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力支持盟国先德后日战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对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正确性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在实践中通过领导敌后军民积极抗战有效支持了这一战略。早在美英开始酝酿制定大战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受苏联的影响，一度对当时战争性质的判断有误(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但还是准确判断出美英对轴心国的战略重心将首先放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中共中央在1941年4月18日的政治情报中论及国际国内形势时指出：英德决战的“主要战场，首为地中海一带，继则将移至大西洋。……英国现正用全力保护其以苏伊士为重心之地中海利益，而其西之大西洋与东之新加坡，亦处于严重威胁中。美国在援英名义下亦已进入实际的参战。英美之总方针为先对德后对日”^[83]。4月20日，毛泽东在就形势估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谈道：“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84]6月4日周恩来在《论目前形势》中指出：“德意日是要先打垮英国，英美则是先对德后对日，故目前战事重心在大西洋，并非太平洋。……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但是英美政府主观看来，他们不能听任地中海的失败，而且要用全力来转变目前的局势，所以暂时缓和太平洋上的冲突，也是他们政策的当然逻辑。”^[85]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对国际战争形势作了估计，他认为，“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86]周恩来也在12月14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中分析：从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先对付日本和意大利后对付德国的战略，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以挽救的损失。^[87]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美英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上述分析和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充分了解盟国将实施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并对这种战略予以认同。为此，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军民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顶住日军对解放区持续的压力，“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8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怀抱反法西斯阵营必胜的坚定信念，全心全意服从盟国的战略需求，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1942年，敌后战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和区域相继粉碎了日本重兵进攻，拖住了近50％的在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89]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道，打破了日德进行战略配合的企图，挽救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危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后，中国战场所担负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中国仍然要在盟国军事支援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承担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重任，以便盟国能顺利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对此，承受着日军巨大压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一如既往地支持盟国的大战略。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正确性。他说：“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看来，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90]7月2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的纪念宣言中指出，“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91]。在这种战略视野的指导下，处于毫无外援，武器装备奇缺，生存环境恶劣，长期受到日军战略进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军民，始终勇敢地履行着自己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尽的历史责任。这些都反映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战略呼应、敌后战场在中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承受和粉碎日寇战略进攻、正面战场出现战略危机时敌后战场的力挽狂澜等方面。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先打败德国”战略目标得以成功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宽广的战略视野，始终不懈的战争努力，使中国抗日战场有效地支持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

在如何有效地对苏联卫国战争实行战略支持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没有盲目附和苏联的要求，而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作出了灵活的应对。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夹击苏联，日本也在1941年7月间在中国东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使苏联一度非常担心日本与德国进行战略配合，北上进攻苏联，使苏联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之中。因此，苏联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游击战争的方式，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作战，以更有力地牵制日军的北进。1941年6—7月间，斯大林多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抽调军队配合国民政府军队联合行动，防止日军集结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构成对苏联的威胁。^[92]对苏联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严肃慎重的处理。毛泽东指出：“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问题。”^[93]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对策是坚持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稳固抗日根据地，以游击战争拖住和打击日军的方针，从战略上支持苏联。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进一步谈道：“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已在华北占据了四年……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94]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回电说，采取这一行动比较困难，因为中共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会遭到袭击、围剿，而且中共军队武器差，无法同日军进行大会战。^[95]11月至12月，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96](www.daowen.com)

1942年7月，德军发动围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进入异常艰苦的时期。此时，日本虽正忙于太平洋战争，但仍有传闻说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战役期间曾三次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对日发动进攻，牵制日军，缓解苏军的压力。第一次是要求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中共中央在审慎研究后认为，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完全没有可行性，因为敌人有空军，在中共部队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第二次是询问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这一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发电，建议中共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进行大战役，但却可以起到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其后顾之忧的效果。中共认识到，苏联是准备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军进行决战，希望中国共产党能牵制日军，以解除苏联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全力投入对德反攻作战。在明了苏联的战略意图后，毛泽东同意采取行动，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这一部署极富战略远见，它既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牵制日军配合苏联的作战，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做好了准备。^[97]

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盲目接受苏联的要求，放弃游击战和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与日军展开正面的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必将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遭受巨大损失，从而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危害，最终也会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遭受巨大损失。斯大林第三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出兵的电报是在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日军的封锁围剿而逐渐恢复力量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另一方面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反法西斯的战争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牵制日本自然有必要也有能力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要求出兵问题的处理，不仅证明“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98]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和根本利益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苏联的要求不盲从、不附和，而是将自身实际和反法西斯全局利益相结合，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和最务实的回应。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而且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推进和巩固了同盟国间的团结。1943年10月21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步伐一定要一致》，社论引用了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句话：“外交家们一定要学习军人，军人们步伐很和谐，我们也一定要步伐一致。”^[99]社论还指出盟国之间的这种和谐、团结不应只限于战时，还应持续到战后，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显然，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战时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而且对战后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给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