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与美、英、苏等国的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反侵略各国团结合作的有利国际形势，加强对美、英、苏等国的外交，尤其是做好争取美国的工作，拓展中共对外交往的空间，并促进国共关系的改善，推动重庆政府实现民主改革。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官方之间的联系还远未建立。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开展对美外交。1942年5月，中共中央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转交给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并附给居里一封信。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信中并说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半数，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共领导的军队，以更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57]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也频频与美国驻华的军事和外交官员进行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战局和中共的情况，阐明中共的对美政策，表达中共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等。1942年11月下旬，周恩来、林彪在与范宣德(John C.Vincent)和谢伟思(John Service)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唯一的力量。他们强调，美国应当尽量向国民党领导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说明美国希望看到民主在中国的真正进展，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作战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由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的一部分。^[58]在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接触中，中共代表阐述的内容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争取使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美国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实力；争取使美国注意到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政权领导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既符合美国当前对日作战的需要，也符合美国在战后的长远利益，因此美国应利用它的影响力，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政府改变其错误的政策。^[59]中国共产党在维持统一战线和坚决抗战，以及在战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愿望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尤其使美国驻华军政人员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他们初步认识到，美国应利用自己在中国业已形成的影响力，扶植中国内部那些年轻的进步的因素，设法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实现民主政治，而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可能会同这样一种政权合作。^[60]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这种认识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实施联美统一战线政策并与美国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在千方百计发展同美国的交往和联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与苏联保持着紧密联系。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同莫斯科相互间的秘密函电来往从未断绝过。据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从1940年末，中共同莫斯科建立了可靠的空中联络，即无线电联系，中共中央藉由此不断地将中国局势和中共的情况通报给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此外，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也与苏联驻重庆的外交人员、军事顾问保持接触。中共对苏联关系的密切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而且也是希望苏联在中国的内部政局和抗日问题上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是向中国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由于国民政府需要苏联的援助，故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后来虽因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苏联对华援助的减少而逐渐减弱，但由于美苏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和苏联是战时盟国中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这一事实，重庆政府仍不能不考虑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能无视苏联的存在。因此，中共中央仍希望苏联能对中国局势施加积极的影响。^[61]

这一时期，中共同英国的关系也有所加强。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就很重视对英国驻华人员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等南方局人员通过拜访或接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参加在重庆的国际活动、开宴会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影响英国政府，加强中共与英国的关系。^[62]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与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将与他们国家并肩作战。^[63]卡尔还多次邀请周恩来到他家做客。通过双方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卡尔对中共的抗日立场和主张有了较多的了解，卡尔也成了周恩来的好朋友。1942年2月初，周恩来参加卡尔的离任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卡尔把英军缴获的德军军刀一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也将叶挺带到重庆的一把日本军刀赠给卡尔。相反，卡尔却曾拒绝蒋介石为他的离任饯行。^[64]在新的驻华大使薛穆到任后，周恩来又多次拜访薛穆大使，把中共的方针政策及国共斗争的情况向薛穆做了介绍。这就使薛穆不仅熟悉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了解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成就，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及周恩来本人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种友好的交往使薛穆在1942年12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时，特别安排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抗战的情况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所以，英国议会代表团到达重庆后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们只注意与国民政府交往。于是薛穆特别安排了他们与周恩来会谈。通过这次会谈，英国议会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看法。虽然他们认为共产党力量小，在战后的国共斗争中不一定会取胜，但他们相信共产党至少有一个忠实能干的领导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值得重视。1943年6月，薛穆在发给外交大臣艾登的电报中对共产党统治区的土地政策高度评价说：“似乎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经济保证和为群众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优于国民党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他预言，延安以后会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竞争对手。^[65]薛穆还把边区的领导人看做是引人注目的和强有力的人物。薛穆关于共产党政府将会成为国民党政府潜在对手的可能性的论述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例如王炳南、张闻天等人与薛穆也有较多的交往，他们经常到英国驻华使馆去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薛穆夫人文森特女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她与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祖涵有很多交往。薛穆夫人与邓颖超也有来往。邓颖超当时为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之一，经常向薛穆夫人介绍延安的情况，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66]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港九游击队，还积极地发展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67]

除了加强与美、英、苏等国的联系和沟通外，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利用盟国的力量来牵制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国际形势变得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中国不仅获得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盟友，而且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开始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为了鼓励中国抗战，美、英等国还废除了以往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重新签订平等新约。这一切使国民政府尤其是蒋介石个人的威望空前增长。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企图又开始死灰复燃，他们决心利用有利形势，消灭共产党，“统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共中央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和力图改善国共关系，^[68]国民党和蒋介石始终不肯放弃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伺机挑动新的内战。1943年3月，重庆出版了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一方面大肆鼓吹“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另一方面，则猛烈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是“祸国殃民”，^[69]以此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发展，作出了解散国际，由各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的正确决定。国民党顽固派将此视为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力量削弱的表现。他们以此大做文章，在报刊上掀起一阵反共浪潮，宣称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了中共阶级斗争理论的破产，要求中共放弃政权和军队，服从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或与国民党合并，等等。在制造反共舆论的同时，蒋介石还频频调动军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6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第八战区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并调集20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7—8月间，他们进行了多次挑衅。^[70]西北国共对峙地区的形势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国民党逆历史潮流，不顾抗战大局的反动行径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慨。为了击退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71]。在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并决定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7月初，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揭露其内战阴谋，呼吁团结；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尽撤河防主力，削弱抗战，调集军队进攻边区，破坏团结；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呼吁国共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危亡。^[7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共的理论和政策，从各方面抨击了《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思想体系和反共反人民的本质。(www.daowen.com)

为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还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些外交活动。中共中央认为，在欧亚反侵略战场命运相关、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大环境下，美、英、苏等国不会赞成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中共有必要也有可能利用美、苏等国的影响，协助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阴谋。1943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会见了苏联塔斯社驻延安的记者，希望他能将目前国共之间的紧张局势报告苏联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争取他们能够出面干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向外公开传播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特别要通告美、英驻华官员。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政府突然进行新闻封锁，应立即将国共关系恶化的资料通报英美使馆。^[73]

重庆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展开的积极有效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7月7日，在国民党宣传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宣传部长张道藩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74]。8月8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了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公开批评。^[75]文章严厉地谴责国民党内部的绥靖主义者“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袭击，将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暗害，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坐收渔利，但中国政府没有坚定地克服投降派这种旨在破坏民族团结及削弱中国对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动。文章还特别指出，中国抗战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取决于蒋介石及重庆领导人对一切民族力量的真正团结这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的认识。^[76]罗果夫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三次刊载罗果夫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指出罗果夫的文章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注意，是抗战六年来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希望国民党当局正视国内外公正舆论，纠正自己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攻势及其在国际舆论界产生的影响，使苏、美两国政府也对国共危机表示严重关注。7月14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在其新闻参赞的陪同下会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就国共形势交换看法。会谈中，苏联武官指出最近几天内中央军向中共十多处前哨阵地开火，企图迫使共产党接受它的条件，致使目前中国边区的形势“十分紧张”。他说：“从中国与国际间的关系来看，国民政府应该认识到，在目前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苏联武官的看法引起了美国使馆的高度重视，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苏联使馆第一次如此直率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共前途的关心。也因为他们对最近的形势发展的高度重视”^[77]。8月5日，苏联驻兰州的代表(Konstantinoff)在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如果国民党试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鉴于国共斗争的态势，他对两党关系的未来很是悲观，并认为最终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78]8月11日，苏联武官向美国使馆驻华武官德帕斯(Depass)上校表示，苏联政府非常关心国共形势，他很想知道，一旦国共军队之间事实上的敌对爆发，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中国的问题上可能会采取何种态度。^[79]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其驻华人员发来的报告中了解到国共新危机的真实情况。出于对日作战和维护盟国团结的考虑，白宫决定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恶化。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在接到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关于中国面临内战危机的报告后，立即向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将给盟国的地位与努力带来不良的后果。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在8月18日与宋子文的会谈中指出，有“传言”国共之间关系紧张。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一如既往地反对国民党用武力对待共产党。他强调，“就美国国务院来说，我们不能接受在不远的将来国共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我们希望中国像其他地区一样，应避免内部冲突。对此，我们从不隐瞒。”^[80]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在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时也一再表示，中国爆发任何具有内战性质的冲突，都将是重大的不幸。英国方面也对国民党可能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表示担心。

美、苏两国的直接干预，使蒋介石对发动新的反共内战产生了疑虑和顾忌。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重庆政府的官员一方面公开“反驳”中共的宣传和舆论界的指责，否认国民党军队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另一方面则密令国民党各地方党部，暂时停止明显的反共活动。此后，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81]蒋介石的讲话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暂停以武力压迫中共的做法，他们策划了多时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随后，蒋介石又派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愿意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82]由于中共采取了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进行坚决斗争的正确策略，并成功地开展了对美、苏等国的外交，国民党这次新的反共阴谋被迅速粉碎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渡过了重大危机，这就保证了中国战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继续为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

在1944年以前，中共加强对美、英、苏等国的外交，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扩大了敌后战场的影响，而且使美、英、苏等国，特别是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中共的动向，关注国共两党的关系，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人员的反应则更为强烈，纷纷向华盛顿建议，派遣官方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