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与美国官方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曾大力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并在联盟建立后积极开展同美、英、苏等国的交往活动。但在最初的两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一直未能与美国官方建立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自1938年以来，没有一个美国官员曾经去过共产党统治区”，^[100]双方的相互了解与认知自然相当有限。但在抗击日本侵略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非常渴望通过与美国的直接接触获得一部分援华物资，而美国在对国民党的独裁高压统治和消极抗日态度日渐感到不满时，也越来越希望对共产党统治区域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美国都在寻求相互接触的途径。事实上，早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1942年上半年，派遣一个使团去延安的想法开始在美国官方内部盛传。^[101]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在他提交的一份题为“国共形势”的备忘录中，详细介绍了国共统一战线正在出现日渐明显的分裂的情况，要求美国政府充分重视中共军队的积极军事价值。备忘录还介绍了美国部分人士同中共领导人会谈所得悉的一些情况，并针对中共希望美国派遣代表访问共产党统治区的建议指出，有必要对共产党统治区域做大量的实地的调查与研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很难对互相矛盾的报导进行估价，及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102]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也已经在考虑由驻华大使馆派遣一名军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的问题。远东司在2月11日提出的一份关于国共形势的备忘录中再次指出，中国的缺乏统一和国共大量军队的相互对峙在当前形势下将会阻碍中国的战争努力。为阻止中国局势的恶化影响美国的利益，必须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重的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103]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上书美国政府指出：“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新卫星的可能性。”^[104]对于美国的这种想法，一直处在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中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表示欢迎。1943年3月，周恩来在与戴维斯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为了在美国与中共之间建立真正有效的联系，美国政府应该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进行工作。^[105]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电中指出，“现时关于敌人在华北与满洲之情报异常缺乏。为增加此等情报之流通，为考察研究此后作战之策划……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106]对罗斯福的要求，蒋介石虽表示愿意尽量协助进行，但却规定观察团所往地应是“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107]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美军观察团去中共控制区域。但中国内部形势的发展以及国民政府本身对美国在各个方面的依赖，使任何想要完全排除美国介入中国内政的想法都不可能实现。蒋介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为此，罗斯福并不罢休，他在3月、4月两次致电蒋介石重申他的要求。^[108]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109]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对国共关系问题的关切，明确提出了希望派观察员到延安去的要求，虽然一开始蒋介石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华莱士却坚持不懈地努力以求得批准。华莱士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终于允许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110]

美国派遣观察组去延安“构成了美国政府对延安政权的一种准官方承认”，^[111]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起一种准官方联系。观察组分两批各9人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是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包瑞德(David Barett)上校，成员包括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各类人员。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政治顾问的谢伟思也作为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当谢伟思10月奉召回国时，戴维斯来延安逗留一个多月顶替他)。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关于华北日军驻扎及活动的情报，并搜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情况的情报，以估价共产党的作战能力及对战争可能的贡献等。^[112]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观察组来延安前夕，延安于7月4日举行了热烈的美国建国168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指定《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对美国主张美、英、苏、中四大国保持战时和战后团结的外交路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当美军观察组到达之后，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称赞这些美国人与自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并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共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8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美军人员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示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在目前的实施原则是，“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113]这一指示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想要与美国及其他盟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合作的真诚愿望。正是按照这一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美军观察组作了大量的工作。(www.daowen.com)

在观察组到达延安的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向观察组全体成员作了10个报告，分别介绍了7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况、当前华北敌后形势、中共军队的发展与组织及中共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情况。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分别多次接见包瑞德和谢伟思，与他们进行了坦率、诚恳的交谈。谢伟思还单独会见了聂荣臻、林伯渠、刘少奇、博古等人。^[114]概括来说，这些报告和谈话主要涉及中日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与美军的合作以及国共关系问题等。其中在8月23日进行的毛泽东与谢伟思之间的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115]在这次长达六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政府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就美国援华物资问题，毛泽东指出，美国应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在谈到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你们美国人和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一次接触都是愉快的。毛泽东表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116]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向美国传达了多重信息：第一，希望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防止内战；第二，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共产党部队以援助；第三，“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委婉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愿意在战时与美国合作，甚至希望在战后也与美国展开真诚合作的政策倾向，暗示美国应该改变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和战后能发挥的作用。就此而言，这次谈话所传递的信息是极其意味深长的，但很遗憾，当时的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中共中央与之开展了有效的军事合作。1944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指示山东根据地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各开辟一个机场，并说明这一工程必须由首长负责专门指导；批准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范围内设立无线电通讯网。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117]基于这一方针的指导和对日作战的客观需要，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迅速加强了与驻华美军的联系。除了延安美军观察组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各主要地区，基本上都有美军在积极活动。他们在收集日军情报、提供空军作战用的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和营救落难的美国飞行员和审讯日本犯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合作。^[118]据八路军总部的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中共提供美军经过整理的情报书面报告有120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共102人，并为此牺牲军民110余人。^[119]在不断增进了解的基础之上，驻华美军各单位多次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以使之更有效地配合盟军对日作战的计划。其中包括戴维斯提出向连云港附近的中共军队空投武器弹药的计划、美军战略情报小组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和物资以及建立情报网的计划等。史迪威也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他的建议得到罗斯福和美国陆军部的支持。连史迪威的继任人魏德迈也曾命令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与中共军队合作的方案。^[120]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战时外交活动的顶峰，也是中国共产党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进行的第一次官方性质的交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对美外交的成功。观察组在延安期间，中共领导人与之进行的多次坦率的会谈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八路军与驻华美军在搜集情报、营救美军飞行员等方面所进行的“尽善尽美”的合作对于盟国共同的抗日事业来说有着重大的军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