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

当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合作迅速发展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到中国。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调解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使史迪威能对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121]二是调解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对于后一个任务，罗斯福指示赫尔利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122]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调解国共关系表示欢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败和政治上的更加腐败独裁，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改革政府，实行民主，以动员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说：“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123]中国共产党希望就这一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外界对国民党施加强大压力，谈判妥协是不可能达成的。中国共产党相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将决定中国战场的战争发展”，美国“能够制止内战并迫使国民党向民主政体前进”。^[124]因此，在赫尔利初到中国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在赫尔利抵达重庆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要他代表中共及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来延安。9月11日，朱德又以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邀请赫尔利赴延安访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于10月17日、18日、24日与赫尔利举行三次会谈。在前两次谈话中，赫尔利有如下表示：第一，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允许他与中共接触，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第二，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日领袖，但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他认为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第三，他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援华物资也决不偏重某一方。第四，他准备在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之间撮合，得出合作的初步结果再与蒋介石商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与毛主席商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由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125]在10月24日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向赫尔利提出：帮助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来统治中国，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它们在与国民党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由共产党充分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以统辖一切武装部队以及应当平均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126]赫尔利则表示，蒋介石21日交给他的一个方案被他当场退回了，因为这个方案是让共产党在前面打，国民党在后面打，意思就是消灭共产党。他还表示，蒋介石现在正起草新的方案，他看过之后将带往延安。^[127]

赫尔利初期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这种相对公正的态度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好评，^[128]也使中国共产党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11月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赫尔利来延安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还确定应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以免谈判不成，使蒋介石转嫁责任于中国共产党。此前的9月9日至12日，赫尔利就在与宋子文、何应钦以及蒋介石本人的会晤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10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1)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领袖，支持蒋的领导地位；(2)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即中共要把军队交给蒋指挥。^[129]在与中共代表会谈后，赫尔利于10月28日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协议草案，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2)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率；(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4)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5)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130]显而易见，赫尔利所提出的这一谈判方案是将国共双方置于平等的谈判地位的，这自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他授意张治中和王世杰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完全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置于被领导和被改组的从属地位。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经过修改的方案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从8日至10日，双方一共进行了四轮会谈。8日上午的第一次会谈，以赫尔利的谈话为主。他表示，他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谈判中国的事情，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统一一切军事力量来与美国合作，以击败共同的敌人。之后，赫尔利拿出了被修改过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谈判草案，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致力于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孙中山原则，双方将遵循提倡进步与发展政府民主程序的政策。四、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与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131]8日下午的会谈是整个谈判的关键。毛泽东发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并针对赫尔利提出的五点草案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指出，中国目前急需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但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团结，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针对赫尔利带来的五条草案，毛泽东首先强调，“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针对改组共产党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

在11月9日下午的会谈中，中共方面提出了五点对案，赫尔利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中午12时45分，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最后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即《五条协定草案》)的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32](www.daowen.com)

对于这个《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是非常满意的。他坚持在草案签字当日(星期五)就飞回重庆，他满心欢喜地以为他的调处不日就可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也很满意，毛泽东在协定达成后托赫尔利转交罗斯福的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133]四天后，罗斯福以简洁乐观的语调回复说：“我期望和中国所有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入侵中国的日本人——的力量进行强有力的合作。”^[134]但与赫尔利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盲目乐观，它预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同意这个协定。11月9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所谓的让我们参加政府和我们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却把二者混而为一，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我们则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这次会谈所作出的协定提出修改。^[135]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的真知灼见。赫尔利带回重庆的《五条协定草案》遭到了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的一致反对，他们很快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其核心内容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接受国民党的“招安”，^[136]对建立联合政府一事则绝口不提。这充分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要继续其独裁统治。赫尔利最初反对蒋介石等人的三点反建议，但从11月17日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起，他便坚定了以支持蒋介石为根本行为准则的立场，^[137]一改在延安时的态度，站到国民党一边，向中共施加压力，逼迫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赫尔利这种自食前言、出尔反尔的行为，使中国共产党大为不满。12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严厉批评了赫尔利这种背信弃义、扶蒋压共的做法，他说，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这具腐朽的架子，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共不像蒋介石，并非必需外国的支持，中共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一样行走。^[138]

尽管如此，中共并不打算从此拒绝谈判，更不想与美国决裂，毛泽东告诉包瑞德，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但必须以《五条协定草案》为基础，中共随时准备加入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还决定，对美国的批评，暂时只限于内部，公开场合还要留有余地，并继续对美国做争取工作。除了继续支持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与美军进行军事合作事宜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希望能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络。1945年1月9日，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 Cromley)少校给重庆魏德迈司令部发去一份电报，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向：“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及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么毛和周即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139]遗憾的是，这封电报最终落入赫尔利的手中，勃然大怒的赫尔利对此建议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不仅中共领导人访问白宫的建议未能实现，美军与中共实行军事合作的种种设想也统统告吹了。尽管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两党在1945年1月下旬曾经重开谈判，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其顽固的反动立场，而美国已经确立了始终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140]国共之间的谈判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局。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的积极配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外交工作解决国内政治斗争问题，竭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战时团结抗日和战后重建中国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一次重大努力。中共中央也希望利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机会，推动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抗日的共同事业。因此，从小处说，中共对赫尔利调处的配合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从大处说，也是为了整个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在对日作战的后期继续保持有效合作。赫尔利在国共两党对谈判的基础条件产生分歧时，一味坚持扶蒋抑共的片面立场，不仅终结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治关系的良好开端，而且使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之间正在进行的军事合作陷入停顿。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完全放弃争取与美国合作的打算，一方面，在批评美国的扶蒋抑共政策时，将批评对象限制在赫尔利身上，而不扩大到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则继续做其他美国人的工作，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白宫的决策。如在1945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几次接见谢伟思的谈话中，都重申了希望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意愿。^[141]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加强盟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间合作的愿望是真诚而热切的，这些努力也密切了中美合作关系，起到了维护反法西斯联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