战后中国应当是独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应是“民生幸福”、“经济繁荣”，“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共中央在这个强调民主和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还郑重声明：“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见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在盛世才镇压中共问题上，中共采取了克制态度；7月底，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应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这表明中共中央准备完全放弃它在皖南事变前后极力坚持的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国民党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划界要求。

[69]蒋中正：《中国之命运》，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台北，1984年版，第66、126页。

[70]江志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及其策略》，西南师范大学在职教师硕士论文，第21页。

[7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7页。江志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及其策略》，第21页。

[7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8～864页。

[73]1943年7月4日和7月6日，毛泽东两次发给董必武的电报。转引自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30页。(www.daowen.com)

[74]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转引自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31页。

[75]H.L.Moore．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134(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6]1943年9月14日《解放日报》第一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31页。Moore，H.L.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134．

[77]“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July14，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283-284．

[78]“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Lanchou，August 5，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308．

[79]“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August 12，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p.31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31页。

[8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Hornbeck)，Washington，August19，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97-9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33页。

[8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1页。

[82]朱敏彦等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8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78～79页。

[8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82页。

[85]周恩来：《论目前形势》，《解放日报》，1941年6月14日第一版。

[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2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

[8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5页。

[89]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页。

[92]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页。

[95]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6]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13页。

[97]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14～215页。

[98]转引自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37页。

[99]《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1日第二版。

[100]FRUS，1944，China：265；转见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Berne：Peter Lang Publishers Ltd，1986：24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01]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240．

[102]“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January23，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193-199．

[103]“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Washington，February11，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205-208．

[10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页。FRUS，1944，China：308；转见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240．

[10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Davies)，Chungking，March16，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214．

[106]《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询可否赞助美国派遣观察团来华搜集敌人情报函》，1944年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6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07]《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告以愿尽量协助其派遣军事视察团来华搜集敌人情报之计划电》，1944年2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64页。

[10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109]Bevin认为，“华莱士访华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第一轮干涉”，“说服蒋介石同意美国派遣使团去延安实际占去了华莱士在重庆的全部时间”。见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4，7．

[110]［美］谢伟思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1]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36(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2]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38．

[1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318页。

[114]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235页。

[115]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New York：Norton，1972：32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6]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320-321.［美］谢伟思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1～261页。

[117]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4页。

[118]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3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46页。

[11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120]Reardon-Anderson，James．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55，61-6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46页。

[121]“General Hurley’s Instructions”．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7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2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23]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252页。

[124]［美］谢伟思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48页。

[12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3页。

[126]［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0页。

[12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3～344页。

[128]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52．

[129]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64～265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1956：426．

[130]FRUS，1944，Vol6：659.转引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254页。

[13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5页。

[1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4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5～354页。

[13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页。

[134]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54．

[13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页。

[13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页。

[137]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54．

[13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258页。

[139]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53页。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p.64．

[140]“Ambassador Hurley’s Recommendation Against American Ai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86-87；Paul Gordon Lauren．The China Hands’Legacy：Ethics and Diplomacy：11.1942年2月和4月，魏德迈与赫尔利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的政策是完全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会援助中国共产党。

[141]［美］谢伟思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334页。

[142]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61页。

[143]《解放日报》，1943年8月23日第一版，9月13日第一版，9月14日第一版。

[14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63页。

[145]斯大林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页。转引自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61页。

[146]［苏］戈尼昂斯基主编，武汉大学外语系等译：《外交史》，第4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47页。

[147]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72．

[14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63页。

[149]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解放日报》，1945年4月8日第一版。

[150]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第164页。

[15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